显然，这里决不是把生产过剩当作“解释的根据”，而只是描述危机和停滞时期的由来。我们来看看索·同志的草案：
　　索·同志说的是同样的东西，因为“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销”也就是生产过剩。索·同志怕用这个没有任何错误的名词，是没有道理的。索·同志说，“这里用生产不足一词”代替“生产过剩”，“也同样可以，甚至更为恰当”（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15页），这种说法也是没有道理的。
　　您就试一试把“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销”说成“生产不足”吧！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洛贝尔图斯主义决不在于使用了“生产过剩”一词（只有这个词才能真实地描绘出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之一），而在于光用工人阶级消费的不足来解释危机。而旧党纲不是根据这一点来解释危机的。它所根据的是“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也就是前一段所指出的“技术进步”以及“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同时，旧党纲还谈到“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竞争”。
　　这里正好说到了积累条件同实现条件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且说得明确得多。这里没有象索·同志错误地认为的那样，“为了通俗”起见而“改变”理论；这里把理论阐述得又明确又通俗。这是一个优点。
　　关于危机，当然可以写几部书，可以对积累的条件作更具体的分析，阐述生产资料的作用，说明体现为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同体现为消费品的不变资本相交换，以及新的发明使不变资本贬值，如此等等。可是索·同志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对党纲的所谓修改只有下列几点：
　　（1）他保留了由指出技术进步等内容的第4段转到关于危机的第5段的结构；但是把“这种状况”几个字删掉了，因而削弱了这两段之间的联系。
　　（2）他补充了一些听起来理论味道十足的关于生产条件同消费条件的冲突、实现条件同积累条件的冲突的词句。这些话虽没有什么不对，但也没有新的见解，因为基本意思前一段正好已经讲了，而且讲得更清楚。
　　（3）他补充了“追求利润”这几个字，可是这写在党纲里是不太合适的，也许这正是“为了通俗”才用的，因为同一个意思已经用“实现条件”、“商品”生产等不同的词句重复过好几次了。
　　（4）他以“萧条”代替“停滞”，是很不恰当的。
　　（5）他在旧条文中加了“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几个字（“在无政府状态下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这一补充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无政府状态”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所用的、受到恩格斯批判的“无计划性”，恰恰不能说明托拉斯的特征。［注：恩格斯批判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所用的“私人生产”和“无计划性”的说法，他写道：“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索·同志得出这样的结论：
　　可是，托拉斯生产商品恰恰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按计算进行的。托拉斯不仅仅是“限制”生产。它们并没有作消除危机的尝试，也不可能作这种“尝试”。索·同志的草案中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应当这样说：虽然托拉斯生产商品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按计算进行的，但是，由于在托拉斯时期还保留着上述资本主义特性，危机仍然无法消除。即使在最繁荣、投机最盛的时期，托拉斯为了“不过分冒险”而限制生产，那至多也只能保存一些最大的企业，危机照样会到来。
　　综合上述有关危机问题的言论，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索·同志的草案并没有把旧党纲改好；相反地，新草案倒有很多不确切的地方。这样修订旧党纲的必要性并没有得到证明。

四

　　在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的问题上，索·同志的草案在理论上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他没有对目前这场战争作出评价。他说，帝国主义时代产生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对的，在党纲上写上这一点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指出目前这场1914—1917年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德国“斯巴达克派”在1915年用德文出版的“提纲”中，提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有民族战争的论断^[125]。这是显然不正确的论断，因为帝国主义加重了民族压迫，所以民族起义和民族战争（试图在起义和战争之间划一条界线，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但非常可能而且简直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根据具体材料对各次战争分别作出绝对准确的评价。用空泛的议论来回避目前这场战争的问题，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机会主义者就有了藏身之处，可以借口说：一般说来，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但是，这场战争不完全是帝国主义战争（例如，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第二，索·同志把“危机和战争”搅在一起，把它们当成一般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最新资本主义的两位一体的旅伴。在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20—21页上，索·同志的草案三次把危机和战争相提并论。问题不仅在于党纲里出现重复不好。问题在于原则性的错误。
　　表现为生产过剩或“商品滞销”（如果索·同志硬要不用“生产过剩”这几个字的话）的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而战争呢，也是奴隶经济制度和农奴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现象。帝国主义战争在奴隶制基础上也发生过（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在中世纪和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发生过。凡是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压迫别的国家或民族，为了分赃、为了“谁该多压榨一些，或多掠夺一些”而厮杀的战争，都不能不叫作帝国主义战争。
　　如果我们说，只有最新的资本主义，只有帝国主义才带来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正确了，因为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即自由竞争阶段，或者说垄断前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主要是民族战争。但是，说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根本没有帝国主义战争，这就不对了，这样就是忘记了“殖民战争”，这种战争也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把危机和战争相提并论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现象，有着不同的历史起源和不同的阶级意义。比如，不能象索·同志在他的草案中那样说：“无论危机或战争反过来又使小生产者更加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于资本……”因为也可能有旨在使雇佣劳动摆脱资本的战争，在雇佣工人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不仅可能有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可能有革命的战争。“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在每一种阶级社会里，在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过作为压迫阶级政治的继续的战争，也有过作为被压迫阶级政治的继续的战争。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能象索·同志那样说：“危机和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逐渐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