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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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p2K品论天涯网

（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p2K品论天涯网

　　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散布一种机会主义的谎话，说什么准备起义以及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布朗基主义”。这是这些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也许是最流行的一种曲解。
　　机会主义的首领伯恩施坦由于诬蔑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早已弄得声名狼藉，现时的机会主义者又叫喊什么布朗基主义，其实他们一点也没有翻新和“丰富”伯恩施坦的贫乏“思想”。
　　马克思主义者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竟有人因此而诬蔑他们是布朗基主义！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样曲解真理更令人气愤的吗？因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正是马克思把这个问题说得最肯定、最准确、最无可争辩，正是他把起义叫作艺术，他说，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必须赢得第一次胜利，并且趁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不停地向敌人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如此等等。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
　　既然这些条件已经具备，那么不愿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
　　为什么应当承认正是在目前这个时机我们党必须承认起义已经被客观事变进程提上日程，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呢？要证明这一点，也许最好使用比较法，把7月3—4日的情形和9月间的情形作一对比。
　　在7月3—4日，可以这样提出问题，而并不违背常理：夺取政权可能更正确些，因为敌人反正会指控我们搞暴动，把我们当作暴动者来惩办。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当时就该夺取政权的结论，因为当时还不具备起义获胜的客观条件。
　　（1）当时作为革命先锋队的阶级还没有跟我们走。
　　当时我们在两个首都的工人和士兵中间还没有获得多数。现在我们已经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多数。这种多数只是经过了7月和8月的事变，经过了“惩办”布尔什维克和科尔尼洛夫叛乱才形成的。
　　（2）当时还没有全民的革命高潮。而现在，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已经有了这种高潮。外省的情形和许多地方苏维埃掌握政权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3）当时在我们的敌人中间以及在三心二意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没有发生关系政治全局的严重动摇。而现在却发生了很厉害的动摇。我们的主要敌人，即协约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因为“协约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脑），开始犹豫了：究竟是战到最后胜利呢，还是实行单独媾和来反对俄国。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人民中显然失去多数之后，也极厉害地动摇起来，放弃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即不再同他们联合执政了。
　　（4）所以说，在7月3—4日举行起义就会犯错误，因为当时我们无论在实力上或者在政治上都不能保持政权。尽管彼得格勒有时也在我们手中，我们在实力上还是不能保持政权，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人和士兵还不会为占领彼得格勒去搏斗，去献身，他们还没有下这样的“狠心”，他们无论对克伦斯基之流或者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都还没有这样切齿痛恨，当时我们的人还没有经受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参与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没有经受过这种锻炼。
　　在7月3—4日的时候，我们在政治上也不能保持政权，因为军队和外省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有可能而且一定会向彼得格勒进攻。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现在阶级的大多数，即能够带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人民先锋队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
　　现在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因为切尔诺夫退出政府虽然远不是唯一的标志，但是是一个极为明显的标志，说明农民从社会革命党人所实行的联盟（以及从社会革命党人本身）是得不到土地的。而这正是革命能否具有全民性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的党所处的地位也对我们有利，当整个帝国主义以及整个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都发生空前动摇的时候，我们的党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走的道路。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胜利的保证，因为人民快要完全绝望了，而我们给全体人民指出了正确的出路，我们“在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日子里”向全体人民显示了我们的领导作用，后来我们又向联盟派提出妥协的建议，而且在他们始终动摇不定的情况下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如果现在以为我们的妥协的建议还没有遭到拒绝，以为民主会议还会接受这个建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妥协是由一个政党向其他政党提出来的，不然就没有可能提出来。其他政党已经拒绝了这个建议。民主会议只不过是一个会议罢了。有一点不能忘记，民主会议里并没有大多数革命人民的代表，并没有满腔愤恨的贫苦农民的代表。它是少数人民的会议，决不能忘记这一明显的真理。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就成了十足的议会迷。因为，即使民主会议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常设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只能在民主会议外面，只能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区内解决。
　　现在我们具备了起义胜利的一切客观前提。我们所处的地位非常有利，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消除一切使人民受折磨的动摇，才能消除世界上这种最折磨人的东西，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立即给农民以土地，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粉碎用单独媾和来反对革命的鬼把戏，才能公开提议迅速缔结更全面、更公正的和约，有利于革命的和约，来粉碎这种鬼把戏。
　　最后，只有我们党在起义中获得胜利，才能拯救彼得格勒。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媾和建议竟遭到拒绝，如果我们连停战都得不到，那时我们就会成为“护国派”，成为各主战政党的首领，成为最“主战的”政党，我们就要以真正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战争。我们将夺取资本家所有的面包和所有的靴子。我们只留给他们一些面包皮，我们要叫他们穿草鞋，我们将把所有的面包和鞋子都送到前线去。
　　那时，我们一定能捍卫住彼得格勒。
　　进行真正的革命战争的资源，无论是物质资源或者精神资源，俄国都还非常丰富。德国人至少会跟我们停战，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而在目前赢得停战，就无异是战胜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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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意识到绝对必须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举行起义来挽救革命，使俄国免遭两个联盟的帝国主义者“单独”瓜分，那么，我们首先应该使我们自己在民主会议上的政治策略适应于日益成熟的起义条件；其次，我们应该证明，我们不是只在口头上接受了马克思的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思想。
　　我们应该立刻在民主会议中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要追求数量，不要怕把动摇分子留在动摇分子的营垒中，他们留在那里要比混在坚决忠诚的战士的营垒里对革命事业更有利。
　　我们应该写一篇布尔什维克的简短的宣言，用最有力的词句着重指出：现在冗长的演说不合时宜，任何“演说”也不合时宜；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挽救革命；绝对必须同资产阶级一刀两断，撤换现政府的全部阁员，同准备“单独”瓜分俄国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完全决裂；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
　　我们的宣言应当以极其简短有力的措词表述上述结论，并且同如下纲领性的要求结合起来：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没收骇人听闻的利润，制裁资本家骇人听闻的破坏生产的行为。
　　这个宣言愈简短愈好，愈有力愈好。在宣言中还必须明确指出极其重要的两点：人民已经吃尽了动摇的苦头，受尽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犹豫不决的折磨；我们必须同这两个政党彻底决裂，因为它们背叛了革命。
　　另一点是：我们要立刻提议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立刻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断绝关系，这样做我们马上就可以赢得停战，或者使整个革命的无产阶级转到保卫国家方面来，使革命民主派在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真正正义的、真正革命的战争。
　　我们宣读了这篇宣言，号召解决问题而不是说空话，号召行动起来而不是写决议案，我们就应当把整个党团都派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里才是我们党团工作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的生命线，那里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的源泉，那里才是民主会议的原动力。
　　在那里，我们应该作慷慨激昂、充满热情的演讲来说明我们的纲领，并且这样提出问题：要么是民主会议全盘接受这个纲领，要么是举行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危在旦夕。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并且把我们的整个党团都集中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么我们就能正确估计开始起义的时机。
　　既然要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么我们就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应当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罗巴甫洛夫卡[88]，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成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也不让敌人向城市各中心地点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的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附近，使它能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通话，如此等等。
　　当然，这都是大概而言的，无非是为了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机要继续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革命，就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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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88]亚历山大剧院是1917年9月全俄民主会议会址，现为列宁格勒普希金模范剧院。
　　彼得罗巴甫洛夫卡，即彼得保罗要塞，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隔涅瓦河与冬宫相望，拥有一个大军火库，是彼得格勒的战略要地。沙皇时代是政治犯监狱。现为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分馆。——[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