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国际
（1916年12月）
这是“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战斗宣传机关刊物”的名称，它从1915年9月1日起用德文在瑞士出版。这个刊物已经出版了6期，我们必须对它作一些说明，并且尽量把它推荐给我们党内一切有机会同国外各社会民主党和青年组织接触的党员，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欧洲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现在都采取了极其卑鄙的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场。德国和法国的党，英国的费边党[133]和“工党”[134]，瑞典、荷兰（特鲁尔斯特拉的党），丹麦以及奥地利的党等等都是这样。在瑞士党内，虽然极端的机会主义者已经分离出去（对工人运动来说这是很幸运的）而组织了非党的“格留特利联盟”，但是许多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和考茨基派的领袖仍然留在社会民主党内，他们对于党的工作有巨大的影响。
在欧洲的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面临着一项巨大、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这就是捍卫革命的国际主义，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已经转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并且占有优势的机会主义。《青年国际》杂志刊载了一些维护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好文章，在整个刊物中都贯串着一种卓越的精神：痛恨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叛徒，殷切希望肃清正在腐蚀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当然，青年机关刊物还缺乏理论上的明确性和坚定性，也许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难免的，因为它毕竟是血气方刚、热情奔放和正在探索途中的青年的机关刊物。但是，我们对这样一些人缺乏理论上的明确性所抱的态度，应当完全不同于我们对我国“组委会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托尔斯泰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整个欧洲的考茨基主义者（“中派”）等人头脑中的糊涂理论和缺乏彻底的革命精神所抱的态度。有些成年人正在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却妄想领导和教训别人，这是一回事。我们必须同这种人作无情的斗争。有些青年组织公开声明，它们还在学习，它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为各社会党培养工作人才，这是另一回事。对这些人应当尽量帮助，要尽可能地耐心对待他们的错误，并且竭力设法主要是用说服而不是用斗争的办法来逐步纠正他们的缺点。有些上了岁数的人或者老年人，往往不善于正确地对待那些不得不通过不同的道路，即通过和他们父辈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接近社会主义的青年。因此，我们应当无条件地支持青年联盟的组织上的独立，这不仅是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这种独立，而且按事情的实质来说也应当如此。如果青年没有充分的独立性，他们既不能把自己锻炼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也不能培养自己去引导社会主义运动前进。
我们主张青年联盟完全独立，但也主张有充分的自由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我们不应当讨好青年。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这个优秀的机关刊物首先犯了下面三个错误：
（1）在裁军（或“废除武装”）的问题上持不正确的立场，对这种立场我们已在前面的一篇专文［注：见本卷第171—181页。——编者注］中进行了批评。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错误完全是由一种善良愿望造成的，这种愿望就是想强调指出努力争取“彻底消灭军国主义”的必要性（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忘记了国内战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
（2）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的差别问题上（正如在一些别的问题上一样，例如关于我们反对“保卫祖国”这个口号的理由问题），Nota-Bene同志的文章（第6期）犯了很大的错误。作者想提供一个“关于一般国家的明确概念”（除了关于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概念之外）。他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言论。除了别的一些结论外，他得出了下面两个结论：
（a）“……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赞成国家，后者反对国家，那就完全错了。其实，差别在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想要组织新的社会生产，集中的生产，即技术上最进步的生产；而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只是意味着倒退到旧技术，旧式企业。”这是不对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有什么不同，但他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必要的问题。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国家态度上的主要差别。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
无政府主义者想“废除”国家，把它“炸毁”（“sprengen”），象Nota-Bene同志在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不过他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社会主义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引得太不完全了——承认在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会“自行消亡”，逐渐“自行停止”。
（b）“社会民主党是或者至少应当是群众的教育者，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目前的战争表明，国家组织的根蒂已经深深地渗入工人的心灵。”Nota-Bene同志就是这样写的。要“着重指出”“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就必须真正“明确地”了解这种态度，但是作者恰恰没有明确的了解。“国家组织的根蒂”一语是十分含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组织”和对国家组织的否定相冲突，而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即以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即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来利用国家反对资产阶级以便推翻这个阶级）相冲突。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打算以后写一篇专文来探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135]
（c）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原则声明”（作为“书记处的草案”载于第6期）中，还有不少不确切的地方，并且根本没有提到主要的东西，就是说，没有把目前在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进行斗争的三个基本派别（社会沙文主义、“中派”、左派）作一鲜明的对比。
再说一遍，对这些错误应当加以反驳和澄清，应当尽量设法同青年组织接触和接近，从多方面来帮助它们，但是要善于对待它们。
| 载于1916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225—229页 |
注释：
[133]指费边社。
费边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其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为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22—327页）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同上，第26卷第278—279页）。——[287]。
[134]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287]。
[135]列宁在写这篇文章的前后，曾于1916年底—1917年初加紧研究国家问题。他研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及其他材料，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摘录和他的批注与结论记在一本蓝皮笔记本里，并加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标题。这个笔记本就是有名的“蓝皮笔记”。当时他计划写一篇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的文章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4辑上发表。看来也就在那时，列宁拟了《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提纲。但是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写成。1917年夏，列宁使用“蓝皮笔记”中收集的材料撰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提纲以及其他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均与《国家与革命》一起收入了《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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