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不晚于19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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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政治自由一直比欧洲其他国家广泛得多。这里的资产阶级比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更习惯于管理并且更善于管理。各阶级间的关系比在其他国家发展得更为充分，而且在许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没有义务兵役制，人民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比较自由，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拒绝参军，因此政府（在英国，政府纯粹是一种给资产阶级办事的委员会）不得不竭尽全力激发“人民的”战争热情。要不是参加工会的少数待遇优厚的熟练工人支持自由派政策即资产阶级政策，从而使无产阶级群众完全陷于组织瓦解和人心涣散的状态，政府要达到上述目的就不得不根本改变法律。加入英国工联的约占全体雇佣工人的235354235371。这些工联的领导人大部分是自由派，马克思老早就把他们叫作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
　　英国的所有这些特点，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更容易看清现代社会沙文主义的本质——因为在专制的和民主的国家里，在军国主义的和没有义务兵役制的国家里，社会沙文主义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另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根据事实来评价对社会沙文主义的调和态度（如表现在赞颂和平口号等等）所起的作用。
　　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无疑是“费边社”。读者如果翻阅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尔格的通信集（有两种俄译本[217]），就会看到恩格斯对这个团体所作的出色的评价，他把悉尼·维伯先生及其一伙看作一帮想腐化工人、想以反革命思想影响工人的资产阶级骗子。可以担保，第二国际中任何一个稍微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领导者都不仅从来没有试图推翻恩格斯的这个评价，甚至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
　　现在，我们暂且不谈理论而来比较一下事实。你们可以看到，在战争期间，费边派的行为（见他们的周刊《新政治家》杂志[218]）和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一模一样。他们都同样地直接间接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同样地把这种辩护和各式各样的关于和平、裁军等等的善良的、人道的、貌似左的词句结合起来。
　　事实一目了然，不管某些人听来是怎样不愉快，从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无可争辩的结论：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当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实际上也就是恩格斯很久以前用来称呼费边派的那种资产阶级代理人。费边派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考茨基之流“承认”马克思主义，这丝毫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改变不了实际的政策，而只是证明某些著作家和政治家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司徒卢威主义罢了。他们的这种伪善并不是他们个人的缺陷，在某些场合他们还可能是最有德行的家长。他们的伪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在客观上是虚假的这一情况造成的，——他们表面上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实际上却是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思想的代理人。
　　费边派要比考茨基一伙人真诚老实一些，因为他们并没有许诺要拥护革命，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如出一辙。
　　英国“历来的”政治自由，它的整个政治生活，特别是它的资产阶级的发达状况，使得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舆论在这个国家中都能够迅速地、容易地、自由地通过各种新的政治组织得到新的反映。“民主监督联合会”（Ｕｎｉｏｎ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就是这些组织中的一个。这个组织的秘书和司库是莫雷尔（Ｅ．Ｄ．Ｍｏｒｅｌ），他现在也是“独立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领袖》的经常撰稿人。此人几年来一直是伯肯黑德（Ｂｉｒｋｅｎｈｅａｄ）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当莫雷尔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出来反对战争的时候，伯肯黑德自由党协会委员会就在1914年10月2日的信中通知他说，今后自由党人不能容许他再当候选人了，就是说他被不客气地从党内开除了。莫雷尔在10月14日回了信，这封信后来被印成了小册子，书名是《战争是怎样爆发的》（《Ｔｈｅ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ｔｈｅｗａｒ》）。在这本小册子里，如同在其他许多文章里一样，莫雷尔揭露了自己的政府，证明所谓战争的起因是比利时的中立遭到破坏，所谓战争的目的是要摧毁普鲁士帝国主义等等完全是谎话。莫雷尔维护“民主监督联合会”的纲领——和平，裁军，各个地区有权通过全民投票方式解决自己的命运问题，对外交政策实行民主监督。
　　从这一切可以看到，作为个人，莫雷尔无疑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真诚地主张民主，因为他从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转向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莫雷尔援引种种事实证明：他的政府声称没有秘密条约（尽管实际上有这种条约）是在对人民进行欺骗；英国资产阶级早在1887年就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比利时的中立在德法战争发生时必然遭到破坏，并坚决反对进行干涉的想法（那时德国还未成为危险的竞争对手！）；象布歇（Ｂｏｕｃｈｅｒ）上校那样的法国军国主义者在战前的许多著作中就完全公开地承认法国和俄国有进攻德国的作战计划；英国著名的军事权威列宾顿上校在1911年就在报刊上承认1905年后俄国军备的加强是对德国的威胁。当莫雷尔证明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非常诚实和勇敢的、不怕同自己的党决裂的资产者。
　　但是任何人也都会立即承认，他毕竟是个资产者，他关于和平与裁军的言论只能是空话，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民主的和平也好，裁军也好，都根本无从谈起。莫雷尔虽然现在在目前这场战争的问题上与自由派意见不一致，在其他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仍然是一个自由派。那么，为什么在德国，当考茨基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来掩饰同样的关于和平与裁军的资产阶级词句的时候，人们却没有把这看作是考茨基的虚伪，而看作是他的功绩呢？这只是因为在德国政治关系发展得不够充分和缺乏政治自由，所以在德国不能象在英国那样迅速而容易地建立一个奉行考茨基的纲领的、资产阶级的和平与裁军同盟。
　　而我们还是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考茨基是站在和平主义的资产者立场上，而不是站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上。
　　目前我们正经历着十分伟大的事变，因此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事实，“不管牵涉什么人”。　
　　不爱抽象理论而以自己的实际主义自豪的英国人，往往比较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治问题，这就有助于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看出在各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下的真实内容。在这方面颇有教益的是《号角报》[219]这家沙文主义报纸的出版社在战前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战争》［注：《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ｗａｒ》．《ＴｈｅＣｌａｒｉｏｎＰｒｅｓｓ》，伦敦东中央区舰队街44号。］一书，这本小册子里面载有美国社会党人厄普顿·辛克莱（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的一篇反战“宣言”，以及早就接受海德门的帝国主义观点的沙文主义者罗伯特·布拉奇福德（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给他的答复。
　　辛克莱是一个好动感情而缺乏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他“直率地”提出问题，他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不安，想从社会主义寻找摆脱战争的出路。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天真幼稚、没有从理论上深入考虑、却极其正确的提防把社会主义庸俗化的警告，也是一个进行革命斗争的号召。
　　布拉奇福德是怎么回答辛克莱的呢？
　　他说，完全正确，战争是由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利益引起的。在努力争取和平、努力让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方面，我并不比任何其他一个社会党人差。但是辛克莱的“华丽辞藻”是不能说服我的，是不能消除事实的。“我的朋友辛克莱，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而德国的危险乃是事实。”无论是我们，还是德国的社会党人，都无力制止战争。辛克莱过于夸大了我们的力量。我们还没有联合起来，我们既没有钱，又没有武器，也“没有纪律”。我们只能帮助英国政府扩大它的海军，因为保障和平的其他办法是没有的，而且是不可能有的。
　　欧洲大陆的沙文主义者，无论在开战前或在开战后，都从来没有说得这样露骨过。在德国盛行的不是直言不讳，而是考茨基式的虚伪和玩弄诡辩术。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因此，看看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的情况是很有教益的。在这里，谁也不会受诡辩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的欺骗。在这里问题是比较直接、比较真实地摆出来的。让我们向“先进的”英国人学习吧。
　　辛克莱提出自己的号召是很天真的，尽管这个号召从根本上说是非常正确的。说他天真，是因为他忽视了半个世纪以来群众性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同派别的斗争，忽视了在客观革命形势和革命组织存在的情况下革命行动发展的条件。这些是不能用“感情”来代替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这两大派别的严酷无情的斗争，是不能用华丽辞藻来回避的。
　　布拉奇福德直言不讳，道出了害怕说实话的考茨基派及其同伙的心声。布拉奇福德说，我们还很软弱，全部问题就在这里。但这种坦白立刻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他的沙文主义。人们立刻就看清了他是在为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效力。他承认社会党“软弱”，用他本身就在通过鼓吹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策来削弱社会主义。
　　同辛克莱一样，他也忽视创造革命形势的条件；但是他又与辛克莱相反，他是懦夫而不是战士，是叛徒而不是“鲁莽的勇士”。
　　而从他的实际结论来看，从他的政策（拒绝采取革命行动，拒绝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来看，布拉奇福德这个庸俗的沙文主义者，是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今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的挡箭牌；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揭穿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盖起来的伪善”，必须勇敢地正视社会主义运动中两个派别的斗争，彻底弄清与这个斗争有关的各种问题。这就是从英国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这些情况向我们表明了事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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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17]列宁说的两种俄译本是：（1）《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列宁作序，1907年圣彼得堡帕·格·达乌盖版；（2）《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等致弗·左尔格等书信集》，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校订并作序，1908年圣彼得堡公益丛书版。——[279]。
　　[218]《新政治家》杂志（《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是英国费边社的刊物（周刊），1913年在伦敦创办，1931年起改称《新政治家和民族》杂志。——[279]。
　　[219]《号角报》（《Ｃｌａｒｉｏｎ》）是英国社会主义报纸，1891—1934年在伦敦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报纸。——[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