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关于民族政策问题（1914年4月6日〔19日〕以后）

关于民族政策问题^[38]ozG品论天涯网

（1914年4月6日〔19日〕以后）ozG品论天涯网

　　我想谈谈我们政府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我国内务部所“主管”的那些问题中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从国家杜马最后一次讨论该部预算的时候起，俄国民族问题就被我们的统治阶级提到日程上来，并且愈来愈尖锐化了。
　　贝利斯案件再一次引起整个文明世界对俄国的注意，它揭露了我国盛行的可耻制度。在俄国连法制的影子也没有。行政当局和警察局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厚颜无耻地迫害犹太人，甚至完全可以包庇和隐瞒罪行。贝利斯案件的结论正是如此，这个案件表明了一秒最密切最隐秘的联系……［注：手稿缺第3页和第4页。——俄文版编者注］
　　现在俄国可以说笼罩着大暴行的气氛，为了表明我这样说并非夸大，不妨引用一下最“可靠的”、最保守的、“可以制造大臣的”作家美舍尔斯基公爵提供的证明。下面是他在他的《公民》杂志[39]上所引用的“一个来自基辅的俄罗斯人”的反映：
……笼罩着俄国的就是这种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谈论或者考虑法律、法制、宪法以及诸如此类天真的自由派主张，那简直是可笑的，更确切些说，令人可笑，更令人感到……严重！
　　我国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觉悟、用点心思的人每天都能感到这种气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勇气透彻地想一想这种大暴行气氛的意义。为什么这种气氛笼罩着我国？为什么这种气氛能够笼罩我国？这完全是因为我国实际上正处于一种遮遮掩掩的国内战争状态。有些人极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有些人想用一块罩单把这种现象遮盖起来。我国的自由派，无论是进步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40]，特别喜欢用几乎完全是“立宪的”理论的破布条来缝制这种罩单。但是我认为，对于人民代表来说，最有害最罪恶的事情莫过于在国家杜马讲坛上散布“令人鼓舞的谎言”了。
　　只要正视现实，只要承认我国正处于遮遮掩掩的国内战争状态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那么政府对待犹太人和其他（请原谅我用“政府的”说法）“异族人”的全部政策就容易理解了，就显得很自然而且不可避免，因为政府不是在管理，而是在战斗。
　　政府选用“纯粹俄罗斯式的”大暴行的手段来作战，那是因为政府再没有其他的手段。任何人都会尽其所能来自卫。普利什凯维奇和他的朋友们只好用“大暴行的”政策来自卫，因为他们再没有其他的政策了。这里没有什么可叹息的，在这里用宪法、法律或者管理制度等用语来支吾搪塞是荒谬的，——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阶级利益，在于这个阶级的困难处境。
　　或者是坚决地而且不只是在口头上“清算”这个阶级，或者是承认俄国整个政策中的“大暴行”气氛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消除的。或者是容忍这种政策，或者是支持人民的、群众的、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反对这种政策的运动。二者必居其一，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在俄国，甚至政府的，也就是显然夸大了的和按照“政府意图”编造的统计，也认为大俄罗斯人只占全国人口的43％。大俄罗斯人还不到俄国人口总数的一半。连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也被我国官方，被斯托雷平“本人”亲口说成“异族人”。这就是说，“异族人”在俄国占人口总数的57％，也就是占人口的大多数，几乎占人口总数的3/5，实际上也许超过3/5。我是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选为国家杜马代表的，那里绝大多数居民是乌克兰人。不许纪念舍甫琴柯这一禁令成了反政府鼓动最好的、绝妙的、千载难逢的和最成功的办法，再也想不出比它更好的鼓动办法了。我认为，我们社会民主党所有从事反政府宣传的优秀鼓动家，从来没有象采用这种办法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反对政府方面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采用这种办法之后，千百万“平民百姓”都变成了自觉的公民，都对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牢狱”[41]这句名言坚信不移了。
　　我国的右派政党和民族主义者现在这么起劲地高呼反对“马泽帕派”[42]，我国著名的鲍勃凌斯基怀着民主主义者的满腔热忱保卫乌克兰人，不让他们受奥地利政府的压迫，——好象鲍勃凌斯基想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似的。但是，如果把向往奥地利、偏爱奥地利政治制度的行为称为“马泽帕主义”，那么鲍勃凌斯基也许还不是最差劲的“马泽帕分子”，因为鲍勃凌斯基为乌克兰人在奥地利受压迫大抱不平，大声疾呼！！请你们想一想，俄国的乌克兰人，就算是我所代表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居民，他们读到或听到了这些会怎么样！如果鲍勃凌斯基“本人”，如果民族主义者鲍勃凌斯基，如果伯爵鲍勃凌斯基，如果地主鲍勃凌斯基，如果工厂主鲍勃凌斯基，如果结交最高贵的名门贵族（几乎是结交了“统治阶层”）的鲍勃凌斯基认为少数异族在奥地利处于不公正和受压迫的境地，——尽管在奥地利既没有任何类似犹太区[43]的可耻界限，也没有刚愎自用的总督们任意放逐犹太人的卑劣行为，也没有在学校中排斥母语的事情，——那么关于俄国的乌克兰人的处境该怎么说呢？？关于俄国的其他“异族人”的处境又该怎么说呢？？
　　难道鲍勃凌斯基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以及右派分子没有发觉他们是在唤醒俄国的“异族人”，即唤醒五分之三的俄国居民，使他们认识到俄国甚至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奥地利还要落后吗？？
　　整个问题就在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统治的俄国，或者更确切些说，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铁蹄下呻吟的俄国的情况是如此独特，以致民族主义者鲍勃凌斯基的演说竟能卓越地阐明和激励社会民主党人的鼓动。
　　努力干吧！努力干吧！工厂主兼地主的鲍勃凌斯基阁下，您大概会帮助我们唤醒、教育、振奋奥地利和俄国的所有乌克兰人吧！！我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听到一些乌克兰人说，他们想给鲍勃凌斯基伯爵写一封致谢信，感谢他成功地进行了有利于乌克兰同俄国分离的宣传。我在听到这些话后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些传单，它一面印着不许纪念舍甫琴柯的禁令，另一面印着鲍勃凌斯基娓娓动听的有利于乌克兰人的演说摘录……我曾经建议把这些传单寄给鲍勃凌斯基、普利什凯维奇和其他的大臣。
　　但是，如果说普利什凯维奇和鲍勃凌斯基是鼓吹把俄国改造成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头等宣传家，那么，我国的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却希望把自己在民族政策的某些主要问题上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一致的看法对居民隐瞒起来。在谈到执行众所周知的民族政策的内务部的预算的时候，如果我不谈一谈立宪民主党所持的同内务部原则一致的看法，那我就是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其实很明显，谁想做——说得温和些——内务部的“反对派”，谁也就应当认清内务部那些来自立宪民主党阵营的思想上的同盟者。
　　据《言语报》[44]的报道，今年3月23—25日在圣彼得堡举行了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倒行的代表会议。
　　《言语报》（第83号）写道：“民族问题讨论得……特别热烈。基辅的代表们（尼·维·涅克拉索夫和亚·米·科柳巴金两人也赞同他们的意见）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对此必须采取比以前更为果断的态度。费·费·科科什金则指出，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十分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
　　《言语报》就是这样报道情况的。尽管这个报道故意写得含含糊糊，好让尽可能少的读者能够看清问题的本质，但是在任何一个细心的肯思考的人看来，问题的本质仍然是很清楚的。同情立宪民主党人和传播他们观点的《基辅思想报》[45]也报道了科科什金的讲话，其中补充了一条理由：“因为这会引起国家的瓦解。”
　　科科什金的讲话的用意无疑就是如此。科科什金的观点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把涅克拉索夫和科柳巴金之流的最畏怯的民主主义也打败了。科科什金的观点也就是维护大俄罗斯人（虽然他们在俄国占少数）的特权、同内务部并肩捍卫这种特权的大俄罗斯自由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科科什金“在理论上”捍卫了内务部的政策，——这就是问题的本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要更加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可别让政治自决“引起国家瓦解”！——这就是科科什金的民族政策的内容，它和内务部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科科什金和立宪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不是小孩子。他们很清楚这样一句格言：“并非人为安息日而生，而是安息日为人而设。”人民不是为国家而生的，国家是为人民而设的。科科什金和立宪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不是小孩子。他们很懂得，在我们这里，国家就是（实际上）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阶级。国家的完整就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阶级的完整。这才是科科什金之流所关心的东西，如果撕下他们政策的外交辞令的外衣而直接看一下他们政策的本质，就会知道这一点。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1905年，挪威不顾用战争相要挟的瑞典地主的激烈反对，终于同瑞典分离了。[46]幸亏瑞典的农奴主没有俄国农奴主那么大的神通，所以战争没有发生。人口只占少数的挪威不是象农奴主和主战派所希望的那样，而是和平地、民主地、文明地同瑞典分离了。结果怎样呢？这种分离使人民受到损失了吗？使文明的利益受到损失了吗？使民主的利益受到损失了吗？使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失了吗？？
　　丝毫没有！无论挪威或者瑞典，都属于比俄国文明得多的国家，——顺便提一句，这正是因为它们能够民主地运用民族“政治自决”的原则。断绝强制的联系也就是加强自愿的经济联系，加强文化联系，加强这两个在语言和其他方面十分接近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的关系。瑞典民族和挪威民族的共同性和亲密关系实际上由于分离而增进了，因为分离也就是断绝强制的联系。
　　我希望从这个例子能够看清楚，科科什金和立宪民主党是完全站在内务部的立场上的，因为他们用“国家的瓦解”来吓唬我们，号召人们“小心地对待”这个十分明确而且在整个国际民主运动中不容争辩的民族“政治自决”的原则。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各种民族主义，主张民主集中制。我们反对分立主义，我们深信，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大国比小国能有效得多地完成促使经济进步的任务，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但是我们珍视的只是自愿的联系，而决不是强制的联系。凡是我们看到存在着民族间的强制的联系的地方，虽然我们决不宣传每个民族一定要分离，但是我们无条件地、坚决地维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的权利，即分离的权利。
　　维护、宣传、承认这种权利，就是维护民族平等，就是不承认强制的联系，就是反对任何民族的任何国家特权，就是培养各民族工人的充分的阶级团结精神。
　　取消强制的、封建的和军事的联系，代之以自愿的联系，才有利于各民族工人的阶级团结。
　　我们最珍视的就是人民自由中的民族平等和为了社会主义……［注：手稿缺第25页和第26页。——俄文版编者注］
　　并维护大俄罗斯人的特权。可是我们说：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各民族完全平等，一切民族的工人应该团结和打成一片。
　　18年以前，即1896年，伦敦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大会[47]通过了一项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只有这项决议为促进真正的“人民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指出了正确的道路，这项决议说：
　　我们也号召俄国各族工人的队伍要团结一致，因为只有这种团结一致才能保证民族平等和人民自由，才有利于社会主义。
　　1905年团结了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反动派则极力煽起民族仇恨。一切民族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首先是和主要是大俄罗斯自由派资产阶级，都争取本民族的特权（例如，波兰代表联盟[48]反对犹太人在波兰享有平等权利），维护民族的隔绝，维护民族的特殊性，这样来帮助我国内务部的政策。
　　以工人阶级为首的真正的民主派举起了各民族完全平等以及各民族工人在其阶级斗争中打成一片的旗帜。我们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反对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即反对以民族划线分割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或者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各个单独组成的民族联盟管理。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承认各地区的自治权，特别是居民的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和专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民主的集中制。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用母语的充分自由，屏弃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一个民主国家不容许在公共事务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部门中，有任何一个民族压迫其他民族，即以多压少的现象。
　　但是从国家手中接过教育事业，再按组成民族联盟的各个民族把教育事业划分开，从民主的观点看来，尤其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是有害的办法，这只会使民族的隔绝加深，而我们应当极力使各民族接近起来。这还会引起沙文主义的增长，而我们应当建立各民族工人最亲密的联盟，使他们协力进行反对各种各样的沙文主义、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殊性、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斗争。各民族工人的教育政策是统一的：使用母语的自由，实行民主的和世俗的教育。
　　最后我再一次向普利什凯维奇、马尔柯夫第二和鲍勃凌斯基表示谢意，感谢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反对俄国整个国家制度的鼓动，感谢他们为人们上了关于俄国必然要变为民主共和国的直观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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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8]《关于民族政策问题》是列宁拟的一篇发言稿，原定由布尔什维克代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会议上宣读。由于1914年4月22日（5月5日）左派代表受到不得参加杜马会议15次的处分（详见本卷第136—138页），这篇发言未能发表。发言稿的手稿没有全部保存下来，文中缺失的地方已在脚注中作了说明。——66。
　　[39]《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66。
　　[40]进步党人是俄国进步党的成员。该党是大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成立于1912年11月，它的核心是由和平革新党人和民主改革党人组成的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进步派”，创建人有纺织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等。该党纲领要点是：制订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指出，进步党人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这个党将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进步党前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氏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67。
　　[41]“各族人民的牢狱”这句话源出于法国作家和旅行家阿道夫·德·居斯蒂纳所著《1839年的俄国》一书。书中说：“这个帝国虽然幅员辽阔，其实却是一座牢狱，牢门的钥匙握在皇帝手中。”——68。
　　[42]马泽帕派是指追随伊·捷·马泽帕（1644—1709年）的哥萨克上层分子。马泽帕是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的盖特曼，主张乌克兰独立和脱离俄国，在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中公开投向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一方。——68。
　　[43]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18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15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69。
　　[44]《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70。
　　[45]《基辅思想报》（《Киев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文学报纸（日报），1906—1918年在基辅出版。1915年以前，该报每周出版插图附刊一份；1917年起出晨刊和晚刊。该报的编辑是A.尼古拉耶夫和И.塔尔诺夫斯基。参加该报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孟什维克，其中有亚·马尔丁诺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70。
　　[46]挪威于1814年被丹麦割让给瑞典，同瑞典结成了瑞挪联盟，由瑞典国王兼挪威国王。1905年7月，挪威政府宣布不承认瑞典国王奥斯卡尔二世为挪威国王，脱离联盟，成为独立王国（参看本卷第253—259页）。——71。
　　[47]指1896年7月29日—8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72。
　　[48]波兰代表联盟是俄国国家杜马中波兰代表的联合组织。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中，这个联合组织的领导核心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党员。波兰代表联盟在杜马策略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支持十月党。——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