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1912年9月2日和9日〔15日和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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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2日和9日〔15日和22日〕）aHH品论天涯网

　　臭名昭著的《路标》文集，在一心想要叛变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人士中间，曾大受欢迎，而在民主派中间，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和足够深刻的评论。
　　这种情况的发生，部分是由于《路标》文集受欢迎的时候正好是民主派的“公开”报刊几乎完全被封闭的时候。
　　现在，舍彼捷夫先生在《俄国思想》杂志[79]（8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改头换面的“路标主义”文章。这对叛徒首领彼·伯·司徒卢威先生主编的路标派刊物来说，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民主派现在来偿还欠“路标派”的债，哪怕只偿还一小部分，也是很自然的。

一

　　舍彼捷夫先生以一封普通的“法国来信”的形式，谈到在巴黎的俄国人。但这个普通形式所包含的，实际上是对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对俄国民主派的十分明确的“议论”。
　　“动荡不安，混乱不堪”！一个人要有多么卑鄙肮脏的心灵，才写得出这样的词句。德国1848年革命的敌人曾经诬蔑1848年是“丧失理智的”一年。这位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从《俄国思想》杂志上所反映的也是同样的思想，或者更确切说，也是同样的愚蠢而卑鄙的惊慌情绪。
　　我们只需举出几个最客观最“简单”的事实来驳斥这个立宪民主党人。这一年，工人的工资空前提高。地租下降。工人（以至仆役）的各种组织形式空前发展。人民、群众、大众、“下等人”贪婪地阅读着几百万册廉价的政治书刊，这种情形在俄国也是空前未有的。
　　涅克拉索夫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所感慨地写道：
　　这位俄国老一辈民主主义者所期望的“时辰”终于来临了。商人不再做燕麦生意，而开始做更能赚钱的买卖——出售民主派的廉价小册子了。民主派的书刊成了集市上的货品。渗透在这些集市新书中的是博得涅克拉索夫和俄罗斯每个正派人敬重的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那些思想……
　　……多么“动荡不安”啊！——自命为有学识，实则卑鄙龌龊、脑满肠肥、自鸣得意的自由派蠢猪，当他赢的看到这些“人民”从集市上买回……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81]的时候，竟这样惊叫起来。
　　老实说，这不过是一封“知识分子的”信，——《路标》文集在新时报派罗扎诺夫和安东尼·沃伦斯基的雷鸣般的掌声中这样宣称。
　　多么可耻的表演啊！——优秀的民粹派中的民主主义者会这样说。多么有教益的表演啊！——我们会这样补充说。这种表演对多愁善感地看待民主派问题的人是多好的清醒剂，它使民主派中一切有生气有力量的东西受到了多好的锻炼，它又是那么无情地屏弃了腐朽的奥勃洛摩夫老爷式的幻想！
　　对自由派感到失望，这对曾经迷恋过自由派的人来说，是很有好处的。谁只要愿意回顾一下俄国自由派早期的历史，他就会从自由派卡维林对待民主派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中看到自由派资产者的立宪民主党对待俄国民主派的群众运动的态度的最准确的原型。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天赋”，或者更确切地说，显示了自己的尾巴。那么现在，俄国民主派难道还不应该显示一下自己的头脑吗？
　　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象舍彼捷夫、司徒卢威、格列杰斯库尔、伊兹哥耶夫等这帮立宪民主党的家伙们，经常抓住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等人的片言只语来大作文章。涅克拉索夫由于个人的软弱，曾经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但他的心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的。也正是由于个人的这种软弱，涅克拉索夫曾经弹出自由派那种阿谀逢迎的调子，但他也因为自己犯下的“罪过”而深深悔恨，并且公开表示忏悔：
　　“不正确的音响”——涅克拉索夫本人对自己所犯的自由派的那种阿谀逢迎的罪过，就是这样说的。而谢德林则无情地嘲笑自由派，用“同流合污”[83]这个说法来痛斥他们。
　　这个说法用到舍彼捷夫、格列杰斯库尔之流以及其他［注：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格列杰斯库尔以及米留可夫之流同“路标派”是有争论的。是的，但即使有争论，他们也还是路标派。参看《真理报》第85号（见本卷第24—25页。——编者注）。］路标派身上，是太过时了！现在，根本不是这些先生同流合污的问题。何止于此！他们已经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采用自己的方法，根据新康德主义[84]和其他一些时髦的“欧洲”理论，亲自创立了自己的“下流污秽”的理论。

二

　　“混乱不堪的1905年”，——舍彼捷夫先生这样写道，“在杂乱无章和毫无秩序的局势中一切都被搅得乱七八糟，乱作一团了”。
　　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只作几点理论上的批驳。我们认为，评价历史事件的依据，应当是群众和各阶级的整个运动，而不是个别人和小集团的情绪。
　　俄国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农民和工人。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些居民的“杂乱无章和毫无秩序”呢？完全相反，客观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正因为在大多数居民中进行了一次空前广泛、卓有成效的分化调整，才永远结束了“杂乱无章和毫无秩序”的局面。
　　在此以前，在“平民”中，受宗法制压抑的人和民主派分子确曾“在杂乱无章的局势中”“被搅得乱七八糟、乱作一团”。祖巴托夫政策和“加邦请愿”[85]这些客观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1905年彻底结束了这种“毫无秩序”的局面。在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能够这样明明白白地，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使长期停滞和长期存在农奴制残余而弄得一团混乱的关系得到澄清。没有一个时期，能够这样分明、这样“有条理地”使各阶级划清界限，使大多数居民的地位得到确定，使“知识分子”的理论和纲领在千百万人的行动中受到检验。
　　这些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究竟怎样会在《俄国思想》杂志有学识的自由派作家的脑子里，遭到这样歪曲的呢？问题十分简单：这位路标派分子要把自己的主观情绪强加到全体人民头上。他本人以及他的整个集团——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时完全陷入了“毫无秩序”和“混乱不堪”的境地。自由派把自己由于这种毫无秩序以及群众揭发自由派的一切劣根性而自然产生的不满归咎于群众，真可谓嫁祸于人。
　　自由派在1905年6月的处境，难道实际上不就是毫无秩序的吗？在8月6日以后，当他们呼吁人民参加布里根杜马，而人民实际上没有理睬杜马，并且越过杜马前进的时候；在1905年10月，当自由派不得不“跟着跑”，并宣称罢工“光荣”（虽然他们昨天还在反对罢工）的时候；在1905年11月，当司徒卢威拜访维特这个十分鲜明的事实把自由派的一副软弱无能的可怜相暴露出来的时候，——在这些时候，自由派的处境难道实际上不就是毫无秩序的吗？
　　如果路标派分子舍彼捷夫愿意读一读路标派分子伊兹哥耶夫议论斯托雷平的书，他就会看到，伊兹哥耶夫也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86]里的“左右为难”的地位就是“毫无秩序”的。而自由派的这种“毫无秩序”和软弱无能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无论是在上层——资产阶级那里，或是在下层——农民那里，都得不到群众性的支持。
　　舍彼捷夫先生以下面这段高见结束了他对俄国革命史的议论：
　　如果说对作者前面的那些议论，我们还可以作一些理论上的评述的话，那么，现在连这种可能也没有了。我们只能把这段高论牢牢地高高地钉到柱子上去，使它传之久远……
　　不过，我们还可以问一下读者：十月党的《莫斯科呼声报》以及搞民族主义的犹杜什卡[87]的《新时报》引证舍彼捷夫的高见，并且高兴得喘不过气来，这奇怪吗？事实上，“立宪民主党”的杂志所作的“历史”评价，同这两种报纸所作的评价，又有什么区别呢？

三

　　舍彼捷夫先生的这封信大部分篇幅是描述侨民生活的。类似的特写只有到卡特柯夫时期的《俄罗斯通报》杂志[88]里去发掘，从那里可以找到描写高尚的贵族代表、心满意足的善良农夫、贪得无厌的恶棍、坏蛋以及革命怪物等等的小说。
　　俄国刚一出现大众化民主书刊，仇恨民主的庸人就只看到一片“动荡不安”，舍彼捷夫先生正是用这样的庸人的眼光来观察（如果观察了的话）巴黎的。
　　谁都知道，每个人在国外看到的是他想看到的东西。或者说，每个人在新的环境中看到的是自己本身。黑帮分子在国外看到的是最好的地主、将军和外交官。密探在那里看到的是最高尚的警官。俄国的这位自由派叛徒在巴黎看到的是心地善良的女看门人和“能干的”［注：舍彼捷夫先生的文章第139页（1912年《俄国思想》杂志第8期）。］店铺掌柜，他们教导俄国革命家说，他们的“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情感已经把个人要求过分压抑下去，并且往往使我们全国的普遍进步和文化发展受到损失”［注：同上，第153页。］。
　　一个奴仆最感兴趣的自然莫过于奴仆房里的是非和争吵。在巴黎的讲演会上和巴黎的俄文报刊上所探讨的各种思想问题，店铺掌柜或看门奴仆当然不会去注意。他们怎么会看到这种报刊早在1908年就提出了诸如六三制度的社会实质、民主运动中的新流派的阶级根源等等问题［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47—259页。——编者注。］呢？这些问题在很久以后，经过删削窜改才在强化警卫“所保护的”报刊上出现（且已面目全非）。
　　一个店铺掌柜或奴仆，不管他穿上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服装，只要是有这种心理的人，都不可能发现和理解这些问题：即使这个奴仆自称是自由派杂志的“政论家”，这位“政论家”也会以沉默的态度回避这些除了巴黎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公开明确提出的重大思想问题。不过，这位“政论家”倒是会把人们从奴仆房里得知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你的。
　　这位高尚的立宪民主党人会在最高尚的司徒卢威先生所办的杂志上告诉你说：从“一个在巴黎很有名望的女革命家的房间”里，“在并非没有警察的协助下”，撵走了一个不幸的侨民妓女；在一次慈善募捐舞会上，“失业者”又胡闹起来；一个抄写员在舍彼捷夫先生熟悉的一幢房子里，“预支了一大笔钱，以后就玩忽职守了”；侨民“都是12时起床，夜里2—3时才上床，整天都是接待客人，吵吵嚷嚷，争论不休，乌七八糟”。
　　所有这些情况，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先生的奴仆杂志，会给你讲得详详细细，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头头是道——讲得决不比《新时报》的缅施科夫和罗扎诺夫逊色分毫。
　　读者，请你研究一下这些议论，考虑一下普通奴仆和奴仆政论家有什么不同。普通奴仆——当然是指大多数，那些已经有了阶级观点并正在设法摆脱奴仆地位的觉悟分子除外——是幼稚的，缺乏教养的，往往是文盲，不开化；他幼稚地热中于唠叨他最容易接受、最容易理解和最合心意的东西，那是情有可原的。奴仆政论家却是“有学识的”人，是出入华厅雅座的人物。他知道，刑事敲诈分子在侨民中是为数极少的（几千个侨民中才有“一二十个”）。他甚至知道，这些敲诈分子“可能是”受了“老手的指使”，受了俄罗斯人民同盟[89]的茶社派来的老手的指使。
　　奴仆政论家是知道这一切的，于是，他就“以有学识的姿态”行动起来。你看，他是很会消痕灭迹，装正经的！他不是卖身投靠的黑帮文痞，绝对不是。他甚至“自己”指出，可能有人在指使一二十个敲诈分子，但同时，他一味讲述的却正是这些敲诈分子的事，一些吵架以及抄写员的玩忽职守一类事情！
　　《俄国思想》杂志的“著作家们”并没有枉受新时报派的教育。新时报派分子苏沃林吹嘘说，他从来没有领过津贴，——他只是“自己会”说得中听。
　　《俄国思想》杂志没有领取津贴——老天在上！它只是“自己会”说得新时报派和古契柯夫式的“好汉们”中听。

四

　　是的，侨民是有很多苦衷的。在灾难深重和沉寂的年代，正是在他们中间，而且只是在他们中间，提出了整个俄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他们比其他人更艰苦，更贫困。在他们中间，自杀的比重特别大，神经完全错乱的人的比重真是大得惊人。受尽折磨的人不这样又会怎么样呢？
　　不同的人侨居以后，兴趣会各不相同。有些人感兴趣的是公开提出一些最重要的原则性的政治问题，有些人感兴趣的是议论舞会上的丑闻，议论不好好工作的抄写员，议论女看门人和店铺掌柜如何不满意侨民的生活方式……各有所好。
　　可是，如果你能尝尝使人痛苦、厌倦、神经失常的侨民生活的味道，再来考虑一下舍彼捷夫、司徒卢威、戈洛文、伊兹哥耶夫之流先生们的生活，你就不禁会说：我们没有加入这个“正人君子”的社会——如果有人加入这个社会，他们是会双手欢迎的——该是多么幸运啊！
　　在这个“正人君子的社会”里，大概是不会有什么丑闻的。妓女不会差点闯进这些先生的房间，成为他们的同道。不会的，她们总是呆在别的房间里。
　　失业者是不会到这些人士的舞会上去胡闹的。他们的舞会，秩序井然。他们那里界限分明：妓女们（失业者中的）在一个房间，舞会在另一个房间。即使他们雇用抄写员，也绝不会闹出让抄写员预支一笔钱，或者还敢玩忽职守这种荒唐事来的。
　　他们决不会为钱闹起来。他们身边没有人挨饿，受折磨，神经失常，打算自杀。既然“百万资本”今天同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科学界人士”，明天同杜马代表戈洛文先生之流，后天又同杜马代表兼辩护师马克拉柯夫先生之流“握手言欢”，[90]那么这里还会有什么丑闻呢？？
　　这里一切都高尚极了。即使是司徒卢威、格列杰斯库尔、舍彼捷夫之流先生们的反民主的作品，使里亚布申斯基等人感到满意，那有什么不好呢？要知道，司徒卢威并没有领取津贴，他是“自己”会说得中听的！谁也不能说《俄国思想》杂志是里亚布申斯基之流先生们的姘头。谁也不会想到要把里亚布申斯基之流先生们从某些“政论家”那里得到的满足，比作从前地主叫农奴女儿给他捏脚所得到的满足。
　　事实上，即使司徒卢威先生或是格列杰斯库尔、舍彼捷夫等先生在文章和言论中反映了自己的信念，而这些文章和言论又确乎给俄国仇恨革命的商人和地主捏了脚，那又有什么不对呢？
　　即使是前任杜马代表戈洛文先生为自己弄到了有利可图的租让企业，那又算什么丑闻呢？他是已经卸去了代表的头衔的啊！！就是说，在他当代表的时候，租让企业还不存在，还刚在筹划。当他弄到租让企业以后，就不当杜马代表了。这事情很干净，这不是很明显吗？
　　只有诽谤分子才会对马克拉柯夫指指点点，这不是很明显吗？要知道，他为塔吉耶夫辩护，正象他自己在《言语报》上的信中宣称的那样，是“出于自己的信念”！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巴黎的女看门人，任何一个巴黎的店铺掌柜，都不会从这些可敬的立宪民主党人士的生活方式和行动中，发现什么而且根本不会发现什么不体面、不象话的丑闻来的。

五

　　舍彼捷夫先生的一段总的原则性的议论，值得全文照录：
　　这就是对格列杰斯库尔先生的政治性和纲领性声明的注解，——《言语报》曾未加任何保留意见地刊登过格列杰斯库尔先生的声明，而当《言语报》想要将其忘掉的时候，《真理报》（第85号）还曾提醒人们注意过。
　　这就是《路标》文集的续编和复述。通过这段议论，人们可以而且应该更加深信：“路标派”只是表面上向“知识分子”开火，而实际上是向民主派开火，是完全背叛民主派的。
　　现在，在选举期间，当立宪民主党人竭力玩弄民主，企图掩盖和抹杀一切真正重大的、根本原则性的政治问题时，应当特别地强调指出《路标》文集、格列杰斯库尔和《言语报》的这种一致。民主派的一个迫切的实际任务，就是要在选举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就是要向尽量广泛的群众说明舍彼捷夫之流先生们以及所有路标派分子的言论的含义和作用，就是要在《言语报》和米留可夫之流企图推脱自己对《俄国思想》杂志应负的责任（尽管在上面发表文章的是立宪民主党党员）的时候，揭穿他们的伪善面目。
　　格列杰斯库尔和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同路标派分子进行“争辩”、“论战”，不过是为了转移视线，不过是把整个立宪民主党同“路标派”在原则上的完全一致掩盖起来的花招。实际上，怎么能够同前面引文里的基本论点进行“争辩”呢？怎么能够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留在一个党内，而对这种坚决背弃一切民主派的基本原则的宣传不负任何责任呢？
　　那些愿意象《路标》文集一样，用那套把“个人主义”同“利他主义”等等对立起来的说法提出问题的人，把问题弄模糊了。这些说法的政治含义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要转到反对民主派的方面去，转到反革命的自由派方面去。
　　应该了解，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应该由此作出必要的政治结论，划清民主派和自由派的界限。不懂得这些道理，不向大多数居民广泛宣传这些道理，就根本不能真正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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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79]《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90]。
　　[80]这几句诗出自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叙事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第1部第2章《集市》。诗中的布吕歇尔是指参加过滑铁卢大战的普鲁士元帅格布哈德·莱贝雷希特·布吕歇尔。——[91]。
　　[81]维·格·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是1847年7月写的，长期秘密流传，1855年由亚·伊·赫尔岑第一次发表在《北极星》杂志上。这封信提出了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纲领，同时也是别林斯基一生革命文学活动的总结，在当时俄国进步知识界影响很大。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也谈到了路标派对别林斯基这封信的意义的曲解（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69—170页）。——[92]。
　　[82]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这些诗句出自他的《给寄给我〈不可能〉一诗的一位不认识的朋友》。
　　1866年发生了莫斯科大学学生德·弗·卡拉科佐夫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沙皇政府于是对进步人士和进步报刊加紧迫害。涅克拉索夫为了保全他任主编的《同时代人》杂志免遭封闭，违心地写了一些对反动派阿谀逢迎的诗，这引起了进步思想界的惶惑和责难。有一位读者写了一首题为《不可能》的诗寄给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在悔恨交加的心情下，于1867年写下了这首诗来回答那位不认识的朋友。——[93]。
　　[83]引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故事《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唱着“任何社会都必须以自由、保障和独立三要素作为基础”的高调，却没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他“始而请求长官‘尽可能地’实行改良，继而央求‘哪怕一点儿也行’，最后则采取了永远不变的‘同流合污’的立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26页）。——[93]。
　　[84]新康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德国，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9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93]。
　　[85]祖巴托夫政策是20世纪初沙皇政府在工人问题上采取的一种政策，因其倡议者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宪兵上校谢·瓦·祖巴托夫得名。祖巴托夫政策是在俄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亲政府的合法工人组织，以诱使工人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祖巴托夫分子力图把工人运动引入纯粹经济要求的轨道，并向工人灌输政府准备满足这些要求的想法。祖巴托夫在制定和实行这一政策时利用了伯恩施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
　　1901年5月，保安处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祖巴托夫组织——机械工人互助协会。同年夏季，祖巴托夫代理人（原为崩得成员）在明斯克和维尔诺建立了犹太独立工党。在1901—1903年间，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彼尔姆、敖德萨等地都建立了祖巴托夫组织。这些组织开会讨论过必须争取提高工人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等问题，甚至还提出过让工人购买企业的建议，革命报刊因此称祖巴托夫政策为“警察社会主义”。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揭露祖巴托夫政策的反动性，同时也利用合法工人组织来吸引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祖巴托夫组织发起的多次罢工都转变成了反政府的政治行动。1903年爆发的南俄总罢工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沙皇政府于是屏弃了祖巴托夫建议的同革命运动斗争的方法。而祖巴托夫政策也为工厂主所反对。1903年夏，祖巴托夫组织被全部撤销。
　　加邦请愿是指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彼得堡工人于1905年1月9日（22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一事。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94]。
　　[86]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立法草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解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颁布了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能在国家杜马中占绝对多数的新选举法。这一政变标志着俄国历史上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95]。
　　[87]犹杜什卡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彼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口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95]。
　　[88]《俄罗斯通报》杂志（《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文学和政治刊物，1856年由米·尼·卡特柯夫在莫斯科创办，起初为双月刊，1861年起改为月刊。该杂志初期持温和自由派立场，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1862年起变成了反动势力的喉舌。它的文学栏登载过一些长篇小说，把当时的革命青年描写成杀人凶手、盗贼、纵火犯、疯子和恶棍，而与之相映衬的则是贵族阶层和宗法制生活中的“正面”的英雄。1887年卡特柯夫死后，该杂志曾迁到彼得堡出版，1906年停刊。——[96]。
　　[89]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占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杜马代表示·雅·赫尔岑施坦和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98]。
　　[90]说的是下面几件事：
　　1908年11月和12月，大工业家尤·彼·古容、格·亚·克列斯托夫尼科夫等曾同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彼·伯·司徒卢威、亚·阿·曼努伊洛夫、亚·亚·基泽韦捷尔等人一起在莫斯科举行讨论“当前问题”的秘密会议。
　　1910年10月，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费·亚·戈洛文声明辞去自己的代表职务，过了不久就积极参加了铁路的承租。
　　1912年3月，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律师瓦·阿·马克拉柯夫不顾自己的代表身分，担任了塔吉耶夫案件的辩护人。加·泽·阿·塔吉耶夫是巴库大石油工业家，因被控折磨本公司一名职员而受审。——[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