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届杜马五年来的各政党（1912年3月4日〔17日〕）

第三届杜马五年来的各政党pGQ品论天涯网

（1912年3月4日〔17日〕）pGQ品论天涯网

一

　　《1912年〈言语报〉〈年鉴〉》这部自由派的小政治百科全书登载了米留可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五年来国家杜马中的各政党》。这篇出自公认的自由派领袖和杰出的历史学家之手的文章非常值得注意，因为这篇文章是专门谈主要的所谓竞选问题的。各政党活动的政治总结、它们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力量对比的科学结论、当前选举运动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米留可夫先生的笔下，尽管他力求只是简单地叙述一下杜马的“表面历史”事实，可是他既然选上了这个题目，就不能不谈到所有这一切。
　　这样，就呈现出一幅有趣的图画，这幅图画所表现的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题材：俄国的政治生活在自由派眼中是如何反映的。
　　米留可夫先生写道：“在第一届杜马中在数量上占优势，而在第二届杜马中在道义上占优势的人民自由党，在第三届杜马中只有56—53名代表。它从起领导作用的多数地位转到了反对派的地位，然而在反对派的行列中，它无论在自己的人数或者在自己成员的质量上以及在发言和投票时严格遵守党团纪律上，都还保持着优势。”
　　一个政党领袖在谈论各政党的文章中说自己的党在“党的成员的质量”上占“优势”。这倒不坏。不过吹嘘也可以吹得含蓄些……说立宪民主党人在严格遵守党团纪律上占优势，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大家都还记得，例如独树一帜、脱离立宪民主党党团向右转的马克拉柯夫先生的许多次讲话。米留可夫先生讲话很不谨慎：吹嘘自己党的“质量”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这种估计完全是主观的，可是吹嘘党的纪律，马上就会被事实所推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立宪民主党的右翼，无论在杜马中（以马克拉柯夫为代表）还是在报刊上（以《俄国思想》杂志的司徒卢威先生之流为代表），都是各行其是，他们不仅破坏了立宪民主党的严格的纪律，甚至破坏了它的一切纪律。
　　米留可夫先生继续写道：“立场比人民自由党党团左的只有14个劳动派和15个社会民主党人。劳动团只保留了它在前两届杜马中所起的那种作用的一点影子。组织得稍好一些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有时特地发表一些激烈揭露‘阶级矛盾’的言论，但实际上它除了实行‘资产阶级’反对派所实行过的策略以外，未能实行任何其他策略。”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长达20页的文章里谈到比立宪民主党左的党派的，就是这一点，确实就是这一点。但是这篇本来要论述国家杜马中的各政党的文章，却极其详细地研究了地主内部的一切最细微的变动，那里的各式各样的“温和的右派的”或“右派十月党人的党团”，研究了这些党团的各个步骤。为什么要抹杀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呢？——象米留可夫先生这样描写他们，分明就是抹杀他们。
　　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因为米留可夫先生特别不喜欢这些政党，甚至简单地确认有关这些政党的人所共知的事实，也是违背自由派的利益的。事实上米留可夫先生非常清楚，怎样打乱了复选人的成分才使劳动派在杜马中成为“过去那种作用的一点影子”的。克雷让诺夫斯基先生和1907年六三政变的其他英雄们打乱了复选人的成分，从而破坏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但是，难道这能证明可以无视甚至歪曲那些论述在地主杜马中席位很少的政党的作用的材料吗？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席位非常非常少，但是5年来他们所起的作用却很大，因为他们代表了千百万农民。地主的利益要求削减的正是农民的代表席位。试问，是谁的利益迫使自由派撇开劳动派的呢？？
　　或者再来看看米留可夫先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气势汹汹的攻击。难道他不知道，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不同于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不仅在于无产阶级反对派立场不同于资产阶级反对派立场，而且还在于民主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吗？当然，这一点米留可夫先生非常清楚，也许他还能用欧洲各国现代历史中的例子来说明民主派和自由派有什么不同。全部问题在于，一谈到俄国的事情，俄国的自由派就不愿意看到自己同俄国的民主派有什么不同了。在俄国读者面前，把自己装扮成整个“民主反对派”的代表，对俄国自由派是有利的。但是，实际情况同这种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实行的完全是另一种策略，既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更不同于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反对派。假如米留可夫先生想向读者提出任何具体的政治问题，那么可以保证，他是找不到任何一个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实行原则上不同的另一种策略的问题的。米留可夫先生在谈第三届杜马中的各政党这个题目的时候，歪曲了主要的和根本的东西：三个主要的政党集团实行三种不同的策略，这三个集团就是政府党（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古契柯夫）、自由派政党（立宪民主党、民族党人和进步派）、民主派政党（劳动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工人民主派）。对前两类，米留可夫先生是很清楚的，他清晰地看到普利什凯维奇和古契柯夫同所有自由派相类似的本质。但是他看不到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区别，因为他不愿意看到。

二

　　在各政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上，也重复了同样的情况。向右看的时候，米留可夫先生看到并且揭示了这一基础，向左看的时候，他马上就变成了瞎子。他写道：“六三法令本身就是按联合起来的贵族的旨意拟订的。杜马多数的右翼担负起保卫贵族利益的责任。这个多数的左翼同时还要保卫城市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话难道不是很有教益吗？当立宪民主党人向右看的时候，他着重指出“阶级矛盾”的界限：哪里是贵族，哪里是大资产者。自由派的眼光一转向左方，“阶级矛盾”这几个字马上被打上了讽刺性的引号。阶级区别消失了：自由派就以整个“民主反对派”的身分出现，既代表农民，又代表工人，又代表城市民主派！
　　不，先生们，这不是科学的历史，这不是严肃的政治，这是政客手腕和自我吹嘘。
　　自由派既不能代表农民，也不能代表工人，它只能代表一部分资产阶级，即城市资产阶级和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等等。
　　第三届杜马历史上的一些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以致米留可夫先生也不能不承认十月党人同自由派时常联合投票，不仅投反对票（反对政府），而且对某些积极措施投赞成票。这些事实再加上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历史（它们在1904—1905年，在10月17日以前是合併在一起的）向任何一个多少重视历史现实的人证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是一个阶级的两翼，是摇摆于政府和地主同民主派（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资产阶级中派的两翼。从“第三届杜马中的各政党”的历史中作出的这个基本结论，米留可夫先生之所以看不到，纯粹是因为看到这个结论对他不利。
　　第三届杜马从新的方面，在新的环境中，证实了俄国政治力量和俄国政党的基本划分是正确的，这种划分在19世纪中叶就十分明确地形成了，在1861—1904年更加定形了，在1905—1907年又出现在公开的群众斗争舞台上并且固定了下来，到1908—1912年还是没有改变。为什么这种划分到现在还依然有效呢？这是因为俄国历史发展中的那些客观任务，那些作为所有国家——从1789年的法国到1911年的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在这个基础上，“官僚”和地主必然会顽强抵抗，而资产阶级必然会摇摆不定，因为资产阶级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但又害怕一般民主派特别是工人利用这些改革。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第三届杜马的十月党人，也就是说，当这些政党是“起领导作用的”多数的时候，它们在杜马政策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恐惧心理。立宪民主党人虽然同十月党人进行斗争，但他们是站在和十月党人同样的原则立场上的，他们同十月党人是竞争多于斗争。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瓜分政权中的席位，好同地主坐在一起，这就产生了当权者同立宪民主党人这个最近的竞争者的冲突的表面尖锐化。
　　米留可夫先生无视民主派同自由派的区别，同时又异常详细地，可以说是兴致勃勃地研究地主内部的变动：右派、温和的右派、一般的民族党人、独立的民族党人、右派十月党人、普通的十月党人、左派十月党人。这些划分和在这些范围内的变动没有丝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最多不过是在行政方面把某个特韦尔多昂托换成某个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116]，人员有所变动，某些团体或派别取得胜利。在这里，政治路线方面一切比较重要的东西，都是完全一样的。
　　米留可夫先生反复地说，所有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也不知疲倦地反复地说：“将要进行斗争的〈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是两个阵营。”不对，先生们。正在进行斗争的和将要进行斗争的是三个主要的阵营：政府阵营、自由派阵营和作为整个民主派中心的工人民主派。分成两个阵营是自由派政策的诡计，遗憾的是，这个诡计有时还会把工人阶级的某些拥护者弄得糊里糊涂。工人阶级只有懂得分成三个主要阵营的必然性，才能真正实行自己的而不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利用第一个阵营和第二个阵营的冲突，但是一分钟也不受自由派的所谓民主主义的漂亮话的蒙蔽。不仅自己不受蒙蔽，还要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支柱农民也不受蒙蔽，这就是工人的任务。这也是从第三届杜马各政党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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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6]特韦尔多昂托和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都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笔下的人物。前者是特写集《在国外》里的一个出国游历的俄国官吏，他文化水平不高，头脑糊涂，却经常谈论所谓“治国之道”，“驭民之术”。后者是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愚人城市长，他是一个野蛮无知、专横凶残的恶棍，一个阴森可怕、毫无理性的白痴。“把某个特韦尔多昂托换成某个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意思是换汤不换药。——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