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九卷——政论家札记（1910年3月6日和5月25日〔3月19日和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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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3月6日和5月25日〔3月19日和6月7日〕）21r品论天涯网

一
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纲领》

　　“前进”集团不久前在巴黎出版了一本题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群布尔什维克拟订的纲领》的小册子。这一群布尔什维克就是去年春天《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指出正在建立新派别的那些布尔什维克。现在，这个“由15个党员——7个工人和8个知识分子组成”的一群人（这是它告诉我们的），企图对自己的特殊“纲领”作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正面说明。这个纲领的文字显然经过集体精心的仔细推敲，消除了所有不通顺的字句，去掉了尖锐的措辞，强调的与其说是这一群人同党的分歧，不如说是他们同党一致的地方。因此，这个正式阐述一个流派的观点的新纲领，对于我们就更有价值了。
　　这一群布尔什维克首先叙述它“对我国现时的历史形势的理解”（第1节第3—13页），然后又叙述它“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第2节第13—17页）。但是它对这两者的理解都很差。
　　就拿第一个问题来说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党的观点）已经在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中阐明了。新纲领的起草人是否同意这个决议所表明的观点呢？如果说同意，那他们为什么不直说呢？如果说同意，那为什么要起草一个特殊的纲领，要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特殊“理解”呢？如果说不同意，那为什么又不讲清楚新集团到底在哪方面反对党的观点呢？
　　原来问题在于这个新集团连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决议的意义。新集团不自觉地（或半不自觉地）倾向于同该决议不调和的召回派的观点。新集团在它的小册子里作了通俗的阐述，但涉及的不是该决议的全部论点，而只是它的一部分，对该决议的另一部分却不理解（也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部分的意义）。决议说，曾经引起了1905年革命的那些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新的革命危机正在成熟（第6条）。斗争的目的仍然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共和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应当起“领导”作用并且要努力“夺取政权”（第5条和第1项）。世界市场情况和世界政治情况使“国际局势日益革命化”（第7条）。对这些论点，新纲领都作了通俗的阐述，就这一点来说，它同布尔什维克，同党，是完全一致的，就这一点来说，它表达了正确的观点，作了有益的工作。
　　可是，不幸的是，必须对“就这一点来说”这几个字加以强调。不幸的是，新集团对该决议的另一些论点并不理解，不理解这些论点同其他论点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不理解这些论点同对召回主义持不调和的态度之间的联系，而这种不调和的态度正是布尔什维克所具有而为新派别所缺少的。
　　新纲领的起草人说，革命再度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革命再度应该推翻专制制度，而且一定能推翻专制制度。说得对。但是现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知道和记住的不仅这一点。他应当很懂得：这个革命正以新的方式到来，我们应当以新的方式去迎接它（应当不同于过去，不仅是象过去那样，不仅是采用过去的斗争工具和斗争手段），同时，现在专制制度本身也不是过去的专制制度了。这就是召回主义的辩护人不愿看到的东西！他们顽固地坚持片面的观点，因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也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识这样做，都是为机会主义者和取消派效劳，都是以一种片面性来支持另一种片面性。
　　专制制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在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第三届杜马是专制制度同一定阶级的联盟。第三届杜马不是什么偶然的东西，而是这个新君主制体系的一个必要的机关。专制制度的新土地政策也不是什么偶然的东西，而是新沙皇政府的政策中一个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必要的，按其资产阶级性质来说也是必要的）组成部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具有引起新的革命的特殊条件的特殊历史时期。如果只是按照旧的方式来行动，如果不善于利用杜马讲坛等等，那就不能掌握这种特殊性，不能为进行这次新的革命作好准备。
　　最后的这个论点是召回派弄不懂的。召回主义的辩护人说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上述小册子第28页），他们直到今天还弄不懂这个论点同整个思想、同承认目前形势的特殊性、同尽量在自己的策略中考虑到这种特殊性之间的联系！他们反复地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第29页），目前的形势是“民主革命两个浪潮之间的过渡形势”（第32页）。至于这个“过渡”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却无法弄懂。而不懂得这个过渡，也就不能使这个过渡有利于革命，不能为新的革命作好准备，不能过渡到第二个浪潮！这是因为为新的革命作好准备不能仅限于翻来覆去地说革命不可避免；作准备就必须根据这个过渡形势的特点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尽管人们在谈论过渡形势，却不懂这个过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俄国没有任何真正的宪法，杜马只是宪法的幻影，它没有实权，不起作用，——这一点，不仅居民群众根据经验非常了解，而且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第11页）现在请把这段话同十二月决议对第三届杜马的估计对比一下吧。决议说：“由于六三政变和第三届杜马的成立，沙皇政府同黑帮地主和上层工商业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公开地得到承认，固定下来了。”
　　虽然党的刊物一年来对这个决议翻来覆去讨论了又讨论，但纲领起草人还是不懂这个决议，这难道不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吗？而他们不懂这个决议，当然不是由于脑子不灵，而是由于深受召回主义和整个召回主义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第三届杜马是黑帮－十月党人杜马。说十月党人和黑帮分子在俄国没有“实权”，不起“作用”（纲领起草人就是这样说的），这是很荒谬的。没有“真正的宪法”，专制制度全部实权原封未动，这丝毫不排斥出现下面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况：这个政权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在公开进行活动、具有全国意义的机关里组织某些阶级的反革命联盟，而与此同时某些阶级自己也在下面组织反革命联盟来支持沙皇政府。既然沙皇政府同这些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竭力为农奴主－地主保住政权和收入）是目前过渡时期阶级统治和沙皇及其同伙的统治的特殊形式，是在“第一次革命浪潮”失败的情况下我国的资产阶级演进所产生的形式，——那么不利用杜马讲坛，也就谈不上利用过渡时期。所以利用反革命的讲坛来为革命作准备的这一特殊策略，是由整个历史环境的特点产生出来的必要策略。如果杜马只是宪法的“幻影”而“没有实权，不起作用”，那么在资产阶级俄国的发展中，在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发展中，在上层阶级的统治形式等等的发展中，就不存在任何新阶段，那么召回派当然原则上就是正确的了！
　　不要以为我们上面引用的纲领中的那句话是偶然失言。在专门的一章《关于国家杜马》里（第25—28页），我们一开头就读到：“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国家杜马都是没有实力和实权的机关，都不表明国内力量的真正对比。政府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召开国家杜马，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把群众的激愤情绪从直接斗争的道路引上和平选举的道路，另一方面是要在这些杜马中同能够支持政府反对革命的社会集团进行磋商……”这真是一派胡言，语无伦次。如果政府召开杜马为的是要同各个反革命的阶级进行磋商，那么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正好是：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没有“实力和实权”（来帮助革命），而第三届杜马过去和现在都有“实力和实权”（来帮助反革命）。革命者可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应当）不参加没有力量帮助革命的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纲领起草人把革命时期的这种机关同有力量帮助反革命的、“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的杜马混为一谈，这就犯了天大的错误。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见解恰好用到实际上不能用的场合！因此，这也就是把布尔什维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
　　纲领起草人甚至专门写了一条——第4条（第16页）来概括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在这一条里，这种“面目全非的”革命性得到了可以说是最精采的说明。该条的全文如下：
　　这就是说，在“革命完成”之后，各种合法的斗争方式，包括议会活动“在内”，就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了！
　　错了！到那时候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前进派”纲领说得十分荒谬。
　　其次，这就是说，“在革命完成之前”，除了合法的和半合法的斗争方式以外，一切斗争方式，也就是一切不合法的斗争方式，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
　　错了！有些不合法的斗争方式，无论在“革命完成”之后（如秘密宣传小组）或“在革命完成之前”（如夺取敌人的经费，用暴力营救被捕者，或处决密探等等），“都不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它们仅仅是……”（如《纲领》条文所述）。
　　再其次，条文里所谓“革命完成”是指什么样的革命的完成呢？显然不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因为那时候既然阶级已经根本不存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不会有了。可见这里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纲领起草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究竟是怎样“理解”的吧。
　　一般说来，这个字眼可以有两种理解。如果用于广义，那这个字眼就是指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课题的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指能够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基础本身的消除，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过程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到1871年才算完成（它是在1789年开始的）。如果用于狭义，那这个字眼就是指单独的一次革命，指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次革命，或者说几个“浪潮”中的一个“浪潮”，它冲击旧制度，但没有冲垮它，没有消除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1848年的革命，是在1850年或在50年代“完成的”，但60年代革命高涨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除。法国1789年的革命，可以说是在1794年“完成的”，但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除。
　　纲领中的“在革命完成之前”这句话，无论是作广义的解释或作狭义的解释，其含义都是难以捉摸的。不用说，如果现在试图确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一切可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时期完成之前采取什么策略，那是非常荒谬的。而对于1905—1907年的革命“浪潮”，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纲领本身不得不承认：“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被它〈专制制度〉打下去了”（第12页），我们正处于“两次革命之间的”、即“两个民主革命浪潮之间的”时期。
　　“纲领”中的这种没完没了的、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的根源何在呢？根源就在于这个纲领虽然用外交手腕同召回主义划清了界限，但丝毫没有跳出召回主义的思想圈子，没有纠正它的根本性的错误，甚至没有觉察到这种错误。根源就在于“前进派”认为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把布尔什维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召回主义观点是一种合理的东西，是一种典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典范。谁站在这个斜坡上，谁就会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并且滑到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的泥潭里；谁就会把一些词句和口号重复来重复去，而不会去认真考虑运用这些词句和口号的条件以及这些词句和口号起作用的范围。
　　举例来说，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1906—1907年间总是用革命没有结束这个口号去反对机会主义者呢？因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狭义的革命的完成还谈不上。就拿第二届杜马时期来说吧。那时有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从上面发动政变或从下面举行起义之外，是没有直接的出路的；不管聪明透顶的学究们现在如何摇头，但是在政变之前，谁也不能担保政府的政变能够成功，政变会进行得很顺利，尼古拉二世不会因此碰得头破血流。“革命没有结束”这个口号在当时具有最现实、最重要、实际上最明显的意义，因为只有这个口号才能正确表明实际情况，才能表明按照事变的客观逻辑，局势将向哪方面发展。而现在，当召回派自己承认目前的形势是“两次革命之间的”形势的时候，如果还要认为这种召回主义是“革命派中一种合理的色彩”（“在革命完成之前”），这难道不是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吗？
　　要摆脱一连串难以解决的矛盾，就不应当同召回主义玩弄外交手腕，而应当摧毁它的思想基础；应当坚持十二月决议的观点并且对决议作认真的考虑。目前所处的两次革命之间时期，不能解释为偶然情况。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无疑是专制制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即资产阶级君主制、资产阶级黑帮议会制和沙皇政府的资产阶级农村政策的发展以及反革命资产阶级对这一切表示支持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时期无疑是“两个革命浪潮之间的”过渡时期，但是要作好第二次革命的准备，恰恰需要掌握这个过渡的特点，善于使自己的策略和组织适应这个艰难的、困苦的、黑暗的、但却是“运动”进程强加于我们的过渡。利用杜马讲坛，同利用其他一切合法机会一样，不能算什么高级斗争手段，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可言。然而过渡时期之所以为过渡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特殊任务是准备和积聚力量，而不是由这些力量去采取直接的决定性的行动。要善于进行这种表面上看来并不显眼的活动，要善于利用黑帮－十月党人杜马时代所特有的一切半合法的机关来进行这种活动，要善于在这个基础上也能坚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一切传统，坚持社会民主党不久前在英勇的斗争中提出的一切口号，坚持它的工作的全部精神，坚持它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所采取的决不调和的态度，——这就是党的任务，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分析了新纲领背离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中阐明的策略的第一个论点。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投向召回主义思想的论点，召回主义思想无论同马克思主义对目前形势的分析，或者同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基本前提，都毫无共同之处。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新纲领的第二个独特的论点。
　　这就是新集团宣扬的“创造”并“在群众中传播新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的任务：“发展无产阶级的科学，加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真正的同志关系，研究无产阶级的哲学，引导艺术面向无产阶级的愿望和经验。”（第17页）
　　这就是新纲领用以掩盖问题本质的幼稚的外交手腕的典型！试问，在“科学”和“哲学”中间加了个“加强真正的同志关系”，这岂不幼稚吗？新集团把自己假设的种种委屈写进了纲领，还责备其他集团（正统的布尔什维克首当其冲），说它们破坏“真正的同志关系”。这就是这个滑稽可笑的条文的真实内容。
　　“无产阶级的科学”这个提法在这里显然也“不妥当而且不合适”。第一，我们现在只知道一种无产阶级的科学，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纲领起草人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避开这个唯一确切的说法而到处都用（第13、15、16、20、21页）“科学社会主义”一词。大家知道，在我们俄国，甚至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企图盗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第二，如果要在纲领中提出发展“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任务，那就应当说清楚，纲领起草人在这里指的是目前哪种思想理论斗争以及他们站在哪一方面。对这一点避而不谈，那是一种幼稚的狡猾手段，因为凡是读过1908—1909年间社会民主党的书刊的人，对问题的实质都很清楚。目前，在科学、哲学和艺术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136]的斗争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如果闭眼不看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那至少是可笑的。“纲领”对意见分歧不应当掩饰，而应当加以说明。
　　上面引用的纲领中的那些话是我们的起草人弄巧成拙的自我暴露。大家都知道，所谓“无产阶级的哲学”其实指的就是马赫主义，——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能立即识破这个“新”化名。杜撰这样的化名是没有用的。用这样的化名打掩护也是没有用的。实际上新集团最有影响的著作家核心就是马赫主义者，在他们看来，非马赫主义的哲学就是非“无产阶级的”哲学。
　　如果想要在纲领中谈这个问题，那就应当这样说：新集团联合的是哲学和艺术中的非“无产阶级的”即非马赫主义理论的反对者。这才是大家知道的那个思想流派的直接的、真实的、公开的表态，这才是该流派对其他各流派的公开的挑战。既然认为思想斗争对党有重要意义，那就应当公开站出来宣战，而不应当躲躲藏藏。
　　对于纲领同马克思主义暗中进行哲学上的斗争，我们将号召大家作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其实，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的词句，正是统统用来掩饰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的。新集团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哲学写进党的纲领，却又不直接说出它究竟拥护哪一哲学流派。
　　然而，也不能说上面所引的纲领中的那些话的实际内容全都不好。在那些话里面也还有可取之处。这个可取之处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那就是：马·高尔基。
　　的确，我们用不着掩盖资产阶级报刊已经大肆宣扬的（经过他们的歪曲和颠倒的）事实，即马·高尔基是拥护这个新集团的。而高尔基无疑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贡献。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都可以因高尔基参加自己这一派而理所当然地引以自豪，但是根据这一点理由就把“无产阶级的艺术”往纲领里塞，这就是这个纲领贫乏的证明，这就是把自己的集团贬成一个著作家小组，正好暴露自己“崇拜权威”……纲领起草人连篇累牍地反对承认权威，而不明说这指的究竟是什么。原来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坚持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反对召回主义，是个别“权威”（这是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所作的明显的暗示！）搞出来的，而据说马赫主义的敌人对这些“权威”是“盲目信任”的。这种攻击当然非常幼稚。然而，恰恰是“前进派”没有正确对待权威。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领域的权威，这是无可争辩的。企图“利用”（当然是指在思想方面）这个权威来为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撑腰，这正好是一个说明不应当怎样对待权威的例子。
　　在无产阶级艺术方面，马·高尔基是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尽管他是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的。而在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方面，这个纲领（它使召回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集团在党内处于特殊地位并且提出把发展所谓“无产阶级的”艺术作为特殊的派别任务）却是一个消极因素，因为这个纲领在一位大权威的活动中所要巩固和利用的恰恰是他的弱点，恰恰是在他对无产阶级所作的巨大贡献中的一个负数。

二
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

　　有的读者看了这个标题，也许不会立刻相信自己的眼睛。“有完没有完！我们党内的危机已经够多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新危机，一个统一的危机呢？”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的说法，我是从李卜克内西那里借过来的。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4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统一时曾经这么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认为这个统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137]。李卜克内西则认为他们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断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顺利渡过各种危机，它也一定会渡过“统一的危机”（见古斯塔夫·迈尔《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耶拿版第424页）。
　　毫无疑问，我们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一定会顺利渡过自己的统一的危机。我们党现在正面临统一的危机，凡是读过中央全会的各项决议，了解全会以后发生的事变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如果根据全会的决议来判断，那么这种统一似乎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但是如果根据目前即1910年5月初的情况，根据中央机关报同取消派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所作的坚决斗争，根据普列汉诺夫和其他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呼声派”所作的激烈论战，根据“前进”集团对中央机关报最放肆的漫骂（见该集团刚刚出版的传单：《告布尔什维克同志书》）等情况来判断，那么，旁观者就不难看出：任何统一都是幻影。
　　党的公开的敌人欢欣鼓舞，拥护召回主义和替召回主义打掩护的“前进派”破口大骂。取消派的领袖——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在他们《对普列汉诺夫〈日志〉的必要补充》[138]中，骂得更加凶狠恶毒。“调和派”则两手一摊，埋怨起来，说些毫无益处的空话（见拥护托洛茨基观点的“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俱乐部”1910年4月17日通过的决议）。
　　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根本性的涉及原因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党的统一成了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全会上的（似乎是）全面的统一现在一变而为（似乎是）全面的分裂，以及对于这样的问题，比如根据党内和党外的“力量对比”，党今后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怎样的，——对于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论是取消派（呼声派），无论是召回派（前进派），无论是调和派（托洛茨基和“维也纳派”），都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漫骂和空谈不是回答。

1．两种统一观

　　取消派和召回派情投意合，对布尔什维克百般辱骂（取消派还大骂普列汉诺夫）。是布尔什维克不好，是布尔什维克中央不好，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个人主义的’作风”（见《必要补充》第15页）不好，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原来的成员组成的”那个“不负责任的集团”不好（见“前进”集团的传单）。取消派和召回派在这方面完全一致；他们结成反对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盟（这个联盟不止一次地表现为喜欢在全会上展开斗争，关于这一点下面专门来谈）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两个极端的流派的代表，同样屈从于资产阶级思想，同样反党，他们在党内政策上，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宣布中央机关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的问题上完全一致起来了。但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破口大骂，无非是掩饰他们完全不懂得党的统一的含义和意义。托洛茨基（——维也纳派）的决议只是在表面上不同于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感情流露”。这个决议写得很“谨慎”，力图让人相信它具有“超派别的”公正性。但是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全都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不好，——这同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历史哲学”是一回事。
　　维也纳决议的第一段说道：“……一切派别和思潮的代表……决定〈在全会上〉自觉而慎重地负起责任，在现有的条件下，通过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合作来贯彻已经通过的决议。”这里说的是“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在中央机关报内部谁“有责任贯彻”全会的“决议”呢？显然是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和波兰人，正是他们有责任“通过同现有的个人”即同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合作”来贯彻全会的决议。
　　我们党内最“棘手的”问题在全会前争论最多，在全会后则应当争论最少，对这些问题，全会主要决议的有关部分是怎样说的呢？
　　它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一方面是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另一方面是否定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不懂得这两者的重要性等等。
　　试问，这个决议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是说呼声派应当真心诚意地坚决不再否定秘密的党，不再贬低它的作用等等，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偏向，应当摆脱这种偏向，同这种偏向势不两立，进行积极的工作；是说前进派应当真心诚意地坚决不再否定杜马工作和合法机会等等；是说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应当在呼声派和前进派真心诚意、彻底坚决地放弃全会决议详细指出的“偏向”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同他们“合作”呢？
　　还是说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有责任“通过同现有的”呼声派分子（他们仍然在继续甚至更加明目张胆地替取消主义辩护）和现有的前进派分子（他们仍然在继续甚至更加明目张胆地坚持说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等等是合理的）的“合作”来贯彻决议（关于克服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偏向的决议）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决议中的那些响亮的词句是多么空洞，就完全可以看出这些词句事实上是在维护阿克雪里罗得之流以及阿列克辛斯基之流所坚持的观点。
　　托洛茨基的决议一开头就充分体现了最恶劣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带引号的“调和主义”，是小组庸俗调和主义，看到的只是“现有的个人”，而不是现有的路线，不是现有的精神，不是党的工作中的现有的思想政治内容。
　　要知道，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同真正的党性截然不同的地方；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实际上是在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它愈是狡猾、愈是巧妙、愈是动听地用所谓护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辞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而真正的党性却在于清除党内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摆在我们面前的党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是向我们“提出了”对于“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问他们的路线，不问他们的活动内容，不问他们对待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态度，都要把他们“调和起来”呢？
　　还是向我们提出了党的路线，提出了我们整个工作的思想政治方向和内容，提出了清除我们工作中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任务，提出了不管那些“个人、集团和机关”是否同意，不顾那些不同意这条路线或不执行这条路线的“个人、机关和集团”的反对而一定要付诸实现的任务呢？
　　对于实现任何一种党的统一的意义和条件，都有两种观点。了解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极为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统一的危机”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观点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如果不把一种观点同另一种观点区别开来，那就不可能搞清楚这个危机。
　　一种统一观把“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调和”放在首位。他们对党的工作、对党的工作的路线的观点一致是次要的事情。意见分歧应当竭力避而不谈，不应当弄清分歧的根源、分歧的意义和分歧的客观条件。把这些个人和集团“调和起来”，这才是主要的事情。如果他们在执行共同路线方面意见不一致，那就应当把这条共同路线解释得能为大家所接受。你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庸俗的“调和主义”，它必然会导致玩弄小组外交手腕。这种“调和主义”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堵住”意见分歧的根源，避而不谈这些根源，竭力“调解”“冲突”，使对立的派别保持中立。很明显，在秘密的党利用国外基地开展活动的情况下，这种小组外交手腕就是向那些尝试搞各种各样的“调和”和“中立”来充当“公平的经纪人”的“个人、集团和机关”大开方便之门。
　　请看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是怎样叙述全会上的这样一种尝试的吧：
　　“孟什维克、‘真理派’和崩得分子曾提出这样一个中央机关报的人员组成，这个人员组成要能够保证党内两个互相对立的思潮保持‘中立’，不让这两个思潮中任何一方拥有稳定的多数，从而迫使党的机关报在每个重要问题上都采取能够把多数党的工作者团结起来的中间路线。”
　　大家知道，孟什维克的建议没有被通过。托洛茨基提自己为候选人，企图进入中央机关报充当中和剂，但是他失败了。一个崩得分子被提名担任这一职务的候选人（这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发言中提出来的），这个提名甚至没有付诸表决。
　　这就是起草维也纳决议的“调和派”（坏的意义上的调和派）所起的实际作用，他们的观点反映在我刚才收到的《崩得评论》第4期上约诺夫的文章中。孟什维克不敢提出以他们的派别占多数的中央机关报人选，——虽然他们承认（从我上面所引的马尔托夫的议论中可以看到）党内存在两个互相对立的思潮。孟什维克根本没有想到要提出以他们的派别占多数的中央机关报的人选。他们甚至没有打算要建立起有明确方针的中央机关报（很明显，孟什维克在全会上是没有任何方针的，因此当时人们只不过要求他们，只不过希望他们能够真心诚意地彻底放弃取消主义）。孟什维克曾经企图在中央机关报里搞“中立化”，并且提出崩得分子或托洛茨基充当中和剂。崩得分子和托洛茨基要起媒人的作用，使“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管其中的一方是否已经放弃取消主义）“结成配偶”。
　　这种媒人观点就是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调和主义的全部“思想基础”。如果说现在他们埋怨和哭诉，说统一不成功，那么对这种说法的理解就应当有很大的保留。这种说法应当理解为作媒不成功。托洛茨基和约诺夫对统一、对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管他们对待取消主义的态度）统一所抱的希望“落空了”，这只是意味着媒人落空了，只是意味着媒人观点不正确、不现实、毫无价值，而完全不意味着党的统一落空了。
　　还有另一种统一观。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许多与“现有的〈应当出席全会的和实际出席全会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这些或那些构成无关的深刻客观原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旧有的主要派别早已发生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时会违反“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中一些人的意志甚至违反他们的意识而为统一建立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我们所处的俄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时代的特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时代的特点以及专制制度尝试按照资产阶级君主制类型来改造自己的时代的特点，就是产生这些客观条件的根源。这些客观条件同时使工人运动的性质，工人先锋队社会民主党的构成、形式和面貌以及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政治任务发生彼此密切联系的种种变化。因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产生取消主义（＝希望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的半自由主义）和召回主义（＝希望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的半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是某种个人的恶意、愚蠢或错误，而是这些客观原因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和同“基础”分不开的整个现代俄国工人运动的上层建筑。由于认识到这两种偏向的危险性、非社会民主主义性和对工人运动的危害性，各种不同派别的分子接近起来了，从而为“扫除一切障碍”实现党的统一开辟道路。
　　这种见解认为，统一的进展可能很慢，很困难，可能出现动摇犹豫和不断发生波折，但是统一不可能没有进展。这种见解认为，并不一定要统一“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而是不管现有的个人是否愿意，都要让他们服从统一，淘汰“现有的”人当中那些不认识和不想认识客观发展要求的人，而提拔和吸收一些不属于“现有”之列的新人，使旧的派别、思潮、集团的内部发生变化，重新进行调整和改组。这种见解认为，统一同它的思想基础不能分开，只有在思想接近的基础上统一才能建立起来，统一也是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些偏向的出现、发展、增大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是这些或那些争论，这种或那种笔仗的偶然联系，而是象因果联系那样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2．“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对各种偏向的克服

　　这就是对于我们党的统一的实质和意义的两种原则上不同的、存在着根本分歧的观点。
　　现在试问，这两种观点中哪一种观点是全会决议的基础呢？凡是愿意认真推敲这个决议的人都会看出，第二种观点是它的基础。但是在决议的某些地方，显然可以看出根据第一种观点的精神所作的局部“修改”的痕迹，这些“修改”虽然把决议改坏了，但是丝毫没有改掉它的基础，没有改掉它的贯穿着第二种观点的主要内容。
　　为了证明这一点，证明根据小组外交手腕的精神所作的“修改”确实只是局部性的修改，证明这些修改并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和决议的原则基础，现在我就来谈谈党的报刊上提到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中的几个条文和几个地方。我要从结尾谈起。
　　约诺夫责备“旧派别的领导者”，说他们极力阻挠统一的实现，说他们在全会上的表现也是这样，“每前进一步都得同他们斗”，他写道：
　　这是指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4节第2条。这个决议的草案是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而决议中的这一条经起草委员会研究后由全会作了改动，这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改的，我反对过这个提议，但是没有用。在草案的这一条里，尽管我没有一字不差地写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但是至少表达了这个意思。“通过扩大和加深去克服”这句话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加的。约诺夫同志提到我反对这个提议的事，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来说明这些“修改”的意义，我很高兴。
　　在全会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的思想引起了任何其他问题都未曾引起的人们极大的（往往是可笑的）愤怒。一提起这个问题，前进派和孟什维克就大发雷霆。这种愤怒是完全可以从历史上来解释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从1908年8月到1910年1月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斗争的。这种愤怒所以可笑，是因为那些对布尔什维克发脾气的人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自己错了，只是证明一切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指责都在继续刺痛着他们。做贼心虚。
　　托洛茨基提议，不要提两条战线的斗争，而提“通过扩大和加深去克服”，他的提议得到孟什维克和前进派的热烈支持。
　　现在约诺夫也好，《真理报》也好，维也纳决议也好，《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也好，都在为这个“胜利”而欢欣鼓舞。但是试问，把这一条里关于两条战线的斗争的词句删去，是不是也就把决议承认这个斗争的必要性删去了呢？绝对不是，因为既然承认有“偏向”存在，承认它们的“危险性”，承认有“解释”这种危险性的必要，承认这些偏向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那实际上恰恰就是承认两条战线的斗争！把某个地方（使某一位老兄）“不愉快的”字眼改掉，但基本的意思保留下来了！结果一句话就把这一条的一部分搞乱了，冲淡了，搞坏了。
　　事实上，在这一节里谈什么通过扩大和加深工作去克服，这恰恰是空话和无用的遁词。这里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扩大和加深工作，任何时候都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在决议的整个第3节里，也就是在谈特殊的（不是任何时候都绝对必需的，而是在特殊时期的条件下提出的）“思想政治任务”之前已经详细地谈了。第4节阐明的仅仅是这些特殊任务，这一节的三条的开头直接指出，“也提出了”这些思想政治任务。
　　结界怎样呢？结果是十分荒谬的，似乎扩大和加深工作的任务也被提出了！好象会有这样的历史“顺序”，就是说这个任务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存在！
　　试问，要怎样才能通过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去克服各种偏向呢？无论进行任何扩大和任何加深，必然会有一个怎样扩大和怎样加深的问题；既然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条件产生的思潮，那它们就可能渗透到任何扩大和任何加深的工作中。可以用取消主义的精神去扩大和加深工作，比如《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复兴》杂志[139]就是这么办的；也可以用召回主义的精神去办。另一方面，要克服各种偏向，真正地“克服”，就必然要花一定的力量、时间和精力，影响到直接扩大和加深正常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例如，就是这位约诺夫在他文章的同一页上写道：
　　这个材料字数不多，但很典型，它说明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言论是多么空洞。为了克服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取消主义行动，中央委员会花费了应当用于直接扩大和加深真正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力量和时间。如果没有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行为，如果那些一直被我们错误地当作自己同志的人没有取消主义，那么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也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因为党的力量就不至于为内部斗争所分散。这就是说，如果把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理解为用真正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去直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和经济斗争等等，那么，克服社会民主党人各种偏离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对于这一工作就是一个负数，可以说是对“积极活动”打的一个折扣，因此，所谓通过扩大什么什么去克服各种偏向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上这句话是表达了一种模糊的愿望，一种善良的、天真的愿望，就是希望社会民主党人少搞内部斗争！这句话无非是反映了这种天真的愿望；这是所谓的调和派的一种叹息：唉，但愿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少作些斗争！
　　这种“叹息”的政治意义等于零，甚至比零更糟。既然党内有人觉得“坚决否认”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存在对自己有利，那么这些人就会利用“调和派”的“叹息”来掩盖祸害。《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只有那些所谓的“调和派”才拥护决议中的那些善意的空话。实际上他们是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帮凶，实际上他们不是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是助长偏离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倾向，助长祸害，暂时把祸害隐瞒起来，使祸害更难根治。
　　为了向约诺夫同志说明这种祸害的作用，我提醒他注意《争论专页》第1号上约诺夫同志的文章中的一段话。约诺夫同志恰到好处地把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比作良性脓肿，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
　　一点不错。脓肿过程会使身体的“毒素”发出来，得到康复。而阻碍清除身体中的这些毒素，就会有害于身体。希望约诺夫同志对约诺夫同志自己的这个有益的思想考虑考虑！

3．统一的条件和小组外交手腕

　　其次，鉴于《呼声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全会的总结的编辑部文章，我们不得不谈谈有关在决议中去掉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两个提法的问题。这篇编辑部文章（第19—20号合刊第18页），以非常的、无比的……勇气（只有我们的呼声派才有这种勇气）声明说，“取消主义者”一词意思含混，它“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原文如此！！）等等，所以，“中央委员会才决定从决议中取消这个提法”。
　　《呼声报》的编辑们不会不知道对中央关于取消这个提法的决定这样叙述不符合事实，既然是这样，那么应当把他们的这种叙述叫作什么呢？编辑当中有两人出席过全会，了解取消这个提法的“原委”，他们究竟指望什么呢？难道他们指望别人不揭发他们吗？
　　在决议起草委员会中，多数人同意保留这个提法。参加委员会的两个孟什维克，一个（马尔托夫）赞成取消这个提法，另一个（他曾经不止一次倾向于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则反对取消。出席全会的所有民族代表（两个波兰人＋两个崩得分子＋一个拉脱维亚人）和托洛茨基提出如下声明：
　　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而且是所有的无派别分子，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取消主义一词实际上是确切的，同取消主义作斗争是必要的，而《呼声报》编辑部却说，删掉取消主义这个提法是因为它实际上不恰当！！
　　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而且是所有的无派别分子，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大家最后同意取消这个提法，对孟什维克的坚决要求作出让步（确切些说：是对他们的最后通牒作出让步，因为孟什维克曾经声明，不这样，决议就不能一致通过），是因为孟什维克答应“同这个思潮作斗争”，而《呼声报》编辑部却写道：决议对“所谓‘同取消主义作斗争’这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同上，第18页）！！
　　在全会上，他们答应改正错误，他们请求说：不要使用“针对我们的提法”，因为我们今后也要同这个思潮作斗争的，——而在全会以后出的头一号《呼声报》上，他们却把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宣布为所谓的斗争了。
　　显然，我们看到，呼声派坚决彻底地转向了取消主义；但是，如果看看在全会以后发生的情况，特别是看看《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和米哈伊尔、尤里、罗曼先生之流的主张，把这些情况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因果关系的整体，那么这种转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谈到，并且还要指出托洛茨基的极端肤浅的观点，他喜欢把一切都归咎于“违背道德和政治义务”（维也纳决议）。而我们看到，这里显然不是什么个人或集团的“违背义务”，也不属于道德或法律的行动，而是一种政治行动，即俄国的反党的合法派在团结起来。
　　现在应当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即全会从决议中删掉取消主义的提法这个措施的原因和意义。把这样做说成仅仅是由于托洛茨基、约诺夫之流的调和分子热心过头了，那也是不正确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全会的大部分决议不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这个通常的原则通过的，而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协商的原则，经民族代表调停通过的。约诺夫同志在《崩得评论》中所暗示的，看来就是这种情况，他写道：“那些现在抓住形式不放的同志们很清楚，如果上次全会采取形式主义的观点，那会产生什么结果。”
　　约诺夫同志这样说是在暗示。他也象托洛茨基一样，认为这种叙述自己的见解的方式是特别“策略的”，是不带派别性，而且是特别符合党的原则的。其实，这正是小组外交家的做法，这种做法于党、于党的原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暗示，对一些人不会起什么作用，对另一些人会引起小组好奇心，还有一些人会被挑动起来，去拨弄是非，造谣生事。所以，约诺夫的这种暗示必须戳穿。如果他在这里说的不是全会在许多问题上都尽力做到协商（而不是简单地由多数来决定），那么，我们就请他说得更清楚些，并且不要勾引国外的那些长舌妇。
　　如果约诺夫在这里说的是全会上各派别的协商，那么，他针对“现在抓住形式不放的同志们”说的那些话，就明显地向我们表明了那些貌似调和派的人们的又一个特点，实际上他们在暗中帮助取消派。
　　在全会上，经各派别的协商一致通过许多决定。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因为事实上的派别关系等于分裂，而在任何分裂的情况下，为了部分集体（具体说就是派别）的纪律，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整个集体（具体说就是党）的纪律。
　　在当时俄国的党内关系的条件下，各派别如不进行协商（是一切派别还是主要派别进行协商，是部分派别还是整个派别进行协商，那是另一个问题），就不可能取得一致。因此妥协就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在某些条文上必须作出多数人并不以为然，但少数人却要求作出的让步。去掉决议中取消主义的提法，就是这种带有妥协性的让步之一。布尔什维克把属于他们派别的财产有条件地交给第三者，就是全会的这种妥协性决定的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党的一部分将它的财产有条件地交给第三者（代表国际社会民主党）保管，由第三者决定，这笔款项应给中央委员会还是归还这个派别。在一个正常的、没有分裂的党里达成这个协定是十分反常的，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达成的这个协定的性质清楚地表明，布尔什维克是在什么条件下实行协商的。布尔什维克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的声明说得很清楚：执行“谴责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并承认同这些思潮的斗争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决议，就是基本的思想政治条件；而中央机关报的人员组成就是实现这条路线的保证之一；如果孟什维克继续出版派别性的机关刊物并继续奉行派别性的政策，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有权“要求款项的保管人归还款项”。中央委员会接受了这些条件，并且在关于各派别中心的决议中，直接引用了布尔什维克的这项声明。
　　试问，应不应当实现这些条件呢？这些条件是不是形式主义的呢？约诺夫同志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形式”，却不懂得进行协商和遵守协定的正式条件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达成协定（＝布尔什维克交出款项的条件、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各派别中心的决议确认的条件）的基础，后者是保持一致的基础。
　　现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一致通过关于各派别中心的决议，而约诺夫同志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形式”，那么他也就是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派别中心的整个决定。约诺夫同志的诡辩无非就是说：中央委员会通过许多决定，其中不仅有根据多数票通过的，而且也有各个互相对立的流派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进行协商而作出的；所以，今后也就不一定必须在形式上执行这些决定，而少数派是有权要求协商的！既然在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有一部分是通过协商作出的，那么，这些决定就随时可以撕毁，因为协商是自愿的事情！
　　这样的诡辩难道不是半明半暗地在为取消派打掩护吗？
　　但是，约诺夫的诡辩只不过是一种十分可笑的行为，而中央委员会（全会）努力争取最大限度的让步，这个因素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孟什维克和召回派一起疯狂攻击布尔什维克中央，最凶狠地责备布尔什维克中央。孟什维克也好，召回派也好，他们都说，使我们同党疏远的，主要是而且首先是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居心叵测”，而不是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注：请参看约诺夫的评语：“马尔托夫同志在全会上同样坚决地反复强调说，右的‘危险倾向’是居心叵测的布尔什维克捏造的，党内唯一的敌人就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它的派别性统治。”（见上引文章，第22页）］
　　这个情况十分重要，如果不加以说明，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统一的危机的进程正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过去不曾有人坚决为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进行辩护，因为无论孟什维克或前进派，都不敢采取这样的立场。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文献早已指出过的（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国际文献中也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批评家”以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批评家的一个特点：畏首畏尾，没有原则，把“新”路线隐藏起来，把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坚定代表人物掩护起来。孟什维克叫喊道：我们不是取消派，这是派别性的提法。前进派也随声附和地叫喊，我们不是召回派，这是派别性的夸张。为了掩饰根本性的政治分歧，并把这种分歧推到次要地位，他们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直到所谓的“刑事犯罪”（应读作：剥夺）问题上，千百次地指控布尔什维克中央。
　　布尔什维克对此作出回答说：好吧，先生们，让中央委员会审理你们的一切指控，并据此加以“判决和执行”吧。有五个民族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出席了全会，凡是决定，尤其是全体一致的决定，要以他们的意见为转移。让他们充任审理你们的（即孟什维克的和前进派的）指控的“审判官”，决定是否满足你们向布尔什维克中央提出的要求吧。布尔什维克更前进了一步。他们已经同意在决议中作出孟什维克和前进派所要求作出的最大的妥协。
　　在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中和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也作了最大的让步，根据五个民族代表社会民主党人一致的决定，审理了一切“指控”，满足了对布尔什维克中央提出的一切要求。
　　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够剥夺那些反对党的路线，即反对党的反取消主义路线的人提出任何借口的可能，任何回避从原则上提出问题的可能。而他们的这种可能也确实被剥夺了。
　　如果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之流在《必要补充》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在前进派的传单上，企图重新把各种各样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指控、诽谤、诬蔑、捏造和诋毁统统翻出来，那么这些先生们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宣判了。全会曾经一致审理了他们的一切指控，作出决议驳回了一切指控，并且确认这些指控不能成立，——想要否认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善于闹无原则纠纷的好手都无法否认这一点。既然如此，所有的人现在都很清楚了：那些重新挑起纠纷的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简直是一些想用诽谤来掩盖原则问题的政治骗子。只要他们不是政治骗子，我们也就不会鄙视他们。只要不涉及党执行反取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路线的问题，我们也就可以放手不管，让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尽兴地在污水里打滚。
　　布尔什维克所以要实行妥协和让步，所以对许多方面都不够彻底的决议表示同意，是因为这对于划清原则界限是十分必要的。布尔什维克满足了孟什维克和召回派所提出的、得到民族代表的多数［注：别忘了全会上有表决权的是：4个孟什维克、4个布尔什维克、1个前进派分子、1个拉脱维亚人、2个崩得分子、2个波兰人，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甚至加上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也没有占压倒孟什维克和前进派的多数；当时，崩得分子能起决定作用。］认可的一切要求，就使一切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使所有的人（职业骗子手除外）看到，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执行党的反取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路线的问题。在党内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人要参加党的工作，执行这条路线，都不受阻拦；根据民族代表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作出的这个决定，执行党的路线不存在任何障碍，不存在任何别的干扰。既然现在取消派再一次作了表演，而且更加肆无忌惮，那么这就证明，别的障碍是捏造，是转移视线，是用造谣中伤的手段来回避问题，是小组阴谋家的手段，如此而已。
　　所以，划清界限和分类划开只是在全会以后才真正开始的；这种分类划开仅仅是在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即在取消我们的党这个问题上进行的。那些“调和派”对在全会以后开始划清界限深感震惊、伤心和奇怪，他们感到奇怪，证明他们不过是当了小组外交手腕的俘虏。小组外交家可能认为，跟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跟马克西莫夫和第二号前进派分子[140]进行有条件的协商就等于整个划清界限结束，因为这样的外交家是把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摆在第二位的。相反，那些把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个原则性问题摆在第一位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在满足了马尔托夫、马克西莫夫等人提出的一切要求之后，在组织等等的问题上给他们以最大的让步之后，正是这个时候才应当开始真正从原则上划清界限，这没有什么令人感到奇怪的。
　　全会以后党内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党的统一的崩溃，而是那些真正能够并且愿意在党内按党的原则工作的人们统一的开始，是在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民族代表党员、无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的护党联盟中清除同党敌对的叛徒、半自由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开始。［注：顺便谈一下。下面举一件事实，很能说明呼声派和前进派结成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盟（这个联盟很象饶勒斯派和爱尔威派结成的反对盖得派的联盟[141]）：在《必要补充》中，马尔托夫挖苦普列汉诺夫，说他很重视党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马尔托夫是在撒谎。在全会上，就是这位马尔托夫同全体孟什维克一起，同马克西莫夫一起，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曾经为通过一项承认某地召回派的学校是党校的决议而进行过斗争，要求中央委员会同这个学校进行协商！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打破了这个反党联盟。
　　当然，既然呼声派和前进派都是党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就完全有权组织联盟。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权利，问题在于联盟是否有原则性。这是一个反对党和反对原则性的无原则分子的联盟。］

4．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1条

　　为了进一步分析全会决议的缺点，我现在要谈谈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1条。不错，这一条并不涉及对党的统一的这种或那种理解直接有关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说上几句话，因为对这第一条的解释，在党内已经引起了不少争论。
　　在我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根本没有这一条，所以我（《无产者报》的整个编辑部也是这样）是最坚决地反对这一条的。这一条是孟什维克和波兰人通过的，有部分布尔什维克曾经不厌其烦地再三告诫过他们，对这个含混不清的条文的解释必然会引起误会，或者更糟，会被取消派所利用。
　　当然，这一条的许多论点空洞无物、意思重复，对此我曾经在全会上提出过批评。只谈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基本原则是始终如一的，而不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则是什么，这里谈的究竟是哪些原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呢，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原理），为什么是这些原则；只谈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始终着眼于取得最大的成效，而既不确定当前斗争的最近目标（最近可能取得的成效），也不确定当前斗争的特殊方法；只谈策略着眼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具体地明确地指出这些道路；只重复老生常谈，说策略应当有助于积蓄力量，使无产阶级既为迎接公开的斗争，又为利用不稳定的制度的种种矛盾作好准备，——所有这些都是一眼就可看出的明显缺点，这一条由于存在这些缺点而完全变成了不必要的毫无用处的累赘。
　　但是，在这一条中还有更糟糕的地方。这一条给取消派以可乘之隙。这一点，在全会开会期间各种不同的与会者都早就指出过，这些人中不仅有布尔什维克，而且有一个崩得分子，甚至还有托洛茨基。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对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第一次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组成一个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自觉地、有计划地和彻底地运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这个策略方法。”（这是什么方法？前面谈的是策略的基本原则，而不是策略方法，更没有谈到某个具体的方法。）
　　为什么是第一次呢？——在全会上批评这一条的人问道。如果说这是因为国家的每一步发展都会给技术水平和阶级斗争的明确性等等带来某种新的、更高级的东西，那么，这又是一种陈词滥调。任何时期都永远和必然会带来某种同已往的时期相比是第一次出现的东西。而我们所处的时期，是反革命走下坡路的时期，是革命高潮后群众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力量大大削弱的时期。如果说这样的时期的特点是第一次使无产阶级有机会自觉地……运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法，那么，这些话必然导致的结果是：用取消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第三届杜马时期，用纯自由主义的观点来歌颂这一时期，说它是一个所谓和平的和所谓正常的时期，胜过狂飙突进时期，胜过革命时期，即无产阶级的斗争采取直接革命的形式而自由派斥之为“自发势力的丧失理智”的时期。
　　用取消主义来解释这个极端含混不清的条文是危险的，为了使大家特别注意这种危险性，我在全会的这次会议上曾经多次提出书面声明，强调了发言者讲话中的许多地方。下面就是我的两个声明：
　　这两个声明确认，这位波兰人和这位布尔什维克（得到马尔托夫的赞同），坚决反对任何用取消主义来解释这一条的做法。自然，这两位同志也根本没有作这样解释的意图。
　　但是，付诸实施的是法律，而不是法律的动机，不是立法者的意图，这是早已人所共知的。这一条在鼓动和宣传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取决于它的某些起草人的善良意图，并不取决于他们在全会上的声明，而取决于社会民主党俄国国内力量和各种倾向的客观对比（非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未必会特别注意这个含混不清的条文）。
　　因此，我怀着特别的兴趣等待着，看看人们现在将怎样在报刊上解释这一条，我不急于表示自己的意见，还是先听听未出席全会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应或者听听呼声派的反应为好。
　　全会后出版的头一号《呼声报》对评价我们关于将来如何解释这一条的争论，提供了充分的材料。
　　《呼声报》关于全会的总结的编辑部文章说：
　　好极了！作者公开宣称，取消主义的解释是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但是，我们再往下读就会在同一段中看到下面这样一个论断：
　　真是妙不可言！
　　真不知应当从何着手来分析这段内容丰富的“高论”。
　　就从三次提到的“正式承认”开始吧。每当一项决议正式承认对过去、对革命、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等等所作的评价的时候，这个《呼声报》就会发出多少讥笑声啊！这种反对“正式手续”的叫嚷是否出自真心，请看看下面的例子吧：当呼声派不喜欢党的某项清楚的决定时，他们便对“正式”解决一些所谓的复杂的科学问题等等的主张加以嘲笑，就象《社会主义月刊》[142]嘲笑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德累斯顿决议[143]一样，或者就象当代的比利时内阁主义者嘲笑阿姆斯特丹决议一样[144]。然而，呼声派分子只要发现有取消主义可乘之机，就立刻三次对上帝发誓说，这是被“正式承认”的。
　　但是，当呼声派分子对上帝发誓的时候，那么，这正是他……背弃真理的时候。文章作者自己说他的解释“被正式承认”了，这实在是太不明智，因为对这一条的解释的争论在中央委员会已经成了一个辩论专题，而且从正式记录在案的——是的，是的！这才真是“正式”的！——引用了一个波兰人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那些话的两份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认为《呼声报》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们这位叫嚷正式承认的作者只不过是丢自己的脸罢了。
　　“第一次”一词是承认“过去比较落后”，——这样说还过得去，不过一点也看不出为什么这一定是指政治生活，而不是指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可是再加上一句：“同革命形式背道而驰”，那就太疏忽大意而露出路标派的马脚了。可以打赌，100个自由派里，至少有90个读了这句话就会去亲吻呼声派，而100个工人里，至少有90个读了这句话就会不再理睬机会主义者了。“再说”，关于“革命失败的原因”的补充使取消派五卷本的参加者露了马脚：他们想在含混的决议的掩护下使他们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自由派观点蒙混过去。所以，他们才说“我们过去的策略”“幼稚”，而且是——请注意！——过于幼稚。策略“过于”幼稚，——这个论断正是根据下面这句话作出的：“‘第一次’自觉地、有计划地和彻底地〈在群众性的党里〉运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法”［注：阿恩同志也是用这样的精神来解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见本号《争论专页》上阿恩的文章《关于高加索来信》）。虽然阿恩同志把这封信叫作“诽谤”，但他自己的文章却证实了《高加索来信》的作者柯·斯大·同志[145]的极严厉的责难是对的。关于阿恩同志的这篇在许多方面很有意思的文章，我们回头再谈。］。公开斗争时期的策略，即出版、群众结社和革命党派参加选举相对自由时期的策略，群情激愤、政府政策大起大落时期的策略，对政府取得某些巨大胜利时期的策略，——这个策略较之1909—1910年的不幼稚的策略，显然是过于幼稚了！为了作出这样的解释，叛逆精神要有多强，对于事变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解又要有多贫乏啊！
　　但是，只凭“第一次”这三个字就对“封闭的地下小组的专政〈！！〉”进行谴责，那就荒谬透顶了。请看，实行“过于幼稚的”策略的1905—1907年，这个时期，对工人政党的领导比1909—1910年更加接近“专政”，而且更多地是由那些比现时的小组更加“封闭”的“地下”组织即“小组”来实现的！如果要说这种滑稽可笑的深奥见解是合乎情理的，那就不妨举出下述事实：在革命时期，机会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的崇拜者感到自己在工人中间是“封闭的小组”，而他们却认为现在，在为合法性而斗争（别逗了！）的时候，他们倒不再是“封闭的”了（连米留可夫本人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不再是“小组”（我们有公开背叛的杂志），不再是“地下的”了，如此等等。
　　无产阶级正在组成一个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第一次看到了以无产阶级领导者自居的人们这样有计划地和彻底地向往自由主义背叛行为。
　　在对这个提出“第一次”的有名条文进行解释方面，那位波兰同志和那位布尔什维克同志［注：在全会上这两位同志对第1条的意思作了解释，认为这一条指出了阶级分化的加剧、工人群众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加强。当然，这些意思都是正确的，但第1条的论点没有表达这些意思（表达的并不是这些意思）。］都不能不记取这个教训，他们都已经正式声明，他们认为用取消主义来解释他们的条文是完全错误的。

5．十二月（1908年）各项决议的意义以及取消派对这些决议的态度

　　现在来谈谈关于全会决议的缺点的最后一点意见，这涉及第1条开头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为了阐发1908年党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基本论点，中央委员会决定……”这种说法是对孟什维克让步的结果。我们所以特别要讲一讲这个情况，是因为这又是一个说明对让步采取极不老实的态度和对党所规定的策略的意义丝毫不理解的典型例子。
　　得到委员会大多数赞同因而获得全会肯定多数票的决议草案，本来是这样写的：“为了肯定和阐发1908年12月的各项决议……”在这方面，孟什维克也提出了要求让步的最后通牒，假如保留“为了肯定”的提法，他们就拒绝对整个决议投赞成票，因为他们认为1908年12月的各项决议是“派别活动”的顶点。我们作了他们所要求的让步，同意去掉肯定一语后对决议投赞成票。如果这种让步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孟什维克能够老老实实地对待党的这个为共同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决定，那对这种让步我丝毫也不会感到惋惜。我们党只是在1908年12月的各项决议里才规定了党在第三届杜马时期的策略、组织和杜马工作的基本任务，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的。我们承认，当时的派别斗争很激烈，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坚持当时反对取消派的决议中的个别尖刻用词。但是，这些决议的一些基本论点，我们是一定要坚持的，因为在谈党、党的原则、党的组织的时候，如果我们无视党对一些最重要的根本性问题所作的唯一的并且为一年来的工作所证实了的答案（不回答这些问题，无论是宣传工作、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都将寸步难行），那就等于在说空话。我们完全承认必须和大家一起来修改这些决议，根据一切派别的同志们的批评，当然其中也包括护党派孟什维克的批评，来重新审查这些决议；我们知道，对这些决议的某些论点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党内仍然会有争论，而且不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些争论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但是，只要这种重新审查工作仍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只要对于如何估计第三届杜马时期以及这一时期提出的任务的问题党还没有作出新的答案，我们就绝对要求一切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无论他们持什么观点，都必须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这些决议。
　　看来，这应当是党的原则的起码常识了？看来，对待党的决定不可能有另一种态度了？但是，《呼声报》在全会后转向了取消主义，这种转变使它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利用党内多数让步的机会转到老老实实的党的立场上来，而是在这个时候立即声明自己对让步的程度不满！（有一点呼声派显然已经忘记了，谁声明对一致通过的妥协性的决议不满，要求新的让步、新的修改，而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挑起争论，那他也就给了对方提出自己一方的修改要求的权利，而我们自然也就要用这个权利。）
　　上面我引用过的那篇载于《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上的关于全会的总结的编辑部文章一开始就声明说，决议开头的那句话是一个妥协。这是实话，但是，这个妥协是孟什维克的最后通牒逼出来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放弃直接肯定1908年12月的全部决议（不只是它们的基本论点）的结果，如果避而不谈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实话就变成谎言了！
　　《呼声报》继续写道：“我们认为，这句话和决议的各个最重要的条文的明确内容没有什么联系，它标志着党的发展中的一个转折，同时，它当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过去也是有继承性的联系的，然而它和‘伦敦遗产’[146]的联系却是最少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一下子便可以在我们党内取得绝对的思想上的一致，如果我们出于本位主义而使运动的进程延缓了一大步，那我们就成了不可救药的学理主义者”（！！）。“纠正决议中的这些错误的事情，我们可以交给历史学家去做。”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说出席全会的呼声派由于自己“向布尔什维克让步”而受到了自己的俄国合法派波特列索夫之流的斥责，或者受到了未出席全会的《呼声报》编辑们的斥责，而且似乎他们是在向这些人道歉。他们说，我们不是学理主义者，——让历史学家们去纠正决议中的错误吧！
　　对这个出色的声明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是为历史学家制定决议，而是为了在自己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中实际贯彻这些决议。党对第三届杜马时期的这一工作任务没有别的规定。对于取消派说来，党的决议当然等于零，因为对他们说来，整个党也等于零，在他们看来，整个党（不仅是党的各项决议）也只有“历史学家”才需要而且才有兴趣去加以研究。但是，无论布尔什维克，无论护党派孟什维克都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同取消派在一个组织内工作。至于取消派分子，我们请他们还是到无头派[147]或人民社会党人[148]那边去。
　　如果呼声派对党老老实实，如果他们实际上考虑的是党，而不是波特列索夫之流，如果他们考虑的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而不是合法派著作家的小组，那么，他们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对1908年12月的决议的不满了。他们也就不会在现在，即在全会以后，用立宪民主党人特有的不体面的方式对某些“地下的”“决定”嗤之以鼻了。他们就会对这些决定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根据自己的观点，根据他们对1907—1910年的经验的看法来修改这些决定。只有这样做才会有利于党的真正的统一，有利于在同一条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路线上互相接近。呼声派拒绝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执行取消派的纲领。实际上，取消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纲领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纲领就是无视地下的、注定要灭亡云云的党的决定，同党的决定背道而驰，去从事自由射手的不定形的“工作”，这些自由射手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而在各种合法的杂志上、合法的团体里以及其他各种地方，同自由派、民粹派和无题派一起鬼混。任何决议都不需要，任何“对时局的估计”都不需要，我们斗争的最近目标和我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也根本不需要确定，——我们把这一切都叫作（尾随米留可夫！）“封闭的地下小组的专政”（而没有看到，事实上我们由于自己的不定形、无组织和散漫性已经把“专政”奉送给自由派小组了！）。
　　的确，在对党的决议的态度问题上，除了轻蔑地嘲弄和无视党的决议外，取消派实际上也不可能再向呼声派提出别的要求了。
　　对于所谓中央委员会关于1909—1910年党内状况的决议同伦敦遗产联系“最少”这个观点，是用不着认真分析的，因为这个观点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一边嘲弄党，一边又说我们要考虑党的“全部过去”，但是不考虑与现在直接有联系的过去，也不考虑现在！换句话说：我们要考虑的是那些不规定我们现在的行为的东西。我们要（在1910年）考虑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过去”，只是不包括过去的下列决定：关于1907—1908—1909年时期的立宪民主党的决定、关于1907—1908—1909年时期的劳动派政党的决定和关于1907—1908—1909年时期的斗争任务的决定。我们要考虑一切，只是有一点除外，这就是不考虑现在要想成为真正的党员、要进行党的工作、要领导党的工作、要实行党的策略、要按照党的原则指导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必须加以考虑的东西。
　　应当指出，崩得允许在他们的机关报上刊登约诺夫同志的一篇对伦敦遗产进行了同样的取消主义的嘲笑的文章（第22页），这是崩得应当引以为耻的。约诺夫写道：“请问，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同目前的形势和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敢说，这一点连列宁同志及其所有的附和者也都不了解。”
　　当然罗，我怎么能了解这么高深的东西呢！从1907年春到1910年春，资产阶级政党（黑帮分子、十月党人[149]、立宪民主党人民粹派）的各主要集团，它们的阶级构成，它们的政策以及它们对待无产阶级和对待革命的态度，都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我怎么能了解呢？在这方面那些可以提出而且必须提出的、不大的、局部的变化，1908年12月的决议已经指出了，我怎么能了解呢？我怎么能了解这一切呢？
　　在约诺夫看来，这一切大概都同目前的形势和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在他看来，党规定什么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多此一举。为什么要给自己增加负担呢？把党要规定无产阶级策略的这种愿望称之为“强化警卫”等等，不是更简单么？把社会民主党人变成一些自由射手，变成一些无拘无束的人，可以“自由地”、不需要任何“强化警卫”来解决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今天在《我们的污水》杂志上同自由派一起，明天在廉价文人代表大会上同无头派一起，后天在合作社里同波谢分子一起[150]——这样做不是更简单么。不过……不过可爱的大傻瓜，这究竟和合法派－取消派所力求达到的目的有什么区别呢？毫无区别！
　　不满意伦敦决定或1908年12月的决议而愿意在党内按党的原则工作的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会在党的刊物上批评这些决议，提修改建议，说服同志们，在党内为自己争取多数。对这样的人的意见我们可以不同意，然而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是符合党的原则的，他们不会象约诺夫、《呼声报》等等那样去扩大混乱。
　　现在来看看波特列索夫同志吧。
　　这位向公众表明自己已经脱离社会民主党而独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第59页上大声疾呼：“这些问题真不知道有多少啊！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寸步难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汲取了当代革命意识的全部精力和力量的思潮〈可爱的独立派先生，能不能少说些废话呢！〉！俄国的经济怎样在发展，这种经济发展如何在反动统治下不知不觉地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乡村和城市中在干些什么，这种发展使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等等等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使是初步的答案在哪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在哪里？孟什维克派一度全神贯注的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又怎样呢？孟什维克派对组织问题的研究、对过去的分析、对现在的评价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这位独立派的这番费劲的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他真正考虑了说的，那么，他就会看到极为简单的东西。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寸步难行（这是真的），那么，就必须由社会民主党来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指追求学术上的完美无缺和进行学术研究，而是指要决定采取什么步骤和如何进行）。这是因为，离开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合法派空谈家的沙龙清谈，虽然这位空谈家有时也在人前炫耀“我们也是”准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已经对上述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回答，而且正是在1908年12月的决议中作出的。
　　独立派耍了一个巧妙的花招：他们在合法刊物上，拍着自己的胸脯慷慨激昂地问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初步的回答在哪里？”独立派知道，在合法的刊物上是不可能回答他们的。但在秘密刊物上，这些独立派的朋友们（呼声派）却又不屑于对这些“不解决就寸步难行的”问题作出回答。独立派（即社会主义的叛徒）需要的一切都有了：既有响亮的空话，又有脱离社会主义和脱离社会民主党的事实上的独立。

6．论独立派－合法派集团

　　现在我们来谈谈全会以后发生的事。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给了一个相同的简单答案。维也纳决议说：“无论我们党的外部政治生活条件，还是我们党的内部关系，全会以后都没有发生任何足以使党的建设工作难以进行的真正变化……”这只不过是派别性的复发，尚未根除的派别关系的遗毒，如此而已。
　　约诺夫“绘声绘色地”作了同样的解释。
　　派别主义者的“援兵”赶来了，于是又打起仗来了，如此而已。不错，赶来充当布尔什维克的“援兵”的是一个护党派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他“赶来”同取消派作战，但这在约诺夫看来是一回事。约诺夫显然不喜欢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同伊·同志（他提议“解散一切”）等等的论战。他指责这个论战，这当然是他的权利。但是怎么能把这个论战说成是“宣布党内战争状态”呢？同取消派作战，就是宣布党内战争状态——让我们记住约诺夫同志的这条“哲理”吧。
　　国内的孟什维克当了国外孟什维克的援兵。但是这个事实丝毫也没有促使约诺夫同志认真思考。
　　根据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这种“对时局的估计”应当得出怎样的实际结论，这是很明显的。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仅仅是派别的争论。只要拿出新的中和剂就万事大吉了。一切都用小组外交手腕的观点来解释。一切实用药方也就是小组外交手腕。“投入战斗的人”有了，愿意“搞调和”的人也有了：这儿要删去有关“基础”的提法，这又要在“机关”里加进一位某某人，那儿又要在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方式问题上对合法派“让步”……这就是国外小组习气的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
　　我们对全会后所发生的变化的看法，是与上述看法不同的。
　　全会既然通过了一致赞成的决议，删去了一切“引起争论的”非难之词，于是取消派就再也无计可施了。现在再不能拿争论作挡箭牌了。再不能拿不让步和“压服”（或者说：强化警卫、战争状态、戒严状态等等）作借口了。他们离开党只能是因为他们搞取消主义（同样，前进派离开党只能是因为他们搞召回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
　　取消派无计可施，于是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取消派在俄国的中心——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是半公开的（米哈伊尔之流）或完全公开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反正都一样——拒绝了回到党里来的号召。俄国国内的合法派－取消派同党决裂了，他们已联合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当然他们只是脱离社会主义而独立，并非脱离自由主义而独立）。米哈伊尔之流的回答，《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复兴》杂志的言论，都表明各个反党的“社会民主党人”（确切些说是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联合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了。因此托洛茨基和约诺夫两人坚持搞“调和”的主张现在就显得可笑而且可怜了。他们之所以坚持这种主张，只能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主张现在已经不起坏作用，因为除了国外的那些小组外交家，除了穷乡僻壤的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外，就再也没有市场了。
　　托洛茨基和约诺夫这类调和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那些使调和主义的外交手腕在全会上得以大显神通的特殊条件，当作目前党内生活的一般条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那些在全会上发挥了作用的外交手腕（它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两个主要派别都迫切要求实行调和即实现党的统一）当成了目的本身，当成了长期在“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之间进行周旋的工具。
　　在全会上外交手腕确实有用武之地，因为当时在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中实现党的统一是必要的，而不作让步，不作妥协，就统一不起来。在确定让步的限度时，“公平的经纪人”不可避免地便成了头面人物——之所以说是不可避免地，是因为在护党派孟什维克和护党派布尔什维克看来，只要整个统一的原则基础还起作用，让步的限度问题就是次要的问题。托洛茨基和约诺夫这类调和派，在全会上成了头面人物，有可能起“中和剂”的作用，充当“审判官”来消除争论，来满足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要求”，于是他们就以为，只要“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还存在，他们就永远能起这种作用。这是很可笑的误解。在确定为取得一致所必需的让步的限度时，是需要经纪人的。在已经有了实行统一的明显的共同的原则基础时，是需要确定让步的限度的。至于在作了一切让步之后谁将加入这个统一，这个问题当时还是个悬案，因为，当时在原则上必然会有这样的假设：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愿意到党里来，一切孟什维克都愿意忠实地执行反取消主义的决议，一切前进派分子都愿意忠实地执行反召回主义的决议。
　　现在呢，经纪人已不再需要，他们已经无事可做，因为已经不存在让步的限度问题。而让步的限度问题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已经根本不存在让步的问题了。一切让步（甚至超过限度的让步）全会上都已经作出过。现在的问题，纯粹是同取消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问题，而且不是一般地同取消主义作斗争，而是同一个确定的取消派－独立派集团作斗争，也就是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作斗争。如果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现在企图在党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之间搞“调和”，那么在我们看来，在一切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看来，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简直就是在背叛党，如此而已。
　　调和派外交家所以在全会上“得势”，只是因为，只是在于，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都希望和平，认为和平的条件问题是从属于党的反取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的策略问题的。例如，我当时认为让步超过了限度，并且在让步的限度上作过斗争（对于这一点，《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曾经作过暗示，而约诺夫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来了）。但是我当时表示同意，并且现在也表示甚至同意超过限度的让步，只要这些让步不破坏党的路线，只要这些让步不导致否认党的路线，只要这些让步是引导人们脱离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回到党里来的桥梁就行。但是，现在米哈伊尔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联合起来采取反对党、反对全会的行动，那任何让步我都不愿意谈了，因为现在党必须同这些完全彻底地变成了取消派的独立派决裂，必须同他们坚决斗争。同时，我相信我的话不但代表我个人，而且代表了一切护党派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护党派孟什维克也已经通过普列汉诺夫及其他人相当明白地说出了同样的意见。党内的情况既然如此，托洛茨基和约诺夫之类的“调和派”外交家，就只好或者抛弃自己的外交手腕，或者脱离党投奔独立派。
　　只要综观全会后的事态，只要根据实质，而不是仅仅根据无关紧要的小“冲突”的经过（约诺夫以此为满足是没有道理的）对事态作出评价，就可以确信，合法派已经完全联合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
　　（1）米哈伊尔、罗曼、尤里宣称中央（全会）的决议以及中央本身的存在都是有害的。这个事实公布以来，已经将近两个月，到现在这个事实并没有人否认。这个事实显然是确实的了。［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21号刚出版。在第16页上，马尔托夫和唐恩证实确有这个事实，他们谈到“有三位同志〈？？〉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同往常一样，在这里他们又把“梯什卡—列宁”痛骂了一顿，借以掩盖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完全变成独立派集团的事实。］
　　（2）国内16个孟什维克，其中至少有上述三人中的两个和其他几个最有名的孟什维克著作家（切列万宁、柯尔佐夫等等），得到《呼声报》编辑部的赞许，在该报上为孟什维克退出党的行为辩护，发表了一个纯粹是取消主义的宣言。
　　（3）孟什维克的合法杂志《我们的曙光》登载了波特列索夫先生的一篇纲领性文章。这篇文章公然写道：“作为一个完整的和有组织的机关等级制的党是不存在的”（第2期第61页），又说：不能取消“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有组织的整体”（同上）。该杂志的撰稿人有切列万宁、柯尔佐夫、马尔丁诺夫、奥古斯托夫斯基、马斯洛夫、马尔托夫，——这位尔·马尔托夫既能在一个有自己的中心（“有组织的整体”都有自己的中心）的秘密党的“有组织的机关等级制”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又是一个合法集团的一员，而这个集团却得到斯托雷平的恩准，宣布这个秘密党是不存在的。
　　（4）孟什维克的通俗杂志《复兴》（1910年3月30日第5期）——该杂志的撰稿人同上——登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编辑部文章，把《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刊登的波特列索夫的那篇文章大大吹捧了一番，它引用了我上面引用的那一段话，并且补充道：
　　谁要是把所有这些事实都看作是偶然现象，谁显然就是不愿正视现实。谁想用“派别性的复发”来解释这些事实，谁就是用空话来安慰自己。试问这同派别性，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或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都早已不搞的派别斗争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对于不愿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来说，这里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全会为护党的合法派回到党里排除了一切（实际上存在的或实际上不存在的）障碍，为建立秘密党排除了一切障碍，同时考虑到利用合法机会的新条件和新形式。四个孟什维克中央委员和两个《呼声报》编辑都承认，一切不利于共同的党的工作的障碍已经排除了。国内的合法派集团已经对全会作了回答。这是一个否定的回答：我们不愿意从事恢复和巩固秘密党的工作，因为这是反动空想。
　　这个回答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事实。独立的（脱离社会主义而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已经完全联合起来并完全脱离社会民主党。至于这个集团的组织程度如何，它是由一个组织构成的，还是由几个彼此间联系十分ｌｏｓｅ（松散、不坚固）的单个小组构成的，这一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脱离党而形成独立集团的趋势（这些趋势在孟什维克中间早已存在），现在已经发展到形成新的政治组织了。今后，一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愿意自己欺骗自己，就应当考虑这个独立派集团的存在的事实。
　　为了说明这个事实的意义，让我们首先回忆一下法国的“独立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一个最先进的、彻底扫清了一切旧事物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彻底表现出这个政治派别的趋势。米勒兰、维维安尼、白里安属于社会党，但他们的行动一再背离党的决定，违背党的决定，而且米勒兰曾经以挽救共和国和保护社会主义的利益为借口，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终于导致同党决裂。资产阶级以部长的职位奖赏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三个法国叛徒继续称自己和自己的集团为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继续用工人运动和社会改良的利益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当然，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奖赏我国的独立派，因为他们开始活动的条件太落后了，他们得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它早就支持孟什维克的“独立主义”趋势）的称赞和帮助，就应当满足了。但是两个国家的基本趋势是相同的：都是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作为自己脱离社会主义政党而独立的借口；都是把“为合法性而斗争”（这是唐恩提出的口号，叛徒的《复兴》杂志曾经热烈地给予支持，见第5期第7页）说成是工人阶级的口号；实际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法国是议员，在我国是著作家）大联合，他们与自由派交替发挥作用；不服从党，无论米勒兰和他的同伙，或者《复兴》杂志和《呼声报》，都宣布党不够“现实”；他们说党是“封闭的地下小组的专政”（《呼声报》），说党闭关自守，是一个妨害广泛进步的狭隘的革命会社（米勒兰和他的同伙）。
　　其次，为了说明我国独立派的立场，可以看看我们俄国的“人民社会党”形成的历史。这段历史将帮助一些人明白事情的实质，不致因我们的独立派和米勒兰及其同伙进行“工作”的外部条件千差万别，便看不见他们的血缘关系。我们的“人民社会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合法的和温和的派别，这是大家知道的。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大概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1905年底的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上，人民社会党人曾经要求取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政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1905年秋和1906年春的自由时期，他们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报纸上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到1906年秋，他们取得合法地位便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中和在第二届杜马中，有时几乎和社会革命党人合流。
　　1906年秋，我在《无产者报》上写了一篇关于人民社会党人的文章，我称他们是“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1—401页。——编者注］事隔三年半，波特列索夫之流已经向护党派孟什维克证明，我当时的话是正确的。不过应当承认一点，甚至彼舍霍诺夫先生们及其同伙的行为，在政治上要比波特列索夫先生和他的集团来得诚实，因为他们在进行了许多次实际上脱离社会革命党的独立政治活动之后，便公开宣布自己脱离社会革命党，单独成立政党。当然，这种“诚实”也是由力量对比决定的：彼舍霍诺夫认为社会革命党软弱无力，并考虑到和社会革命党非正式联合就会使他有所失；而波特列索夫则认为，政治上的阿捷夫行为[151]，即继续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而实际上脱离社会民主党就会使他有所得。
　　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认为目前对自己最有利的，就是用别人的名字作掩护，盗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从内部破坏它，在实际上反对它，而不是仅仅脱离它而独立。可能我们的独立派集团将设法尽量长期用别人的羽毛来打扮自己；也可能在党受了什么打击之后，在秘密组织遭到大的破坏之后，或遇到特大的诱惑，例如在有可能不靠党就能进入杜马的时候，独立派自己就会扔掉自己的假面具；——我们不可能预见他们的政治骗术的种种细枝末节。
　　但是，有一点我们现在是很清楚的，这就是：独立派的这种隐蔽活动对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有害的，致命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加以揭穿，使独立派原形毕露，宣布他们已经与党断绝一切联系。全会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尽管乍看起来会觉得这事很奇怪，但恰恰是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的同意（非心甘情愿的或不自觉的同意），恰恰是向他们所作的最大限度的甚至是超过限度的让步，帮助我们揭开了取消主义的脓疮，揭开了我们党内的独立主义的脓疮。任何一个诚实的社会民主党人，任何一个护党派分子，不管他同情哪个派别，现在都不会否认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就是独立派，都不会否认他们事实上不承认有党，不要党，而是在搞反党活动。
　　独立派分裂出去并成立单独的政党的过程，其成熟的快慢当然是由许多无法估计的原因和情况决定的。人民社会党人在革命前就已经有一个特别的集团，所以这个暂时地和部分地归附社会革命党的集团，分离出来是特别容易的。我们的独立派则还有自己本身的传统，他们个人同党有联系，这就延缓了他们分裂出去的过程，但是这些传统正在日益减弱，而且除此以外，革命和反革命又推出一些不受任何革命的和党的传统的束缚的新人物。同时，周围存在的“路标主义”思想情绪这种环境也非常迅速地推动意志薄弱的知识界走向独立。“老”一代革命者正在退出舞台；斯托雷平用尽全力摧残这一代的代表，因为他们在自由的时期，在革命的年代，大部分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全部化名和全部秘密活动。监狱、流放、苦役、流亡国外，使离开战斗行列的人数日益增加，而新一代的成长又很缓慢。在知识界中，尤其是在“习惯于”某种合法活动的知识界中，正滋长着一种完全不相信秘密党，完全不愿意花力气去做现阶段特别困难的和特别不见成效的工作的思想。“患难识朋友”，目前工人阶级正处在新老反革命势力一起发动进攻的困难时期，它必然会看到，它在知识界的许许多多“一时的朋友”，共度节日的朋友，只是革命时期的朋友纷纷离去，这些朋友在革命时期是革命者，但在低落时期就随波逐流，反革命刚一得手，他们就宣布“为合法性而斗争”。
　　在欧洲一些国家，例如1848年以后，反革命势力曾经彻底清除了残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社会主义的组织。青年时代曾经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他们的市侩心理，这时便心灰意懒了，他们说：过去就这样——将来也如此；捍卫旧的秘密组织是没有希望的事，建立新的秘密组织就更没有希望了；总而言之，我们“夸大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力量，我们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的作用是“万能的”，——所有这些叛徒的《社会运动》的见解，都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他们离开秘密的党。站在斜坡上的独立派，他们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在不停地往下滑，更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在同斯托雷平亲密合作：斯托雷平从肉体上，用警察手段，用绞架和苦役来破坏秘密的党，自由派公开宣传路标主义思想来破坏秘密的党，而社会民主党人中的独立派则间接帮助破坏秘密党，他们叫嚷秘密的党已经“陷于瘫痪”，拒绝帮助它，为脱离党的行为辩护（见《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上16人的信）。真是每况愈下。
　　反革命时期拖得愈长，保卫党的斗争对我们来说便愈艰苦，对此我们是不会视而不见的。护党派不缩小危险，而是正视危险，例如，中央机关报第13号上克·同志的文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坚决坦率地承认党软弱无力，承认组织涣散，承认情况困难，这并没有使克·同志（也没有使任何一个护党派分子）在要不要党，要不要进行恢复党的工作这个问题上产生片刻的动摇。我们的处境愈困难，敌人的数目愈增加（我们的敌人中，前天增加了路标派，昨天增加了人民社会党人，今天又增加了独立派社会民主党人），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也就会不分派别愈紧密地团结起来保卫党。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在如何带领有革命情绪的、相信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去冲锋陷阵这个问题上，他们可能产生分歧，但是在是否必须为保存和巩固1895—1910年建立起来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这个问题上，他们却不可能不团结一致。
　　至于《呼声报》和呼声派，那他们已经十分清楚地证实了去年7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决议对他们所作的估计。这个决议说（见《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第6页）：“在党内孟什维克的营垒中，在该派别的正式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完全成了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俘虏的情况下，该派别的少数人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正在为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党的基础……”［注：见本卷第37页。——编者注］实际上离“结束”取消主义道路，比我们当时考虑的还要远些，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上面这段话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已经“成了取消派的俘虏”这个说法，更是得到了证实，这个机关报是不折不扣的取消派的俘虏，它既不敢直接维护取消主义，又不敢直接反对取消主义。他们甚至在全会上一致通过决议的时候，也不是自由人，而是俘虏，他们的“主人”把他们放出来一段短时间，但是全会后的第二天他们又恢复奴隶状态。他们既然不敢维护取消主义，便竭力强调各种各样的障碍（包括各种虚构的障碍！），这些障碍虽然与原则问题无关，却妨碍他们放弃取消主义。在这一切“障碍”都被清除之后，在他们提出的一切不相干的、个人的、组织方面的和经费方面的要求以及其他种种要求都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才违心地“举手赞成”放弃取消主义。这些可怜虫！他们不知道：此时此刻，16人宣言已经在送往巴黎的途中，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以及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维护取消主义更是变本加厉！于是他们又驯服地跟着16个人，跟着米哈伊尔，跟着波特列索夫重新投向取消主义！
　　维护这些人或替这些人辩护的意志薄弱的“调和派”，如约诺夫和托洛茨基，他们最大的罪过，就在于他们使这些人更加依赖取消主义，害了这些人。如果说所有无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米哈伊尔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行动（而无论托洛茨基或约诺夫，都是不敢维护这些集团的！）能够使被取消主义俘虏的呼声派中的某些人回到党里来的话，——那么“调和派”的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是丝毫不能使党与取消派调和的，而只能激起呼声派的“毫无意义的希望”。
　　然而，这种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显然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正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所以约诺夫同志才仅仅提出是否登载马尔托夫的文章的问题，所以维也纳的托洛茨基派才把问题归结为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无论是马尔托夫的文章（《在正确的道路上》……即在正确地走向取消主义的道路上）或是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都只是局部事件，这些局部事件，如果不同全局联系起来是不能理解的。例如，马尔托夫的文章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一年中已经研究透了取消主义和呼声派的各种色彩），马尔托夫已经转向了（或者说别人使他转向了）。同一个马尔托夫是不能既在中央关于代表会议的《信》上签名，同时又写出《在正确的道路上》这样的文章的。由于把马尔托夫的文章同一连串事件割裂开，——在这篇文章之前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这篇文章之后出版的《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16人宣言、唐恩的文章（《为合法性而斗争》）以及波特列索夫和《复兴》杂志上的一些文章——，由于把中央机关报内部的“冲突”同上述一连串事件割开，所以托洛茨基和约诺夫也就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注：再以在秘密的党内合法的个人“权利平等论”为例。在米哈伊尔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行动之后，这个理论的含义和作用，就是承认独立派－合法派集团，并且要党服从他们，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相反，如果把作为一切事件的基础的东西——俄国的独立派已经完全联合起来，他们已经同恢复和巩固秘密党这一“反动空想”完全决裂——放在中心位置，那么一切都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7．关于护党派孟什维主义和对它的评价

　　为了说明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我们应当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所谓护党派孟什维主义以及对它的意义的评价问题。
　　在这方面，很值得注意的是无派别的（自称为无派别的）约诺夫和托洛茨基的观点（《真理报》第12号和维也纳决议）。托洛茨基坚决地固执地无视护党派孟什维主义（中央机关报第13号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注：见本卷第233—235页。——编者注］，而约诺夫则泄露了自己同伙的“珍藏的”思想，他宣称，“普列汉诺夫同志”（其他护党派孟什维克根本不在约诺夫的眼里）所发表的言论的作用无非就是“支援”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斗争，鼓吹“宣布党内战争状态”。
　　事实驳斥了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立场，单凭这一点，他们也应当发现自己的立场的错误。从中央机关报第13号上可以看出，至少国外七个党的协助小组（巴黎、日内瓦、伯尔尼、苏黎世、列日、尼斯、圣雷莫）中，普列汉诺夫分子，更正确些说，护党派孟什维克，已经起来反对《呼声报》了，他们要求执行全会的决定，要求停办《呼声报》，他们指出了《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的思想立场的取消主义性质。在俄国国内的工作者中间现在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也许不那么明显。避而不谈这些事实是可笑的。如果不顾这些事实，企图把普列汉诺夫同呼声派的斗争说成是著作家的“派别”斗争，这就等于（客观上）站在独立派－合法派集团一边来反对党。
　　上述“调和派”的立场显然是不正确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应当从中看到，他们的出发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全会上的统一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进行了协商。不应当被党内事态的表面现象以及这些事态中个人的特点所欺骗，而应当对目前所发生的事情的思想和政治意义作出评价。从表面上看，同某某呼声派分子进行了协商。其实呼声派转到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上来才是协商的基础和条件。这一点从上面对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注：在参加全会的四个担任中央委员的孟什维克中，有两人想竭力对呼声派作最大限度的让步，从而使他们事实上转到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上来。这并不是说，这两个人是坚定的护党派，并不是说他们决不会回到呼声派方面去。这只是说，当时，孟什维主义是处在它还不可能放弃党的原则的时期。］从表面上看，例如，从中央机关报的人员组成来看，呼声派当时是党内孟什维主义的代表。事实上，中央机关报在全会之后，便开始转变为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合作”的机关报，而遭到呼声派的全力的抵制。因此，党的统一的发展经过一段曲折：起初好象是乱糟糟的大调和，没有明确规定统一的思想基础，但是后来各种政治趋向的逻辑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作用，独立派脱离党的过程因为全会向呼声派作出了最大让步而加速完成了。
　　当我在全会上听到和在《呼声报》上（第19—20号合刊第18页）看到有人对“各强大派别进行协商以反对右的和左的取消派”这个口号（《呼声报》把这个口号加上了引号，但是不知为什么它没有直说：在全会前和在全会上我是拥护这个口号的）拼命进行攻击时，我就暗自想道：“abwarten！”，“wait　and　see”（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呼声派先生们！请等一等，你们这是想在“背着主人”结帐。问题不在于全会给一切派别（不仅仅是给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强大”派别）提出了参与协商的可能性。问题在于你们的“主人”，即独立派－合法派集团，是否允许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几个月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瞎子才会看不见，事实上正是“各强大派别的协商”构成了党的统一，并且“扫除一切障碍”推进这个统一。应当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党内实力的实际对比是这样。毫无疑问，在最近的将来，或者党的一切领导机构正式进行改组，以便反映出这种协商，或者党内生活和党的统一的发展暂时撇开党的领导机构。
　　当然，把护党派孟什维克称为“强大派别”，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因为目前看来呼声派更强，至少在国外是如此。但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判断力量的强弱，不是根据国外集团发表的意见，不是根据孟什维克著作家如何组合，而要看谁的立场客观上是正确的，谁的立场按照政治形势的逻辑注定要向“独立派”屈服。工人事业派，在1898—1900年，无论在国外，无论在俄国国内都比火星派强大，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强大派别”。
　　现在，呼声派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普列汉诺夫，把他们所有的脏水，包括波特列索夫先生，包括重提1901—1903（原文如此！）年马尔托夫如何“受委屈”，都泼向普列汉诺夫，呼声派的这种虚弱就显得格外明显了。阿克雪里罗得及其同伙于4月在国外出版了一本对普列汉诺夫进行人身攻击的文集，这是他们政治上无法挽回的失误，因为在俄国，2月出版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3月出版的《复兴》杂志，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另一方面，而普列汉诺夫在中央机关报第13号上，已从叙述他同呼声派冲突的经过转到反对呼声派现时的政策了。呼声派现在一回忆起过去的（1901年以前的！）“委屈”，就激动得手脚乱舞，象还在呼吁好心人来保护他们不受布尔什维克中心的侵犯的前进派一样。
　　请看我们的“受委屈的人”是如何愈来愈明显地自我暴露的吧。他们在1910年，只要一提起“列宁—普列汉诺夫”（这是他们的专门术语！）的协商就气得发狂，就象一年前马克西莫夫为这件事气得发狂一样。呼声派象马克西莫夫一样竭力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问题几乎全在于“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协商，而且他们把普列汉诺夫的行动说成是由于他“瞎任性”（《必要补充》第16页），“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以及其他等等。马尔托夫提起普列汉诺夫作为孟什维克“五年来的活动”（同上）时，力图事后败坏他的名声，说他反复无常，但是马尔托夫没有觉察到，他这样做首先是使自己难堪。
　　在上述的《必要补充》中，《呼声报》的编辑委员会向我们担保说（第32页），普列汉诺夫正是在上述的五年中（1904—1908年）是“伟大的”。请看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吧。孟什维克宣布普列汉诺夫所以“伟大”，不是由于他在20年中（1883—1903年）的活动（在这一时期，他忠于自己的主张，他既不是孟什维克，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而恰恰是由于他后来五年中的活动，但是孟什维克自己说，这五年普列汉诺夫是“反复无常”的，就是说，没有坚持彻底的孟什维克路线。结论是：“伟大”就在于他没有完全陷进孟什维主义的泥坑。
　　但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回忆的孟什维主义五年来的历史，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事实，有助于说明孟什维克的分裂并不是马尔托夫竭力强调的那种微小的、个人的原因造成的。
　　1903年，普列汉诺夫在增补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时，在《火星报》第52号上《不该这么办》这篇文章中宣布：他愿意和机会主义者进行周旋，并且通过这种周旋使他们改正过来。与此同时，他极尽攻击布尔什维克之能事。1904年底他力图把显然已经滚到自由主义方面去的阿克雪里罗得拖出来（《地方自治运动计划》），但他的做法是，对宣布向地方自治人士示威就是“高级形式的示威”等等这样一些高论，只字不提（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这本小册子仅供党员阅读）。1905年春，普列汉诺夫看到“周旋”没有希望了，于是脱离了孟什维克，创办了《日志》，宣传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日志》第3期（1905年11月）已经完全不是孟什维克的刊物了。
　　普列汉诺夫花费了近一年半的时间（从1903年底至1905年春）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周旋，他从1906年初起，并且在1907年一年中又同立宪民主党周旋。在此期间，他搞的极端机会主义，大大超过了其他的孟什维克。虽然普列汉诺夫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宣布了“周旋手段”，但是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他就建议（在《日志》第6期上）各革命政党进行协商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这时《无产者报》（在1906年8月29日第2号《策略上的动摇》一文中）立刻指出，这个立场完全不是孟什维克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73—377页。——编者注］。
　　1907年春，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据切列万宁所述，我在《十二年来》文集的序言［注：同上，第16卷第86—105页。——编者注］中已经引用过他的话）和孟什维克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作过斗争。当时他需要“工人代表大会”作为一种周旋手段，以便发展党而不是反对党。马尔托夫在《必要补充》中说，1907年下半年普列汉诺夫“曾经不得不花费不少口舌”，坚持孟什维克必须有秘密的（即党的）机关报，反对阿克雪里罗得（显然，阿克雪里罗得宁愿要合法的、事实上不是党的机关报）。1908年波特列索夫的一篇文章所引起的冲突，是普列汉诺夫与取消派分裂的导火线。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孟什维克现在的分裂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周旋手段”不能为周旋者因进行周旋而犯的错误辩护，至于我写的批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的那些话，我一句也不打算收回。但是“周旋手段”说明为什么一部分孟什维克容易走到独立派方面去，而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却很难甚至不可能这样做。由于进行周旋而带领工人阶级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他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危害，并不比那种因内心倾向于机会主义而这样做的人带来的危害少。但是，前者可以、能够、来得及在后者掉进陷阱的地方刹车。俄国有句俗语说：让他去祷告上帝，他就磕破头皮。普列汉诺夫也可以这么说：让波特列索夫分子和唐恩分子靠右走去进行周旋，他们却把靠右走当成原则。
　　某些孟什维克及时刹车，这完全证实他们不愧为“护党派孟什维克”。他们刹车是为了进行维护党、反对独立派－合法派的斗争，波特列索夫先生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在《必要补充》中企图回避这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这是徒劳的。
　　恩格斯也曾经同社会民主联盟[152]（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作过斗争，——波特列索夫这样来支吾搪塞（第24页）。可爱的先生，这是诡辩。恩格斯指出了党的错误[153]，而你们可没有说如何纠正党的错误，你们甚至不肯直接说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现在是否需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否需要。在斯托雷平面前你们说：不需要（《我们的曙光》杂志），而在党员面前，在秘密刊物上，你们却不敢这么说，而是闪烁其词，支吾搪塞。
　　编辑部断言：“列宁—普列汉诺夫主张向工人运动的新形式宣战”（第31页），“我们是从真正的工人运动的状况、条件和要求出发的”（第32页）。可爱的先生们，这是诡辩。你们自己也承认，全会曾竭尽全力肯定这些新形式，而且布尔什维克在全会以前所进行的斗争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分歧不在于是否需要“新形式”，是否需要进行合法的工作，是否需要建立合法的团体，——我们的分歧完全不在这里。我们的分歧在于：合法派如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他们已经脱离社会民主党而独立，对这么干的合法派是否仍允许他们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还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必须承认党，宣传党的必要性，在党内工作，巩固党的组织，在各地方和在一切团体中建立秘密支部以便和党建立正常的联系，等等。你们也很清楚，现在，即在全会之后，我们的分歧正是在这里。
　　我们希望同护党派孟什维克接近，希望同他们协商，以便进行维护党、反对独立派的斗争，而呼声派却竭力把我们这种做法说成是“列宁同普列汉诺夫”搞个人联盟。呼声派大骂《无产者报》第47—48号合刊上一篇反对波特列索夫的文章的作者，说他带有“佞臣”的腔调，说他利用同普列汉诺夫的“协商来投机”。
　　我翻开这篇文章，在第7页上有这样一段话：
　　让读者来评一评究竟谁的话更象“谄媚”和“投机”吧：是把布尔什维克所认为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直接指出来呢，还是宣布普列汉诺夫恰恰在他作为孟什维克和“反复无常”（按孟什维克的说法）的那个时期是“伟大”的呢？
　　这是政治上很无知的说法，但是，“投机”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其所以很无知，是因为对于旧的领袖们来说，现在恰恰就是重要的政治行动时刻，现在的政治行动要比公开斗争时期重要一百倍，因为在公开斗争时期，群众自己能更容易找到道路。说“投机”的意思很清楚，是因为这句话表示他们的决心，一旦普列汉诺夫重新开始“周旋”，他们就重新承认普列汉诺夫为孟什维克。
　　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呼声派不明白：他们的这些攻击同例如阿克雪里罗得说的“我们不愿意卑躬屈节”（在普列汉诺夫面前）“充当阿谀逢迎的奴仆”（第19页）这些话放在一起，究竟有什么意思。你们的举止恰恰象阿克雪里罗得上面所说的这种人，你们对普列汉诺夫的态度，恰恰合乎这些人的“公式”：“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
　　你们求他伸过“手”来求了五年，现在你们又“飨以老拳”——写出32大页文章来攻击他，而在第32页上却又“表示决心”：可以同意重新承认他为孟什维克，再求他伸过“手”来。
　　至于我们，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普列汉诺夫在“反复无常”的时期，从来就不是布尔什维克。我们现在不认为，将来也永远不会认为他是布尔什维克。但是，普列汉诺夫以及一切能起来反对独立派－合法派集团并能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孟什维克，我们都认为是护党派孟什维克。在目前的困难时期，在理论上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维护党的斗争已经提上了日程，因此我们认为竭力接近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是一切布尔什维克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8．结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全会决定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局限于全会设想在全体孟什维克都转到党的立场上来的条件下安排的那个议事日程。这个条件没有实现，因此我们不应当自己骗自己。
　　通过同独立派－合法派的斗争团结护党派，——这应当作为选举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的口号，作为召集和准备这次代表会议的口号。根据这个任务并且估计到呼声派的反党立场，我们应当果断地对党的一切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使这些机构不再无理取闹（一切呼声派都在准备同领导机构无理取闹而且今后还会准备这样做），而去从事真正的党的建设工作。呼声派不愿意建设党，而愿意暗中帮独立派－合法派集团的忙。
　　布尔什维克为这次代表会议拟订了以下纲领：按照十二月（1908年）决议并根据这些决议的精神建设党；继续完成全会的工作，对全会的决定进行上面提及的种种修改，这也是全会后的整个事态发展提出的要求；竭尽全力系统地、不断地、全面地和坚持不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以便集聚无产阶级的力量，帮助无产阶级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在斗争中学习本领，放开手脚干，——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恢复秘密的支部，秘密的纯粹的党组织，而且主要首先恢复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学会使它们适应新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够指导合法组织的一切工作，才能够把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贯串到这些工作中去，才能够同叛徒和独立派－合法派作不调和的斗争，才能迎来这样的时刻，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保持了1905年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的一切传统，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无产阶级队伍，因而能够率领这支队伍投入新的战斗，去夺取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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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36]马赫主义者即经验批判主义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里说：“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3页）
　　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广泛流行，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其代表者是孟什维克中的尼·弗·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俄国马赫主义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际上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反动实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免遭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45。
　　[137]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年给威·白拉克和奥·倍倍尔的信中就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问题发表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29—133、119—126、150—152页）。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247。
　　[138]《对格·瓦·普列汉诺夫〈日志〉的必要补充》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一份反对普列汉诺夫的传单，1910年4月由《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出版。——248。
　　[139]《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复兴》杂志（《Возрождение》）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刊），1908年12月—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接替《复兴》杂志出版的是《生活》杂志。——256。
　　[140]指维·列·尚采尔（马拉）。——265。
　　[141]饶勒斯派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
　　爱尔威派是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古·爱尔威为首的“极左”派。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7年）上，爱尔威提出用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列宁尖锐地批评了爱尔威主义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指出它“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73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爱尔威开始向右转化，1914年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立场。
　　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265。
　　[142]《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69。
　　[143]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903年9月13—20日）通过的《关于党的策略》这一决议。决议是以288票对11票的压倒多数通过的，其中说：“党的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修正主义者力图改变我们固有的、久经考验的、战无不胜的、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策略，这就是用对现存制度让步的政策来取代推翻我们的敌人以夺取政权的政策。”——269。
　　[144]指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4年8月）通过的《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决议。决议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关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见注182。——269。
　　[145]《高加索来信》的作者柯·斯大·同志即斯大林。他的这封尖锐批评梯弗利斯取消派的信写于1909年12月（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78—185页），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的孟什维克成员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刊登，后来同高加索孟什维克的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阿恩）对这封信的答复一起刊登在1910年5月25日（6月7日）《争论专页》第2号上。——270。
　　[146]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274。
　　[147]无头派是列宁对无题派的蔑称。在俄语里“无头”和“无题”谐音：“无头”的本意是头脑迟钝。
　　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274。
　　[148]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茲、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74。
　　[149]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276。
　　[150]《我们的污水》杂志是列宁对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见注139）的蔑称。
　　廉价文人代表大会是对全俄作家和新闻记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蔑称。这个代表大会于1910年4月21—28日（5月4—11日）在彼得堡举行，出席的有来自《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世界》杂志的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代表。代表大会原定要讨论争取出版自由的决议，可是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它就立即唯命是从地把这一议程撤销了。
　　波谢分子是指俄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弗·亚·波谢的追随者。波谢曾主张在俄国成立对社会民主党独立的工人合作社组织。——277。
　　[151]阿捷夫行为意为叛卖。叶·菲·阿捷夫是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曾领导该党的从事恐怖活动的战斗组织，同时充当奸细，与警察司合作，多次出卖该党党员和战斗组织成员，保护沙皇政府的首脑人物免遭暗杀。1908年被揭露。——286。
　　[152]社会民主联盟（S．D．F．）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297。
　　[153]指恩格斯的《伦敦的五月四日》以及他1886年11月29日和1889年5月11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两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9—76页、第36卷第565—569页和第37卷第193—194页）。——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