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九卷——论《路标》（1909年12月13日〔26日〕）

论《路标》^[106]5cQ品论天涯网

（1909年12月13日〔26日〕）5cQ品论天涯网

　　立宪民主党的最有影响的政论家所撰写的著名《路标》文集，是时代的真正标志，短短的时间内一版再版，所有反动报刊无不为之喝彩叫好。不管立宪民主党报纸怎样对《路标》中某些太露骨的地方进行“更正”，不管某些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对《路标》表示唾弃（有的人是由于完全无力影响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有的人是故意欺骗群众，不让他们了解这个政策的真正意义），然而《路标》反映了现代立宪民主主义的无可置疑的本质，这却仍然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立宪民主党就是《路标》党。
　　一向最重视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工人民主派，应当对《路标》表示欢迎，因为在这个文集中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们出色地揭示了立宪民主党政治倾向的实质。《路标》是别尔嘉耶夫、布尔加柯夫、格尔申宗、基斯嘉科夫斯基、司徒卢威、弗兰克和伊茲哥耶夫等先生撰写的。仅仅这些著名的杜马代表、著名的叛徒、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大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路标》的作者们以整个社会流派的真正思想领袖的身分，提纲挈领地草拟了一部关于哲学、宗教、政治、政论以及对整个解放运动和俄国民主派的全部历史的评价等问题的百科全书。作者们把《路标》叫作“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论文集”，他们用这个副标题缩小了他们的言论的真正主题，因为他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指整个俄国民主派和整个俄国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鼓舞者和代表者。《路标》是俄国立宪民主主义和整个俄国自由主义同俄国解放运动及其一切基本任务和一切根本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道路上的最醒目的路标。

一

　　自由派叛变活动的百科全书包含三个主题：（1）反对俄国（和国际）民主派整个世界观的思想基础；（2）宣布同近年来的解放运动决裂，并对它大肆诬蔑；（3）公开宣布自己对十月党人资产阶级、对旧政权、对整个旧俄国怀有“奴仆”感情（和宣布实行相应的“奴仆”政策）。
　　《路标》的作者首先谈的是“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哲学基础。对唯物主义的坚决斗争象一根红线贯穿全书，唯物主义被宣布为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第4页；引自《路标》第1版，下同）。实证论受到批判，是因为“我们”（即被《路标》批判了的俄国“知识分子”）曾经把它“同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混为一谈”，或者是因为我们“纯粹用唯物主义”（第15页）对它作解释，而“任何一个神秘主义者，任何一个信教者，都不会否认科学的实证论和科学”（第11页）。请不要开玩笑了！“敌视唯心主义倾向和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第6页），这就是《路标》攻击“知识分子”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尤尔凯维奇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相比，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第4页）。
　　从这个观点出发，《路标》拼命攻击“知识分子”的无神论，同时又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地力图恢复宗教的世界观，这是十分自然的。《路标》把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倒之后，又把政论家别林斯基批倒了，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知识分子”的领袖（第134、56、32、17页及其他各页）。恰达耶夫、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不是知识分子”。前面几个人是《路标》与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那一派别的领袖。后面几个人过去“不厌其烦地反复讲”的也正是《路标》现在反复地讲的那些东西，不过“当时没有人听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重视他们”（见《路标》序言）。
　　读者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路标》所攻击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只是故意混淆视听。它全线攻击的是民主派，是民主派的世界观。不过，那个标榜自己为“立宪民主的”政党的思想领袖们不便直言不讳，所以他们便从《莫斯科新闻》[107]那里抄来一个字眼，说什么他们唾弃的不是民主派——（多么不应该的诽谤呀！）——而只是“知识分子习气”。
　　《路标》一本正经地说，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热烈而精采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情绪”（第56页）。“别林斯基以后的我国政论历史，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简直是糟糕透了。”（第82页）
　　不错，不错。农奴反对农奴制度的情绪显然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情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1861—1905年反对整个俄国生活制度中农奴制残余的历史，显然是“糟糕透了”。照我们那些聪明而又有教养的作者们看来，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也许不取决于农奴的情绪吧？我国的政论历史不取决于农奴制压迫的残余所激起的人民群众的愤怒吧？
　　《莫斯科新闻》一向认为，俄国民主派哪怕就从别林斯基开始，都根本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自身最起码的权利（这种权利遭到农奴制度的破坏）而斗争的利益，他们只代表“知识分子的情绪”。
　　《路标》和《莫斯科新闻》的纲领无论在哲学方面还是在政论方面都一样。不过在哲学方面，自由派叛徒们敢于说出全部真相，敢于摊开自己的全部纲领（攻击唯物主义和用唯物主义解释的实证论；恢复神秘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观）；而在政论方面，他们则躲躲闪闪，转弯抹角进行诡辩。他们已经同民主派的最基本思想、同最起码的民主倾向决裂了，可是却装出只是同“知识分子习气”决裂的样子。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不再保护人民的权利，而是坚决掉过头来保护反对人民的制度。可是自由派的政客们还希望保持“民主主义者”的称号。
　　他们对近年来运动的历史所玩弄的把戏，同他们对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和对俄国政论的历史所玩弄的把戏，是一模一样的。

二

　　实际上，《路标》所攻击的只是代表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而且仅仅因为他们真正参加了这个运动。《路标》疯狂地攻击知识分子，正是因为这“一小股地下派别公开露了面，获得了众多的追随者，并且一时成了思想权威，甚至成了现实的巨大力量”（第176页）。当“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小股地下派别，还没有获得众多的追随者，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巨大力量的时候，自由派曾经同情过他们，有时还暗中帮助过他们；这就是说，当民主派还没有使真正的群众行动起来的时候，自由派是同情民主派的，因为不发动群众，民主派就只能为自由派的自私目的效劳，只能帮助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去逐步掌握政权。当民主派把业已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捍卫自己的利益的群众吸引过来时，自由派就同民主派分道扬镳了。在反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叫嚣的掩护下，立宪民主党所攻击的实际上是群众的民主运动。《路标》中明显地揭露这一点的地方不胜枚举，其中一处就是：他们宣布法国18世纪末伟大的社会运动是“相当持久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典范，而且这种革命精神的潜力充分表现出来了”（第57页）。
　　说得真好啊，不是吗？请看，法国18世纪末的运动不是最深刻最广泛的群众民主运动的样板，而是“知识分子”革命的样板！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实现民主任务从来都离不开与之相同类型的运动，因此十分明显，自由派的思想领袖正是在同民主派决裂。
　　《路标》骂俄国知识分子，正是骂的一切民主运动必然产生和表现出来的东西。“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激进主义以骇人听闻的速度注入人民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注：在同一页下面隔两行说：“痛苦不堪的人民群众。”］中去了”（第141页），这里就“不单纯是政治上的错误，不单纯是策略上的失误。这里也有道义上的错误”。没有痛苦不堪的人民群众的地方，是不可能有民主运动的。而民主运动跟普通的“造反”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民主运动是在一定的激进的政治思想的旗帜下进行的。所以《路标》的真实思想是：民主运动和民主思想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仅在策略上是不适宜的，而且在道义上是犯罪的。《路标》的这种思想同波别多诺斯采夫的真实思想毫无区别。波别多诺斯采夫只不过说得比司徒卢威、伊茲哥耶夫、弗兰克之流说得更坦率些更露骨些罢了。
　　《路标》在给可恨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内容比较准确地下定义时，自然他们所指的是整个“左派”思想，尤其是民粹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民粹派的罪名是“对农民的爱是虚伪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罪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是虚伪的”（第9页）。无论前者或后者的“拜民主义”（第59、59—60页），都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在可恨的“知识分子”看来，“人民就是上帝，多数人的幸福就是唯一的目的”（第159页）。“无神论的左派联盟的狂热演说”（第29页），——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布尔加柯夫在第二届杜马里记得最清楚的事情，这就是使他恨之入骨的事情。毫无疑问，布尔加柯夫在这里对立宪民主党人通常的心理比别人表达得更清楚些，他表达了整个立宪民主党的珍藏心头的想法。
　　在这个自由派分子看来，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区别，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这位著作家“耍手腕”（他很了解这方面的区别），而是现代自由主义本质的合乎规律的表现。这是因为目前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和仇恨的与其说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倒不如说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运动，也就是说，他们害怕和仇恨的是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方面——通过诉诸群众来保卫民主。当代的一个特点是，俄国自由派坚决掉过头来反对民主派；他们既不注意民主派内部的区别，也不注意实现民主之后展现出的进一步的目标、前途和远景，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在《路标》中，“拜民主义”一类字眼简直触目皆是，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被人民吓得魂不附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除了大喊大叫民主派是“拜民主义”以外就无话可说了。退却是不能不用特别响亮的鼓声来掩护的。事实上也无法公然否认，头两届杜马正是通过工农代表来表达工农群众的真正利益、要求和看法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代表［注：《路标》把“知识分子”一词通常的意思歪曲得简直太可笑了。只要翻一翻头两届杜马的代表名单，立刻就可以看到，劳动派绝大多数是农民，社会民主党人是工人居多，立宪民主党人则集中了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一贯背离民主运动，所以立宪民主党人才对“左派”极端仇视。事实上，连“四条”[108]也是无法公然加以否认的；而且，在现代俄国只要按照“四条”进行真正民主的选举，劳动派的代表同工人政党的代表一定会同时获得压倒的多数，对这一点任何一个比较诚实的政治活动家都不曾怀疑过。
　　向后倒退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只好用《莫斯科新闻》和《新时报》的词典中的一些字眼来掩盖他们同民主派决裂的事实；这些字眼在全部《路标》文集中俯拾即是。
　　《路标》从头到尾整卷都是对民主派的反动诬蔑。无怪乎《新时报》的政论家罗扎诺夫、缅施科夫、亚·斯托雷平等人跑过来亲吻《路标》，无怪乎安东尼·沃伦斯基读了自由主义领袖们的这部作品而欢欣若狂。
　　《路标》写道：“知识分子在考虑自己对人民的义务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义务的第一条所反映的个人责任的思想，不仅应当要求知识分子有，而且应当要求人民有。”（第139页）民主主义者所考虑的扩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上层阶级对人民负有“义务”的意思。民主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想到，而且也根本不会想到，在改革前的国家或者在实行六三“宪制”的国家，竟然去谈人民对统治阶级负有“责任”。除非民主主义者或所谓的民主主义者完全变成反革命的自由派，才能“想到”这一点。
　　我们在《路标》中读到：“利己主义，自我肯定，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使西方资产阶级成为实现上帝的人间事业的强大而不自觉的工具。”（第95页）这不是别的，而是“Enrichissez-vous！（发财吧！）”[109]这句名言或者我们俄国的“我们指靠有钱的强者”这种口号的转述，不过抹上圣像前的灯油以作点缀罢了。资产阶级在帮助人民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时，就宣布这个斗争是上帝的事业。在它被人民吓倒而掉过头来支持一切中世纪制度对付人民时，它就把“利己主义”、发财致富、沙文主义的对外政策等等宣布为上帝的事业，在欧洲过去到处都是这样。在俄国现在也屡见不鲜。
　　“10月17日法令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应当看成是革命的完成。”（第136页）这就是十月主义的全部货色，即反革命资产阶级的纲领的全部货色。十月党人一向都是这样说的，他们的公开活动也以此为依据。立宪民主党人的暗中活动也照此办理（从10月17日起），同时却想装成民主派。彻底、清楚、公开地划清民主派和叛徒之间的界限，对于争取民主事业的胜利是最有益、最必要的事情。应当利用《路标》来进行这项必要的工作。叛徒伊茲哥耶夫写道：“此外，应当有勇气承认，在我们几届国家杜马中，除了三四十个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以外，大多数代表都没有显示出能够着手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第208页）不言而喻，劳动派的庄稼汉代表或什么工人代表哪里谈得上担负这项重任。要做到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就必须占多数，而为了实现这个多数，就必须有第三届杜马……
　　为了使人民和拜民主义者懂得自己对第三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的俄国的主宰者所负的“责任”，必须同安东尼·沃伦斯基一道向人民宣扬“忏悔”（《路标》第26页），宣扬“谦恭”（第49页），宣扬同“知识分子的高傲”作斗争（第52页）；宣扬“顺从”（第55页），宣扬“古代摩西十诫这种简单粗糙的精神食粮”（第51页），宣扬同“钻进俄国巨人般躯体的群魔”作斗争（第68页）。如果农民选举劳动派分子，工人选举社会民主党人，那当然正是受了这些恶魔的迷惑，因为人民按其本性来说，正象卡特柯夫、波别多诺斯采夫早已发现的那样，其实是“仇恨知识分子”（第87页；应读作：民主派）的。
　　《路标》教导我们，俄国公民因此应该“为这个政权祝福，因为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牢狱为我们〈“知识分子”〉挡开人民的狂暴”（第88页）。
　　这段独白好就好在它直言不讳，这段独白也很有益，因为它如实地揭示了整个立宪民主党在1905—1909年整个时期内所实行的政策的真正本质。这段独白好就好在它扼要而清楚地揭示了《路标》的整个精神。而《路标》好就好在它暴露了俄国自由派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真正政策的整个精神。因此，立宪民主党人同《路标》论战，立宪民主党人对《路标》表示唾弃，纯粹是耍两面派，纯粹是无休止地放空炮。这是因为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过去和现在所实行的正是《路标》的政策。1905年8月和9月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同年末背叛民主事业，一贯害怕人民和人民运动，在前两届杜马中一贯和工农代表作对，投票赞成预算，在第三届杜马卡拉乌洛夫发表关于宗教的演说和别列佐夫斯基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演说，伦敦之行，——所有这些恰恰都是数不清的路标，恰恰都是《路标》从思想上加以宣扬的那种政策的路标。
　　当俄国民主派还不了解这种政策的本质，还不了解这种政策的阶级根源的时候，它是无法前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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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06]本文发表以前，列宁曾于1909年10月29日在法国列日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为题作过公开报告；11月26日在巴黎又作过题为《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路标》的成就及其社会意义）》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415页。——167。
　　[107]《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报。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科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169。
　　[108]四原则选举制是包括有四项要求的民主选举制的简称，这四项要求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的选举权。——173。
　　[109]“发财吧”一语出自法国七月王朝（1830—1848年）政府首脑弗·皮·纪·基佐的一次讲话。七月王朝时期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中的金融贵族集团，它规定了很高的选民财产资格，不仅工人和农民，而且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也被剥夺了选举权。在人们要求进行选举改革时，基佐回答说：“不会有改革的，发财吧，先生们，你们会成为选民的。”——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