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三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1908年12月1日〔14日〕）

第三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GIw品论天涯网

（1908年12月1日〔14日〕）GIw品论天涯网

　　第三届杜马在土地问题上将近一个月的讨论，为研究土地问题的现状、研究革命总结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材料。我们打算根据这些材料，作出一些基本的结论。发言的人自然而然地分成四派：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农民和社会民主党人。狭义的“右派”和十月党人之间的差别已经完全消失。农民在土地问题上无疑是以一个政治派别的姿态出现的，右派农民和劳动派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一个派别内部色彩上的差别。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每派采取的立场（括号里的数字是《俄国报》附刊上的速记记录的页码）。
　　果然不出所料，黑帮“议员”——右派和十月党人大谈其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同农民总条例第12条（该条规定，农民交纳赎金后，有权要求分得一块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以及赎买条例第165条等等的相互关系，竭力用法律上的诡辩和档案库的废纸来掩盖自己土地政策的实质。施德洛夫斯基为了把自己装扮成“自由派”而证明说，德·托尔斯泰伯爵关于禁止转让份地等的立法与1861年的“精神”相抵触，而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是符合这种精神的。这全都是装腔作势，目的是要转移农民的视线，掩盖问题的实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立宪民主党人在很大程度上落入了黑帮的圈套，而对我们社会党人来说，只要简单指出：要把施德洛夫斯基、雷科申先生之流以及沙皇黑帮其他一些奴仆的发言抖落多么厚的一层官腔的尘垢，才能看出他们土地政策的实际内容。那个好象自称是和平革新党人、其实是玩弄司徒卢威先生那套手法的彻头彻尾的黑帮分子李沃夫第一先生，比谁都清楚地表达了这个内容。这个地主的奴仆讲道：“在农民群众中间形成了两极：无权的个人和专横的群众（右边和中间鼓掌）……群众这种状况对法治的〈应读作：地主的〉国家是一种威胁（右边和中间鼓掌）……”“土地应当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土地就象空气和水一样；我们就是为了获得土地和自由才到这里来的。”这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声音。这种声音直接出自农民群众中根深蒂固的迷信和偏见，这种声音表明对政权的一种迷信，觉得政权可以夺取一部分人的东西，而交给另一部分人……接着，李沃夫先生在追溯前两届杜马时说道：“我们来回忆一下，在这里讲了些什么，我一想起这些，心情就很沉重，但我还是要说，我不能不说，大家在土地委员会说了些什么。请设想一下，当时甚至提出象菜园和果园不能侵犯这样的问题，都遭到极其强烈的反驳和反对，只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的；当提出一切土地交易都要禁止，不仅向贵族银行抵押土地和向农民银行出卖土地要禁止，而且连土地的买卖，甚至赠送和继承都要禁止的问题时，显然使人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先生们，这并不是为地主的利益而感到可怕，而是为国家的状况和命运而感到可怕（中间和右边鼓掌。有人喊道：“说得好”）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现代的国家，是不可能的。”（第293页）
　　地主国家已经为自己的生存感到“可怕”，对农民群众的“呼声”（和运动）感到“可怕”了。除了建立在保存地主即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这些先生们简直就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的资本主义！至于彻底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以后，资本主义会得到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这是“有教养的”李沃夫先生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
　　为了向群众进行鼓动，介绍一下施德洛夫斯基、鲍勃凌斯基、李沃夫、哥利岑、卡普斯京之流的几段发言，是完全必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专制政府几乎专门发号施令，有时发表些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153]式的声明。现在，我们看到，统治阶级有组织的代表机关公开为地主君主制和黑帮“宪制”进行辩护，这种辩护为唤醒政治上没有觉悟的或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民阶层，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现在我们来简单谈一谈两个特别重要的情况。第一个情况是，右派在叙述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时候，总是向听众提出他们所反对的活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革命。愚蠢的李沃夫明显地流露出他感到革命“可怕”的心理。所有一想起不久前的情况总是咬牙切齿深恶痛绝的人也同样明显地流露出了这种心理。这样从反革命的立场出发直截了当地提出一切问题，使一切考虑服从于一个主要的根本的考虑，即同革命进行斗争，——这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真理，使右派的发言比动摇不定的畏首畏尾的自由派的发言珍贵得多（无论是对现状进行科学分析，还是对鼓动工作都是如此）。右派对革命、对1905年底的运动、对起义、对前两届杜马进行攻击时的那种不可抑制的狂怒，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清楚地证明：专制制度的卫士们面临着一个活的敌人，他们并不认为同革命的斗争已经结束，革命的再起时时刻刻都是他们的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同已死的敌人是不会这样斗争的。对已死的东西是不会这样仇恨的。头脑简单的巴拉克列耶夫先生天真地反映了一切右派言论的这种共同的精神。他说，11月9日法令当然不能推翻，因为它反映了皇上的旨意，同时又说：“诸位国家杜马代表先生！我们生活在革命的时代，而革命，我深信还远远没有结束。”（第364页）巴拉克列耶夫先生害怕11月9日法令的“革命起源”，担心它会燃起新的斗争。他说：“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会怎样结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幅幅极其阴暗的图画，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支持人民中的骚动和纠纷。”
　　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情况是右派的经济纲领，特别是土地纲领。他们维护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这种立场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他们的所有发言，包括大主教米特罗范努什卡[154]（米特罗范主教）的发言。这位主教在报告人讲完之后立即起来发言，看来是想吓唬一下农村那些民主的然而是受压制的“神父”，他摆出一副可笑的姿态，竭力抑制喜欢装疯卖傻、爱用教会学校语言（“村社，自古有之”）的习惯，“喃喃地说出了”这样的话：“生活愈来愈朝着个人的个性方面发展”；“应当承认，按照西欧农场主的样子为我国农民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是有益的”（第69页）。
　　试问，为什么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中这样坚决地捍卫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呢？难道只是由于这是“政府最近作出的决定”吗？当然不是！这个决定是在贵族联合会[155]的指使和授意下作出的。地主和资本家非常清楚他们要与之斗争的敌人，非常清楚地感觉到，革命把地主利益的胜利同整个土地私有制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把农民利益的胜利同整个土地私有制（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消灭联系在一起。把份地私有制同被剥夺的地主土地公有制结合起来，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很不高明的臆想。事实上，目前斗争的焦点就是新俄国是由地主来建立（这就不能不保存各种土地私有制），还是由农民群众来建立（这在不破坏对地主土地和对份地的私有制的半农奴制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立宪民主党人。他们的发言既不同于右派，也不同于左派，而是竭力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脚踏两只船。米留可夫先生的发言，只有他作为历史学家、而不是作为立宪民主党人讲的那一部分，才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贵族联合会的历史的非常珍贵的材料，——把这些材料加以综合，是每个民主主义者的荣誉。然而整个说来，盛加略夫、别列佐夫斯基、米留可夫、博比扬斯基、罗季切夫等人都落入了黑帮分子施德洛夫斯基先生的圈套，拼命用法律上的诡辩把听众弄得晕头转向，空谈罗马法认定的“公正性”（“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156]，罗季切夫还用了一个拉丁词：ａｅｑｕｉｔａｓ！“我们”在大学里还是学到了一点东西！），堕落到对人阿谀奉承的地步（盛加略夫先生承认自己对斯托雷平的走狗雷科申是“尊敬”的，并证明，在“私有制被视为极其神圣”的国家里，也有强制转让的现象）。从“谨慎的”角度出发来反对11月9日的法令，这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所有发言。有人却责备我们布尔什维克把立宪民主党人叫作自由派地主，玷污了他们。事实上，他们更坏。他们是自由派官吏。所谓“民主派”的政党在国家杜马作削弱斗争的发言，作“谨慎”官吏的说教，卑鄙地赞扬所谓1861年“大改革”的那种农奴主对农民的掠夺和盘剥，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能败坏群众的民主意识了！
　　攻击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不够谨慎”，就等于卖身投靠，愿意充当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这种人能够“谨慎地”完成同样的工作，也就是说，打着“立宪民主主义”这一错误旗号来推行实质上还是地主的政策，不光依靠暴力，而且还用欺骗农民的办法来推行。请看立宪民主党人发表的许多论调中间的一个，这些论调正是暴露了他们发言的上述用意。博得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先生的特别称赞、并被他称为“精采”发言的别列佐夫斯基先生的发言谈道：
　　布尔什维克在1906年夏关于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所说的一切，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在1908年10月都承认了！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公开亮出了他们的改革的民主外貌，而在同特列波夫及其走狗的秘密会议上，却又去证明这种改革的地主性质。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公开亮出了他们的改革的地主性质，而在避开警察同几个还相信无稽之谈的怪人举行的秘密座谈中，却又去证明这种改革的民主性。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157]随风转换自己的“面孔”，时而摆出这一面，时而又摆出另一面。“民主派”居然堕落到这步田地，竟向黑帮死硬派竭力证明自己在革命时期的行为和纲领是不会得罪他们的！
　　我们来把农民的发言和这些发言对照一下。就拿一个典型的右派农民斯托尔恰克来说。他一开始就把尼古拉二世的话照样重复了一遍，什么“神圣的私有权”不容“侵犯”等等。接着，他谈道：“上帝保佑陛下健康。他为全体人民说得很好……”（第295页）最后，他说：“既然陛下说要有真理和秩序，那么我有3俄亩土地，而我的邻居竟有3万俄亩，这当然就不能算是秩序和真理”（第296页）！！请把这个君主派同另一个君主派别列佐夫斯基对比一下。前者是愚昧的庄稼汉，后者却是个受过教育的准欧洲人。前者极端幼稚，政治上极不开展。他不知道，君主制同“秩序”，即同保护3万俄亩土地的占有者的非秩序、非真理之间的联系。后者懂得政治，熟悉维特、特列波夫、斯托雷平之流的全部内幕，研究过欧洲各国的宪法的细节。前者是毕生在3俄亩土地上受煎熬的千百万人中的一个，经济现实促使他们投入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去反对3万俄亩土地的占有者。后者是几万个、最多不过是几十万个地主中间的一个，他给庄稼汉开空头支票，想“安安稳稳地”保住自己的“文明田庄”。前者可以在俄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建立农民共和国（不管这个词现在他听起来感到多么可怕），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则不能不阻碍群众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希望那些到现在还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什么意思的人，能够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点！
　　斯托尔恰克的土地纲领就是我们在《无产者报》第22号上谈到过的第三届杜马42个农民代表的土地法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408—410页。——编者注］。这个法案表面上很温和，事实上比立宪民主党人的法案要左，这是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承认的。这个法案要求由普选出来的地方委员会来讨论给农民分土地的改革，因此，它事实上是革命的法案，因为由各地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机关来讨论土地改革，是同保存当前俄国的沙皇政权和地主土地占有制根本不相容的。在反动势力极端猖獗和白色恐怖笼罩一切的情况下，在贵族联合会授意为有利于地主而专门炮制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黑帮杜马中，42个农民签署了这样一个法案，——这个情况比任何言论都更有力地证明了当前俄国农民群众的革命性。让机会主义者去证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必须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必须同资产阶级接近吧，觉悟的工人了解了第三届杜马中的争论之后，只会更加确信，没有工农群众不顾资产阶级的动摇和背叛而实行的总攻击，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如果说，斯托尔恰克和基本上站在同样立场上的季托夫神父、安德列丘克、波波夫第四和尼基秋克等代表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反映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性，他们自己不但不敢彻底地讲，而且不敢彻底地想，究竟从他们的发言和建议中应得出什么结论；那么，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马中则是直接地公开地反映了农民的群众斗争精神。劳动派农民最宝贵的发言，就是直截了当地叙述了自己的观点，异常确切地有声有色地表达了群众的情绪和愿望，虽然在纲领方面有些混乱（有的赞同42个农民的法案，有的赞同立宪民主党人的主张），但这样更有力地反映了比任何纲领都更深刻的东西。
　　请看维亚特卡省的代表克罗波托夫的发言。“我的选民对我说，11月9日的法令是地主的法令……我的选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强迫这样做？……为什么我们的土地要交给地方官去管理？……选民嘱咐我说：你到国家杜马去说，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象我们那里农民说的那样，它〈11月9日的法令〉刚在我们那里实行，新地主的住宅就着了火……”（第71页）“全部问题在于，要给地主报酬……为什么国家利益要求剥夺穷人的最后一小块土地，而把这些土地交给象我所说的那种只是根据政府制定的法令才得以保留土地的人呢？国家利益不是要求强迫耕种闲置的土地——地主的、官方的、皇族的、寺院的土地吗？……现在，农民每俄亩土地要交11卢布50个戈比的税，先生们，假如公平合理，要所有的人都交同样多的这种税款，土地就真会落入农民手中，而不用强制转让了。为了公平合理，应当实行单一的土地税，那时，土地就会落入劳动群众手中，那时情况就不妙了：谁不愿劳动谁就不纳税……”（第73页）
　　这个天真的发言包含着多少还没有经过斗争考验的力量，多少渴望斗争的愿望！克罗波托夫虽然希望避免“强制转让”，但他提出的措施事实上等于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至于这位乔治学说的信徒所说的“单一税”就等于全部土地国有化，这一点克罗波托夫是不懂的，但他表达了千百万人的真正愿望，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下面是罗日柯夫代表的发言。首先，他说：“先生们，我一个庄稼汉站在这个讲坛上讲话有些费劲……”（第77页）“农民期待于国家杜马的不是11月9日的法令，不是要把我们没有的土地分给我们的法令，而是可以首先保证扩大地块、然后再进行分配的法令。这种法令的基本原则已由47个农民于2月20日联名提出了，但至今毫无进展……现在，土地的主人是地方官……而土地的真正的主人受到强化警卫的束缚……关于购买土地来经营的问题，我国还没有一项特定的法令……规定不准你购买土地来经营……于是，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土地规划委员会于1907年9月16日决定，只有有役畜和农具的人可以购买土地。可是先生们，在这里，在这座大厦里，几乎有一半是地主，他们雇用根据土地规划委员会的决定没有权利购买土地的人。先生们，我们知道，这些人劳累一年只能拿到60—70卢布……这些可怜的劳动者终身要为地主做工，终身要为别人弯腰曲背，而主人在他们背后，却自认为是文明人。”
　　托米洛夫的发言：“我们认为……唯一的出路是现在就必须在俄国所有的村社内，按照过去的丁口登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登记应当确定到1905年11月3日为止的男性居民人数。
　　我国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获得土地和自由，但是我们听说，只要现政府执政，土地所有制就是不可侵犯的。（中间有人喊道：“是私有制”）是私有制，贵族私有制。（中间有人喊道：“还有你们的私有制”）如果这是说我们，我们是同意把份地交出来的〈这就是聪明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在斯德哥尔摩讨论全部土地国有化时用来吓唬我们的农民旺代暴动！〉。比如有个村的农民就同意把自己的份地对等地交出去，然后平均分配。内阁代表的声明总括起来就是说，政权一天不转到农民和全体人民手里，农民就既见不到土地，也见不到政治自由。谢谢这样坦率，尽管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第149页）
　　“而在1905年，当农民在觉悟分子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右边喧声和笑声），说了一些威胁性的话的时候……贵族们就马上说：‘你们本来已经有了土地，已经给了你们份地。你们就分分那块骨头吧……’”
　　彼得罗夫第三的发言：“先生们，请回忆一下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的时代和农民群众在拉辛领导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激愤情绪（右边有人喊道：“什么！”）……人民的要求在1905年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要知道当时也是贫困迫使人民走上街头，庄严宣告自己需要什么”（第187页）……“全部土地应当交给全体人民平均使用……我当然反对土地私有制〈普列汉诺夫预言的旺代暴动真的开始扩大了！〉，因此，我说，只有全部土地交给劳动人民，他们才会好过（第204页）……我完全相信，你们一定会重新看到汹涌澎湃的人民群众的海洋。那时就应验了福音书中的一句名言：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右边笑声）劳动团党团既没有改变自己的理想，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愿望……我们……说：全部土地归于在土地上劳动的人，全部政权归于劳动居民！”（第206页）
　　梅尔兹利亚科夫的发言：“土地应归耕者所有……这不过是为了使我们俄国绝对没有土地投机买卖，使土地属于用自己的劳动耕种它的人。”（第207页）如此等等。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就不再引下去了。我们只把同样思想表达得比较不那么明确和强烈的发言人的名字提一下，这些人就是：康德拉季耶夫、司祭波波夫第二、布拉特、沃尔柯夫第二、久宾斯基、利亚赫尼茨基（后面两人代表劳动团发表了正式声明）。
　　试问，从农民代表的这种立场出发，会对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得出什么结论来呢？谁都承认，农民总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去反对农奴制大地产、反对农奴制的一切残余的。我们土地纲领中由布尔什维克拟订的、被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接受了的最后一部分[158]，就表达了这一点（《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
　　但是，问题不仅限于这一点。不论是土地分配，还是地方公有化，还是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主张哪种改革呢？实行地方公有化，——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这样回答，他们在斯德哥尔摩通过了这个纲领。实行农民土地国有化会引起旺代暴动，——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公开这样宣称。
　　从那时起，在三届杜马中，俄国各地的农民代表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地方公有化”没有迷惑住任何一派农民代表小组，尽管这个主张正是为了“不要触动”农民的土地而臆想出来的。三届杜马中的所有劳动派农民都主张全部土地国有化，他们表达这种要求的方式有时是直接重述劳动派的纲领，有时是改用“单一税”这种特殊的说法，或者是无数次地声明“土地归耕者所有”、“我们同意交出份地”等等。
　　现实生活嘲笑了“地方公有化”，也嘲笑了“旺代暴动”这种叫喊。
　　一切觉悟的农民坚持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忆一下别洛乌索夫同志在杜马中所作的统计数字的对比[159]：
　　“在欧俄，3万个地主共有7600万俄亩土地，1000万农户则一共只有7300万俄亩，每户有份地1—15俄亩……结论只能是：有五分之四的农户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增加一倍。”（第209页）尽管还会有人对这里的某些数字提出异议（我们认为，这些数字是无庸置疑的），但不管这些数字怎样改变，问题的实质是不能改变的，这个实质就是，农民在竭力把自己的土地增加一倍的同时，不能不力求使份地和非份地完全合并、混合。一方面，保持份地的私有制，即目前的农户和村社所有制，另一方面，被剥夺的非份地实行公有制（“地方公有化”），这在经济上是荒谬的。这是一种荒谬透顶的土地复本位制，只能用来拼凑知识分子所臆想的那些纲领的篇幅。经济的发展要求一切土地合并、混合。经济的发展已经在把一块块的份地同一块块的地主土地（租地）连起来，不消灭“地方公有化”在土地占有方面人为加深的差别和界限，就不可能摧毁农奴制。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新的土地占有制，自由的土地占有制；这种占有制是同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而同总管和官员分配和划定的旧“份地”是不相适应的。农民发言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也就是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这种要求，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份地占有制和非份地占有制之间的旧差别不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不管孟什维克这些地方公有派怎样煞费苦心要加深这种差别，它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而消灭这种界限，把各种土地联合、混合、合并，用来发展农场主的新经济（农民错误地以为，土地将由每个公民耕种，不是的，它将由每个有耕种土地的手段的业主耕种），这就要求不仅消灭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而且要消灭所有的土地私有制。
　　斯托雷平想要消灭过去一切土地占有制的一切界限。这种愿望从经济上讲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实现这种愿望。问题只是在于：是靠牺牲千百万农户的利益来实现（根据11月9日的法令进行掠夺），还是靠牺牲3万个最大的地主的利益来实现。后一个办法，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土地国有化，是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在三届杜马中，一切觉悟农民都主张国有化。
　　最后，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发言。在限制发言时间以前，我们党团只有两个人发了言，这就是格格奇柯利和别洛乌索夫。其余的人拒绝发言，对限制发言时间这种“暴行”表示抗议。上面这两个同志很好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指出了政府政策的“贵族官僚精神”，指出“1861年的条例是彻头彻尾农奴制的条例”，指出“对政府的仇恨”深深地蕴藏在农民的心中，他们要求“土地和自由”，他们在1905年证明了自己的“团结一致”和进行“革命发动”的能力。我们党发言的人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争取“没收大地产交给人民”的斗争作了正确的解释：这个斗争不是小市民的“平均制”和“社会化”的空想，而是把国家从奴役性的农奴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手段。格格奇柯利和别洛乌索夫对问题的提法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提法。别洛乌索夫同志在发言的最后谈道：“力量创造权利，要获得权利，就应当聚集力量，组织力量。”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发言人的两个发言，应当成为每个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党员的必读材料。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提案只是漏掉了无偿转让土地的要求。这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是严重违背我们党纲的行为。但是，宣读这个提案的格格奇柯利同志曾两次在自己的发言中提到必须“无偿转让”，因此恐怕不能认为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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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53] 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人物，一个野蛮、残暴、愚昧无知、目光短浅的官僚。按照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说法，这是一个“作出某种阴森可怕的决定而又发誓将它贯彻实施的最纯粹的白痴的典型”。——285。
　　[154] 米特罗范努什卡是俄国剧作家杰·伊·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中的人物，一个粗野蛮横、愚蠢自负、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列宁在这里用米特罗范努什卡称米特罗范主教，含有讽刺意味。——286。
　　[155] 贵族联合会是俄国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Ｈ．．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Ａ．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286。
　　[156] “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小说主人公——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所根本瞧不起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显示自己了不起。——287。
　　[157] 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的两面神，有前后两副面孔，前面是面向未来的年青人的面孔，后面是面向过去的老年人的面孔。人们通常用它比喻双重的或自相矛盾的立场和观点，也用来称呼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两面派人物。——289。
　　[158] 布尔什维克拟订的土地纲领的最后一部分是：“同时，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都是：始终不渝地争取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警告他们不要受在商品生产下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的小经济制度的引诱，最后，指出必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消灭一切贫困和剥削的唯一手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41页）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的策略决议》里写进了这一段话。——294。
　　[159] 指1908年10月31日（11月13日）捷·奥·别洛乌索夫在第三届国家杜马就土地问题所作的发言。别洛乌索夫的发言稿是列宁写的。发言中使用的统计资料引自列宁当时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和《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5—397页和本卷第48—120页）。——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