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七卷——论俄国革命的“本性”（1908年3月26日〔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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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26日〔4月8日〕）dhc品论天涯网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9]，——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10]在它不久以前的一篇社论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国反革命自由派的正式机关报这个宝贵的自供是必须特别着重指出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俄国革命的本性问题。布尔什维主义对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本性”的基本观点，就是这个革命只有反对动摇的、不稳定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可以始终坚持说，事变已经十分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
　　1906年初第一届杜马[11]召开以前，司徒卢威先生写道：“杜马中的农民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自由派的大胆断言，他还想把庄稼汉从幼稚的君主派改造成为反对派的拥护者。当时，官僚的机关报，维特先生的走狗们的报纸《俄罗斯国家报》[12]担保说，“乡巴佬会来搭救的”，就是说，广大的农民代表对专制制度有利。这种看法在当时（已经过去很久了！有整整两年了！）非常流行，甚至从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3]上的发言中也可以清楚地听到类似的调子。
　　但是，第一届杜马就使这些君主派的幻想和自由派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最愚昧的、不开展的、政治上无知的、没有参加政党的庄稼汉，竟比立宪民主党人[14]左得不可比拟。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派[15]精神”和劳动派政策的斗争，是头两届杜马期间自由派“活动”的主要内容。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以后，司徒卢威先生（反革命自由派中的先进人物）对劳动派进行了激愤的批评，宣布对农民的“激进知识分子”领袖进行十字军讨伐，从而表明了自由派的彻底破产。[16]
　　自由派经过两届杜马的试验彻底失败了：他们没有能“使庄稼汉驯服”。他们没有能使庄稼汉谦逊一些，肯于让步，愿意同地主专制制度妥协。资产阶级的律师、教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废物这些自由派未能“适应”“劳动派”的庄稼汉。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落在劳动派后面。因此，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可以概括如下：自由派已经彻底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不能领导农民革命；农民还没有完全懂得，只有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革命的共和的道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自由派的破产意味着地主反动派的胜利。自由派被地主反动派吓倒，受到他们的轻视和侮辱，成为斯托雷平立宪滑稽剧中的农奴制帮凶，因此现在，有时由于想到过去而伤心落泪。当然，同劳动派精神作斗争是艰苦的，非常艰苦的。但是……不管怎样……一旦这种精神再次加强起来，我们还不能再一次取胜吗？那时，我们还不能较成功地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吗？我们德高望重的名人彼·司徒卢威不是在革命以前就写过，在两极的政党彼此进行尖锐斗争的时候，中间的政党总能得利吗？
　　于是同劳动派斗得筋疲力尽的自由派就向反动派摊出一张劳动派精神复活的王牌来！《言语报》的同一篇社论写道：“刚刚提交国家杜马的右派农民的土地法案和司祭的土地法案表现了过去的劳动派精神。正是劳动派精神，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精神。”“一个法案是农民提出的，41个国家杜马代表签了名。另一个法案是司祭提出的。前者比后者激进一些，就是后者在某些方面〈请听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是怎么说的！〉也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法案远远抛在后面了。”自由派不得不承认，按照有名的六三选举法对选民进行了多次筛选以后，这个事实所证明的（这一点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见《无产者报》第22号）就不是什么偶然性，而是俄国革命的本性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406—410页。——编者注］。
　　《言语报》写道，农民占有土地资产不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而是一种固定的制度”。立宪民主党人承认这一点，但又谦逊地闭口不谈，他们自己为了迎合反动派，奉承反动派，在从第一届杜马转到第二届杜马的时候，把关于土地资产的主张（即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土地国有化）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而赞成古尔柯的土地完全私有的观点[17]。
　　《言语报》写道，农民按公道的估价（就是说，按立宪民主党的估价）购买土地，但是（这个“但是”真是意味深长！），估价要由“当地的全体居民选出的”地方土地机关来作。
　　有些东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又不得不闭口不谈。他们不得不绝口不提，这种全体居民的选举使人很快就联想到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有名的“劳动派”法案，即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法案。他们不得不绝口不提，头两届杜马的自由派如何卑鄙地反对这个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唯一可行的法案，如何可鄙地支吾搪塞，转弯抹角，希望不要把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在《言语报》的社论（后来米留可夫的《斗争的一年》[18]转载了这篇社论）中，在库特列尔的草案和丘普罗夫的文章（立宪民主党的《土地问题》文集第 2卷）[19]中说到的东西，在杜马讲坛上全都说出来。那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承认，按他们的意图，参加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代表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地主，外加一名政府代表作为第三者参加。换句话说，立宪民主党人把庄稼汉出卖给了地主，处处保证地主占多数（地主加上地主专制政府的代表，总是比农民占多数）。
　　我们完全了解，为什么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些骗子不得不绝口不提这一点。不过，他们以为工人和农民会忘记俄国革命道路上这些最大的路标，这是枉费心机。
　　连司祭这些极端反动分子，这些政府特地豢养的黑帮极端反动分子的土地法案也要比立宪民主党人的走在前面。连他们也谈到了降低“人为拾高的”土地“价格”，谈到土地累进税，以及地块不超过消费定额免交任何赋税。为什么农村的司祭这个官方正教的巡官，要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偏向于农民方面呢？因为农村司祭不能不同庄稼汉生活在一起，许多事情要依靠他们，甚至有时在神父利用教会的土地经营小农业的情况下，还要当一当农民。农村的司祭，不管他是哪个极端祖巴托夫式杜马的代表，都是要回农村的，而要回农村，不管农村受到讨伐队和斯托雷平常驻军队怎样的清洗，站在地主一边是回不去的。因此，把庄稼汉出卖给地主，这对最反动的神父来说，比对有学问的律师和教授要难。
　　一点不错！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在农民的俄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本性就是这样：只有农民起义取得胜利 （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种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才能不顾资产阶级自由派内在的反革命性而把这个革命引向胜利。
　　现在，自由派或者是不相信劳动派精神的力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俱在），或者是打算再来一次政治欺诈。下面就是《言语报》的结语中提出的这种欺诈的纲领：“只有认真地实际地提出这类改革〈即“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土地改革〉，才能医好居民的空想企图。”这段话应读作：斯托雷平先生阁下，尽管你到处布满绞架，实行六三选举法，但并没有“医好”居民的“空想的劳动派精神”。让我们再来试验一次：我们答应人民进行一次最广泛的民主改革，实际上是用向地主赎买土地和地主在地方土地机关中占优势的办法来把人民“医好”！
　　我们衷心感激米留可夫、司徒卢威先生之流这样热心“医治”居民对和平立宪道路的“空想”信仰。他们正在医治，看来是会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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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寓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说，一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了他的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来。——6。

　　[10] 《言语报》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6。

　　[11] 第一届国家杜马（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78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13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一届杜马的选举。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向杜马提出了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揭出了以“104人法案”著称的土地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土地份额平均使用土地。沙皇政府于6月20日（7月3日）发表声明，断然表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可动摇，并于7月9日（22日）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
　　下面引的彼·伯·司徒卢威的话，出自他的《政论家的短评。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大会和召集国家杜马》一文（载于1906年2月18日（3月3日）《北极星》杂志第10期）。原话是：“所有将要进入国家杜马的真正农民，不论他们是在什么旗帜下被选进国家杜马的，在杜马中都将成为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真正党员，因为在俄国这个党是坚定和一致地坚持有利于农民的根本的土地改革的唯一的议会大党。”——6。

　　[12] 《俄罗斯国家报》是俄国政府机关报，1906年2月1日（14日）—5月15日（28日）在彼得堡出版。——6。

　　[13]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代表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一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这几个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清一色的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6。

　　[14]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府、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6。

　　[15]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7。

　　[16] 指彼·伯·司徒卢威的文章《知识分子思想的保守性》和《是策略，还是观念？》。两篇文章都以《关于俄国革命的思考》为副标题，分别载于1907年《俄国思想》杂志第7期和第8期。——7。

　　[17] 沙皇政府副内务大臣弗·约·古尔柯曾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作报告，为土地私有制的完全不可侵犯作辩护。他还在一本名为《土地问题管见》（1906年彼得堡版）的小册子里反复论证这样一个观点：把大地主的全部土地或者哪怕是它的一大部分转交给农民，不仅不能提高农民的福利，而且会使他们陷入更大的贫困。他还断言，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使用是行不通的，在经济上对国家是极有害的。同时，古尔柯建议将村社的每个成员所使用的一块份地分给他们，作为其私有财产。——8。

　　[18] 指1906年5月25日《言语报》第82号社论。这篇社论以《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各自如何理解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任务》为标题，收入了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帕·尼·米留可夫的《斗争的一年。1905—1906年政论集》一书。——9。

　　[19] 指亚·伊·丘普罗夫的《论土地改革问题》和尼·尼·库特列尔的《关于扩大和改善农民土地占有的措施的法令草案》。这两篇文章载于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立宪民主党的《土地问题》文集第2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