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直路[1]
（1908年3月19日〔4月1日〕）
第二届杜马[2]的被解散和1907年的六三政变[3]，是我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是我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特定时期或曲折时期的开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从俄国阶级力量的总的对比和这场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角度谈过这个曲折时期的意义。现在，我们想谈谈在革命发生这个转折以后我们党的工作状况。
反动的六三政变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毫无疑问，在改变发生后的头半年，所有的革命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内，都大大衰落和削弱了。动摇、涣散和瓦解，是这半年总的特征。当然，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在直接的阶级斗争停顿状态下反动势力的极大加强和暂时胜利，不能不引起革命政党的危机。
现在已经有很多十分明显的迹象证明，这一危机已经停止，最坏的时期已经度过，正确的道路已经呈现，党正在重新走上直路：坚定不移地领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就拿党的危机的一个很有特点的现象来说吧！这个现象当然远不是最深刻的，但是非常突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脱党。今年2月出版的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4]第1号，提供了很多可以说明党内生活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我们都转载了），非常突出地描述了这种脱党现象。有一篇来自库列巴基工厂（中部工业区弗拉基米尔专区党组织）的通讯报道说：“最近由于缺少知识分子工作人员，专区党组织已经灭亡了。”来自乌拉尔的通讯报道说：“我们的思想力量正象雪一样地在融化。”“那些根本不愿参加秘密组织……而只是在高潮时期，在很多地方真正有自由的时期才加入党的人，都离开了我们的党组织。”中央机关报的《论组织问题》一文在总结这些（以及其他未刊登的）报道的时候写道：“大家知道，最近知识分子大批地开小差。”
但是，党摆脱了半无产者、半小市民的知识分子，就使那些在无产阶级群众进行英勇斗争的时期聚集起来的新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力量重新活跃起来。我们上面引用的那篇通讯所说的那个陷于绝境、甚至完全“灭亡了”的库列巴基组织，现在已经复活了。那篇通讯写道：“分散在整个专区的大量的工人党组织，虽然多半没有知识分子，没有出版物，甚至同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它们都不愿意灭亡……参加组织的人数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没有知识分子，最有觉悟的工人不得不自己来进行宣传工作。”总的结论是，“在很多地方，由于知识分子脱党，重要的工作落到先进工人的手里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第28版）。
要在另外的即所谓阶级的基础上改组党组织，当然是件困难的事情，做起来一定会发生摇摆。然而，最难走的是头一步，而这一步已经走了。党已经走上了直路：由工人当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来领导工人群众。
工会和合作社的工作起初是摸索前进行的，现在已经有了头绪，具备了固定的形式。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工会和合作社的两个决议，就是受到日益发展的地方工作的启示而写出来的。在一切非党的组织内建立党支部；这些支部本着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的精神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领导；“从无党性到有党性”（《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第28版），——这就是这里的工人运动也已经走上的道路。偏僻的省城明斯克的一个党组织的通讯员报道说：“革命情绪比较高的工人离开了它们〈被当局破坏得不成样子的合法工会〉，他们愈来愈赞同成立秘密工会。”
完全不同的方面的工作，即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也是沿着这种“从无党性到有党性”的方向发展的。这听起来当然很奇怪，但这是事实：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议会代表的工作提到党的高度，就象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按照党的方式”在合作社内进行工作一样。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是按照假造民意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是从头两届杜马期间遭到迫害后人数锐减的那些保留了合法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选举出来的，因此，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必然会更象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象真正的党员。
这很可悲，但这是事实，在一个同农奴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公开的工人政党总共才存在了两年的情况下，事情恐怕也只能是这样。不仅非党的知识分子，还有“无头派”[5]社会民主主义化的知识分子，象苍蝇廉集在盛蜜的盘子上一样聚集在杜马党团周围，都想根据这种事实来制定自己的策略——建立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但是这些可敬的伯恩施坦派[]6的努力好象是落空了！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工作好象也开始有了起色。我们不作预测，不会闭上眼睛不看，在我国条件下比较象样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工作还要花多大力气。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央机关报第1号刊载了党对杜马党团的批评和中央委员会关于杜马党团比较正确的工作方针的明确决议。我们决不认为中央机关报上的这个批评把一切缺点都谈到了，譬如，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既不应该投票赞成把收到的土地税首先交给地方自治机关，也不应该投票赞成以不高的价格收买贫苦农民租用的城市土地（见中央机关报第1号第36版）。但是比较起来，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基本的和最主要的问题是，从我们一切工作中已经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杜马党团正在变为真正的党组织；也就是说，不管需要花多少气力，不管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多少的考验、动摇、局部的危机以及私人的冲突等等，党是一定会达到这一目的的。
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即真正党的工作大有起色的征象之一，就是秘密出版物有所增加这一明显的事实。中央机关报写道：“乌拉尔出版了八种报纸，克里木出版了两种，敖德萨出版了一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很快也要出版报纸；彼得堡、高加索和一些民族组织的出版工作也有相当的规模。”尽管警察设置了重重障碍，除国外的两个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之外，在俄国也出版了中央机关报。中部工业区的区域局机关报《工人旗帜报》[7]正在筹办中。
从上面谈的一切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社会民主党坚决走上的道路。坚强的秘密的党的中央机关，经常出版的秘密出版物，而更主要的是工人当中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地方党支部，尤其是工厂的党支部，——这就是我们赖以建立起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的基础。这个秘密的核心将会通过杜马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等空前地无限广阔地伸展自己的触角，扩大自己的影响。
初看起来，党的工作的这种体制和德国人在非常法[8]时期（1878—1890年）建立的体制十分相似。德国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走了30年（1848—1878年）的那条道路，俄国工人运动走了三年（1905年底—1908年）。但是，表面虽然相似，却有极大的内在区别。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的30年中间，彻底完成了这一革命的客观上必然的任务。通过60年代初的立宪议会，通过统一了大部分德意志邦国的王朝战争，通过利用普选建立帝国的活动，这一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俄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第一次巨大胜利和遭到第一次巨大失败以后不满三年的期间，不但没有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反而第一次使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认识了这些任务。在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立宪幻想和对黑帮沙皇制度的自由派奴才的民主性的信念都破灭了。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未实现，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纯粹经济的、专门财政的、国内政治的以及国外的一些事件、情况和变动都会使这一危机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党，既已走上了一条建立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的直路，拥有比过去数量更多、种类更多的合法和半合法地传播影响的工具，一定能比1905年10月和12月更有决战的准备，去迎接这一危机。
| 载于1908年3月19日（4月1日）《无产者报》第2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1—8页 |
注释：
[1] 《走上直路》一文是1908年3月19日（4月1日）《无产者报》第26号的社论。——1。
[2] 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是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的，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人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民族代表78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草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的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1。
[3] 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在1907年6月3日（16日）发动的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15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
[4]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8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1。
[5] 无头派是列宁对无题派的蔑称。在俄语中“无头”和“无题”谐音；“无头”的本意是头脑迟钝。
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3。
[6] 这里说的伯恩施坦派是指俄国无题派之类的分子。
伯恩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3。
[7] 《工人旗帜报》是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报纸，1908年3—12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7号。第1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机关报出版，第2—6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第7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有索·雅·策伊特林、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德·伊·库尔斯基和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
《工人旗帜报》从第5号起就党对杜马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开展讨论，在第5号上发表了一个召回派分子的信（署名：一工人），在第7号上发表了批评召回派的《一个党的工作者的信》（即本卷提到的《论迫切问题》一文）。列宁对这两封信都作了分析（见本卷第266—282页和第340—343页）。——4。
[8] 非常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放，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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