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
(1906年10月初)
我们刚刚收到的《社会民主党人报》[3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刊物)的第1号,其中《游击行动》一文,再好不过地证实了我们在《无产者报》[40]第5号上说过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流行的一些庸俗议论都是陈腐的和非历史的[注:见本卷第1—12页。——编者注]。作者攻击了掠夺行为、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特卡乔夫主义[41]、拦路抢劫(从德文蹩脚地译为“拦路强盗”)。这种攻击和自由派的做法一模一样。自由派一贯借口“无政府状态”而拒绝同政府进行任何武装斗争。社会民主党人,口头上虽不否认武装斗争,但事实上却不用这一观点来分析问题,所以实际上是站到自由派的立场上去了。请看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既然革命政党自己要庇护无政府状态,它们就会引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自己的痛限,从而也就帮助了反动派。”这样说来,要么庇护无政府主义的武装斗争,要么完全放弃武装斗争!在作者看来,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他排除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思想性、起政治教育作用的武装斗争。他的选择是多么可怜啊!
“革命者游击行动的形式之一就是剥夺私有财产和官家财产,这已经被实际生活埋葬了。”同志,这简直是胡说!你不可能不知道,有一些孟什维克的组织在统一代表大会以后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对官家财产的剥夺,对战利品的“利用”等等。社会民主党人竟然言行不一,这就很不好了,这会变成虚伪。这或者是出于居心不良(我们排除这种解释),或者是由于理论上考虑不周和自相矛盾。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号上发表的短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4页。——编者注],作了愤怒的回答。他在用小号字排的一栏半的篇幅中,对我们说他“瞒着”党鼓动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一事,表示困惑和惊讶,对我们又作保证,又进行责备。阿克雪里罗得根本不可能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同时,他自己却说:“我在不久的将来要利用它(我所能有的机会)把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政治论坛上去讨论。”(黑体是我们用的)早就该这样!本来开头就应当“把问题提到政治论坛上去讨论”,而不是在小圈子里窃窃私语。这样,你们的鼓动在党内就会是正当的,公开的,无愧于革命阶级的。这样,资产阶级报刊就不可能对这种在小圈子的窃窃私语发表耸人听闻的评论,就不会弄出许许多多的误会,从而使社会民主党陷于混乱并败坏自己的声誉。最令人痛心的是,阿克雪里罗得甚至现在在他那封不及时的,非常冗长的《给编辑部的信》中,还在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字不谈他提议召开的是什么样的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按照什么原则召开,由谁召开,目的何在。阿克雪里罗得用空话来搪塞,说什么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能否使社会民主党活跃起来,“正是要看这一工作将有多少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内容,也就是说,在进行这一工作时,要看小集团利益和派别打算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关系最密切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任务排挤掉”。
算了吧,同志!这全是冠冕堂皇的空话。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能否使社会民主党活跃起来,要看这一工作有多少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多新鲜,多聪明。“派别打算”要被社会政治问题和任务排挤掉,可正是对这些问题和任务的不同理解才把党划分为派别的啊!真是重复这没有个完的故事。
普列汉诺夫则在一边拙劣地庸俗地诋毁为召开党代表大会而进行的斗争动机,同时又同样拙劣地赞扬阿克雪里罗得提出“尽快”召开工人代表大会[42]是“好主意”。是的,是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会使社会民主党活跃起来,实际上怎么会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写道:“现在,正象第二次代表大会[43]以后那样,两个派别(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大概在人数方面力量相等。”稍后又提到:“现在,正象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那样,两个派别在党内的影响相等。”作者的想法很清楚。这种想法发表在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刊物”的社论里,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了。工人阶级的党应当确切地知道,党内的“派别”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它们的力量有多大。认为两派势均力敌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作者指的只是俄国部分(加上高加索)的党,或者他还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和崩得分子[44]都包括在内了。如果是第一种解释,那就是说,作者承认在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多数派”的力量大增,而“少数派”的力量锐减,因为出席那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大约代表着13000个布尔什维克和18000个孟什维克。但是,这种解释不足信,因为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经全部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了。这就是说,应当是第二种解释。那么,显然作者是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业社会民主党人划归布尔什维克,而把崩得分子划归孟什维克。根据各民族社会民主党最近的代表大会的资料,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约有4万人,崩得分子约有33000人。这样,两个派别就真的大致相等了。
但是,把崩得分子算作孟什维克对吗?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确认这一点,我们就应当相信它。但是搞清楚这种划分的意义是必要的。在策略方面,这种划分没有被崩得最近所有的决议所证实。因此必须在崩得的组织立场上去找解释。显然,中央委员会的刊物注意到崩得并不要求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是确凿的事实。谁想真正改变整个党的政策,即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谁就应当要求召开代表大会;谁不要求召开代表大会,谁就不想认真地改变整个党的政策,——这就是作者的想法的实质。
这个论据是驳不倒的,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促使我们党的所有组织都来弄清和正确评价这一论据。的确,在民主组织中保持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弃权往往等于行动。这种“行动”的效果已经表现出来。中央委员会的刊物宣传有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各种极为糊涂的思想,在策略上明确而彻底地采取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中央委员会在杜马时期和解散杜马以后提出的“口号”就足以证明,这种做法会使全党在选举运动中或者在提出新的发动号召时遭到什么后果。崩得现在“弃权”,就真的使自己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孟什维主义策略和政策的同谋者。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8—31页 |
注释:
[39]《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9月17日(30日)—11月18日(12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号。该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选出的清一色的孟什维克编辑部(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派别机关报。——28。
[40]《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列宁的100多篇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28。
[41]特卡乔夫主义是俄国民粹主义中的一个接近布朗基主义的派别,以革命民粹派思想家彼·尼·特卡乔夫为代表。特卡乔夫主义认为革命的主要前提是变革的自觉成分联合成为秘密的集中的雅各宾型政党。这一政党采取密谋、政变等反对旧政权的坚决行动,能为人民的革命破坏工作创造条件;而依靠这种破坏工作,革命少数就能使统治阶级的反抗瘫痪。与巴枯宁主义不同,特卡乔夫左义主张革命胜利后必须利用国家。它认为人民不能进行独立的革命创造,只有自觉的少数能够借助于集中化的国家彻底地和逐步地改革整个制度,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
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批判了特卡乔夫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93—623页)。——28。
[42]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见本卷第43—53、147—171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等文。——30。
[4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一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只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30。
[44]崩得分子是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成员。崩得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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