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一卷——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1905年8月23日〔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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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民主党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在当前的日程上仍旧是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会主义派（《火星报》）和革命派（《无产者报》）在这个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应当非常仔细地加以分析，这不是为了进行吹毛求疵的论战（有时竟成了争吵），而是为了彻底弄清问题和帮助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制定尽可能正确的、明确的和统一的口号。
　　首先简单地谈一谈这些意见分歧产生的经过。还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公布以前，我们就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谈过我们的策略的基本点和我们同《火星报》的分歧的基本点。［注：见本卷第160—167页。——编者注］我们要求：（1）支持抵制思想，就是说，要加强鼓动和面向人民，无产阶级要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并且不断揭露它的右翼的叛变行为；（2）必须积极抵制，而不是“消极回避”，就是说，要“十倍地加强鼓动”，直到“用强力打入选举集会”；最后，（3）提出“明确的、正确的和直接的鼓动口号”，即：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我们坚决地驳斥了《火星报》第106号提出的“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认为这是一个混乱的和有利于解放派即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口号。同时，我们好象预见到《火星报》又会“挑起更多的”意见分歧，所以我们立刻就预先声明同意《火星报》对消极抵制的思想的指责。
　　所以，现在尽管《火星报》第108号含沙射影地谈论什么“不干预”、“缺席主义”、“弃权主义”、“袖手旁观”等等理论，我们还是先把这一类“反驳意见”搁在一旁，因为这不是论战，而不过是图谋“中伤”论敌。新《火星报》由于采用这种“论战”方法（最后竟造谣中伤说，某些领袖自己想要参加临时政府），早就使社会民主党的极广泛的成员对它表示了十分明确的态度。
　　总之，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火星报》不接受我们的鼓动口号（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而我们认为这是中心的鼓动口号。《无产者报》认为，“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哪怕是排挤起义的口号”，［注：见本卷第165页。——编者注］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无产者报》第12号）。其余各点意见分歧都是比较次要的。不过有一件事倒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火星报》第108号已经开始（对它来说这已经不止一次了）倒退、转弯、脱身了：除了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以外，它又提出了“人民群众采取积极战斗行动”的口号（天晓得这和武装起义有什么不同）。《火星报》甚至还说，“组织革命自治是真正‘组织’全民起义的唯一方法”。《火星报》第108号是在8月13日（26日）出版的，而在公历8月24日，维也纳《工人报》[97]上登出了马尔托夫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完全是根据第106号的精神而不是根据第108号的“修正意见”的精神论述《火星报》“计划”的。马尔托夫同志这篇宝贵的文章是“社会民主党人马尼洛夫精神”的典型，我们把它的主要部分翻译出来登在下面［注：见本卷第200—202页。——编者注］。
　　我们试对这些混乱观点作一分析。
　　为了阐明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目前是什么力量和通过什么途径“创造”俄国革命的“历史”。专制政府接受了沙皇和人民“协商”的理论。专制政府一方面希望和那些在警察监视下筛选出的一小撮地主和商人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开始疯狂镇压革命。君主派资产阶级中有比较多的人赞成沙皇同人民妥协的理论（解放派或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宣传这个理论，就表明它背叛了革命，表明它准备先支持革命，然后再联合反动势力反对革命。革命无产阶级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而要求人民专制，即要求彻底消灭反动势力，首先是实际上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不顾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力求（常常是不自觉地，然而是始终不渝地、坚决地）把农民联合到自己方面来，在农民的帮助下把革命进行到彻底胜利。
　　召开国家杜马无疑是对革命的让步，但是作这个让步是为了镇压革命和不给予宪法（这是更加无疑的）。资产阶级“妥协分子”想要取得宪法是为了镇压革命；维诺格拉多夫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就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这种因其阶级地位而必然产生的意图。
　　现在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协会联合会”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最广泛的组织所作出的抵制杜马的决定（见《无产者报》第14号）有什么意义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也想要“妥协”。所以，正象《无产者报》曾经多次指出的那样，这种知识分子也在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之间、在讨价还价和斗争之间、在勾结沙皇和举行起义反对沙皇之间动摇不定。这是必然的，这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但是，忘记下面一点就会犯错误，这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广义的根本利益，而这种利益同单纯是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暂时的狭小的利益是不同的。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反映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所以，尽管它很不坚定，但是它比较能够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的斗争，它一旦接近了人民，就会成为这个斗争中的一支巨大的力量。它自己虽然软弱无力，但是能够给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极广大阶层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
　　可见，“协会联合会”中产生的“抵制”思想的实质在于，大资产阶级同沙皇协商和妥协的第一步，必然会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迈出同革命人民接近的第一步。地主和资本家向右转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向左转了。前者在走向沙皇，虽然他们还会不止一次地拿人民的力量来威胁沙皇。后者在考虑他们是不是应该走向人民，虽然他们还没有彻底抛弃“妥协”论，还没有完全走上革命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所指出的产生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的抵制思想的实质。只有目光短浅和一知半解的人才会把这种思想看成是不干预、缺席主义、弃权主义等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无权可弃的，因为严格的资格限制本身就把他们同国家杜马远远地隔开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们关于抵制的决议中，把“动员国内一切民主分子”放到首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解放派即立宪“民主”党的最积极的、最坚决的、最富战斗性的分子。责备这种知识分子的抵制思想是弃权主义等等，或者甚至拒绝支持和发展他们的这种思想，这就是目光短浅，就是为君主派大资产阶级效劳。君主派大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攻击抵制思想，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上述观点的正确性，不仅可以用一般的基本的观点来证明，而且可以用斯·斯·先生在《解放》杂志第75期上作的宝贵的自供[98]来证明。斯·斯·先生把抵制思想的拥护者算作“激进”派，而把反对者算作“温和”派，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责备前者具有“民意主义”，重犯了“积极的革命团体”的错误（对那些遭到《解放》杂志责备的人来说，这种责备是光荣的）；关于后者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处在专制制度和“社会〈原文如此！〉革命”这两堆火中间，同时可怜的斯·斯·先生竟吓得差一点把民主共和国同社会革命混为一谈！斯·斯·先生最宝贵的自供是他在对比“协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和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时所说的话，他说：对于激进派来说，“重心无疑地〈注意！〉是放在要求改变选举制度上，而对于比较温和的派别来说，主要的兴趣在于扩大杜马的权利”。
　　真是一语道破！斯·斯·先生泄露了被我们几百次揭穿了的地主和资本家的隐秘的“杜马”［注：原文是Думы，在这里是双关语，同时有“思想”的意思。——编者注］。他们的“主要的兴趣”不是吸引人民参加选举（他们害怕这样做），而是扩大杜马的权力，即把大资产阶级的会议从立法咨议会议变成立法会议。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大资产阶级对“立法咨议的”杜马是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因此，在国家杜马内部必然会在宪法问题上发生冲突。但是大资产阶级永远不会成为人民专制的忠实可靠的拥护者。它永远会一只手抓宪法（为了自己），一只手剥夺人民的权利或者阻碍扩大人民的权利。大资产阶级不可能不竭力争取保证大资产阶级特权的宪法。激进知识分子不可能不竭力反映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更广泛阶层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右翼由于得到了一点好处，立刻“变聪明”了，我们看到，他们已经不再开“秘密的”代表大会了。左翼看到，自己甚至一点好处也没有得到，地主和资本家利用了“第三种分子”[99]的服务（鼓动、宣传、组织出版等等）之后就准备出卖他们，在国家杜马中不是努力争取人民的权利，而是争取自己的反人民的权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觉到叛变已经开始，于是便痛斥国家杜马是政府对俄国各族人民的“无礼挑衅”，宣布抵制杜马，主张“动员民主分子”。
　　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抵制思想，就等于扮演了政治上的傻瓜的角色。革命无产阶级的正确的阶级本能促使大多数俄国同志产生了积极抵制的思想。这就是：支持左翼和争取左翼，尽量把革命民主派分子分化出来，以便同他们一起打击专制制度。激进知识分子向我们伸出一个手指头，那就抓住他的一只手！如果抵制不是吹牛，动员不是空话，对无礼挑衅的愤懑不是装模作样，那你们就应当和“妥协分子”决裂，拥护人民专制的理论，接受而且是在事实上接受革命民主派的唯一彻底的完整的口号：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团结一切实际上接受这些口号的人，在全国人民面前把一切继续站在“妥协分子”一边的人踢进污水坑，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唯一正确的策略。
　　我们的新火星派忽略了抵制思想的阶级根源和现实政治意义，竟对空放了枪。切列万宁同志在第108号上写道：“从顿河区委员会和圣彼得堡小组的传单中可以看到，这两个组织〈注意：孟什维克的组织。——《无产者报》编辑部注〉都是主张抵制的。他们认为参加这种杜马的选举是可耻的，是背叛革命事业的行为，因此就预先痛斥那些将要参加选举的自由派。这样一来就排除了把国家杜马变成民主革命的工具的可能性，显然也就放弃了这方面的鼓动工作。”我们加了着重标记的这句话恰好表明了现在所提到的错误。［注：手稿上接着有下面一段已被勾掉的话：“不能也无须把国家杜马变成‘民主革命的工具’，因为国家杜马必然地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部分地成为民主革命的工具。说是部分地，是因为在国家杜马内部大资产阶级同沙皇不可避免地要在宪法问题上发生冲突。不过我们的重心不应当放在它的身上，因为它必然要出卖无产阶级，而是要放在农民群众和能够同农民群众接近的激进的知识分子身上。到底什么重要，是阻碍地主同沙皇取得一致重要，还是促成农民同无产阶级取得一致重要？切列万宁同志会反驳说：虽然后者更重要，但前者也需要做。很好。那我们就看看怎么做吧。”——俄文版编者注］那些标榜反对“不干预”的人，只不过是要模糊干预的方法这个真正重要的问题。有两种干预的方法，两种口号。第一种方法是：“十倍地加强鼓动，到处组织集会，利用选举集会，甚至用强力打入这些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等等。”（《无产者报》第12号）这种宣传运动的口号我们已经谈过了。另一种方法是：取得“参加国家杜马的革命的保证，以便把杜马变成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的革命会议”（《火星报》第108号上的切列万宁同志的文章），或者“逼迫复选人只把民主自由代表机关的坚决的拥护者选进杜马”（维也纳《工人报》上的马尔托夫同志的文章）。
　　这两种方法的不同也反映了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的不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喜欢通过取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保证来“逼迫”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则通过痛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右转的行为，通过在群众中传播坚决革命的口号来“逼迫”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动他们向左转。“取得保证”的理论是斯塔罗韦尔的著名的石蕊试纸理论，这种理论幼稚已极，只会在无产阶级中间造成混乱，腐蚀无产阶级。切列万宁同志让谁来兑现他所取得的“保证”呢？是不是让上帝呢？在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支配下，所有一切保证都会成为空话，这一点难道切列万宁同志不知道吗？切列万宁同志想用“限权委托书”把国家杜马的资产阶级代表同革命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很幼稚吗？如果马尔托夫同志切实执行自己的计划，他就必须向工人阶级宣布，某次地主集会上的某某人或某某人是“自由民主代表机关的坚决的拥护者”！宣布这一点，就等于散布最有害的政治毒素！
　　大家还要注意这样一点：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罗季切夫先生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的所有这些“革命的保证”，所有这些“限权委托书”，所有这些关于“坚决支持民主自由的代表机关”（能找得出比这更笼统、更不清楚、更模糊的术语吗？）的字据，都可能是背着无产阶级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取得和给予的。因为公开这样做是不行的，甚至在自由国家里，政治家在从事公开的鼓动时与其说是受私人协议的约束，不如说是受政党纲领的约束，何况在我国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并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确定的、定形的政党！新火星派同志们，请看，你们是怎样又一次陷入了泥潭：你们口头上总是“群众”、“在群众面前”、“在群众参加下”、“群众的主动精神”，但是事实上你们的“计划”不过是要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签订保证不做革命的叛徒而做革命的“坚决的”拥护者的秘密协定！
　　新火星派自己把自己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在俄国，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人，甚至是他们的拥护者，都不会想签订这种荒谬的“革命的保证”。不，进行干预不应当采取这种办法，而应当毫不留情地痛斥妥协论和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等等资产阶级妥协分子。揭露他们的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的行为，联合革命力量进行起义来反对专制制度（一旦需要也反对杜马）——这才是实际地“逼迫”杜马、实际地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我们只应当在这一口号下干涉选举鼓动，目的不在于耍选举的手腕、取得协议和保证等，而是在于宣传起义。只有武装的人民的实际力量，才会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国家杜马内部或国家杜马同沙皇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来开展革命（而不是争取狭隘的资产阶级宪法）。先生们，请少相信一点国家杜马，多相信一点正在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吧！
　　我们现在来谈谈组织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我们比较仔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口号。
　　第一，把革命自治的口号提到首位来代替人民专制的口号，单纯从理论上来说也是不正确的。前者是指管理，后者是指国家制度。所以前者同资产阶级的背叛性的“妥协”论（沙皇领导自治的人民，沙皇“不管理，而统治”）是相容的，后者同它是绝对不相容的。前者是解放派可以接受的，后者是解放派不能接受的。
　　第二，把组织革命自治和组织全民起义混为一谈是非常荒谬的。起义是国内战争，而战争要求有军队。但是，自治本身并不要求有军队。在一些国家里，存在着自治，但是并没有军队。有的地方，如果革命是按照挪威方式[100]进行的，即“辞退”国王和举行全民表决，那里的革命自治也不要求有革命军队。但是，当人民遭到以军队为支柱并挑起内战的专制制度的压迫的时候，把革命自治和革命军队混为一谈，提出前者而不提后者，这简直是难以形容的卑劣行为，这种行为要么是表明背叛革命，要么是表明极端的轻率。
　　第三，历史也证明了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是只有起义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才能保证有充分的可能来组织真正的自治。假如1789年7月14日巴黎武装起义没有打败皇室的军队，没有攻下巴士底狱，没有根本摧毁专制制度的反抗，那么同年7月法国的市政革命是可能的吗？也许新火星派在这里会拿蒙彼利埃市作例子吧，说蒙彼利埃市的市政革命，即组织革命自治，是和平地进行的，那里甚至通过决定感谢行政长官好心地帮助别人来推翻自己。新《火星报》是不是期待我们在进行杜马选举宣传运动的时候，将会感谢省长在俄国的巴士底狱还没有被攻下以前就自行引退呢？法国1789年市政革命的时期是一个反动派开始流亡的时期，而我国提出革命自治的口号以代替起义的口号则是在革命家还处于流亡的时候，这不是值得注意的吗？有人曾经问一个俄国高级官员，为什么8月6日不宣布大赦，他回答说：“我们何苦要释放那1万个好容易才逮捕到而明天又会同我们作殊死斗争的人呢？”这个高级官员的话说得很聪明，而那些在这1万个人还没有被释放以前谈论“革命自治”的人，他们的议论是不聪明的。
　　第四，目前俄国的实际情况清楚地表明，只有“革命自治”这一口号是不够的，必须提出直接的明确的起义口号。请看一看俄历8月2日在斯摩梭斯克发生了什么事情。市杜马认为驻扎哥萨克是非法的，并且停止给他们拨款，组织了城市民兵来保卫居民，号召士兵反对用暴力对付公民。我们很想知道，我们的好心的新火星派是不是认为这就够了呢？是不是应当把这种民兵看成革命军队，看成不仅是防御机关，而且也是进攻机关呢？是不是应当把它看成不仅是进攻斯摩棱斯克哥萨克骑兵连，而且是进攻整个专制政府的机关呢？是不是应当宣传这种关于成立革命军队和明确革命军队任务的思想呢？在革命军队还没有取得对沙皇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前，能不能认为斯摩棱斯克市的真正的人民自治已经有了保障呢？
　　第五，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革命自治口号代替起义口号，或者作为（？）起义口号，不仅是解放派“可以接受的”，而且已经被他们接受了。请看《解放》杂志第74期。你们会看到，上面坚决斥责“鼓吹武装起义是发疯，是犯罪”，同时把维护城市民兵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当作未来临时政府的因素（参看《无产者报》第12号）。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问题，都一定会发现，新《火星报》的新口号是解放派的口号。提出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排挤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政府等口号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在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而是在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在固执地“灌输”老一套的口号。我们认为这种责备是一种赞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但灌输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一般真理，而且要不倦地灌输迫切的政治口号。我们已经极其广泛地传播了自由派所仇视的“四条”要求（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我们已经使工人群众知道了“六项”政治自由（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我们现在应当几百万次几十亿次地重复“三项”迫切的革命任务（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完成这些任务的人民力量正在自发地增长，不是一天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在增长。起义的尝试日益增多，起义的组织日益加强，武装日益发展。在穿普通服装和穿军装的工人农民中间涌现了很多不知名的英雄人物，他们与群众血肉相连，他们具有愈来愈强烈的人民解放的崇高理想。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些小溪汇成巨流，是使规定了我们迫切任务的自觉的、直接的、清楚的和正确的革命纲领发出光芒，照耀着群众的自发运动，使自发运动的力量十倍地加强。
　　结论。我们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可以归纳为五点：（1）利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和杜马选举来加强鼓动，举行集会，利用选举鼓动、游行示威等等等等；（2）围绕下列口号进行全部鼓动运动：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传播这个临时政府的纲领；（3）联合一切革命民主派分子来进行这种鼓动和武装斗争，而且仅仅联合这些人，就是说，仅仅联合那些真正接受上述口号的人；（4）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中产生的抵制思想，使它成为积极的抵制，即进行上述的极其广泛的鼓动。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派拥护革命民主纲领，并参加能使他们接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活动；（5）在广大工农群众面前毫不留情地揭露和痛斥资产阶级“妥协”论和资产阶级“妥协分子”；公布和说明他们在参加杜马以前和在杜马内部的每一个叛变行为和不坚定行为；告诉工人阶级要警惕这些出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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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97]《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由维·阿德勒创办，188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1905年，奥匈帝国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在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影响下，为在本国实行普选制进行了斗争，《工人报》反映了他们的战斗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工人报》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34年被查封。——189。
　　[98]指帕·尼·米留可夫的《参加还是不参加国家杜马？》一文。该文在1905年8月6日（19日）《解放》杂志第75期上发表时署名“斯·斯·”。——192。
　　[99]“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B.Г.康多伊迪于1900年首次使用的，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流行于俄国。据统计，19世纪末俄国34省共有65000—70000名地方自治机关职员。“第三种分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学校事业，靠着“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发展。“第三种分子”作用的增强，遭到了沙皇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第三种分子”，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193。
　　[100]挪威于1814年被丹麦割让给瑞典，同瑞典结成了瑞挪联盟，由瑞典国王兼挪威国王。1905年7月，挪威政府宣布不承认瑞典国王奥斯卡尔二世为挪威国王，脱离联盟，成为独立王国。——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