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5］下面是巴师夏的主要论点。
（1）所有的人都追求收入的固定性，固定收入。
｛巴师夏举的纯粹是法国的例子：每个人都想当官，或者让自己的儿子当官（见巴师夏著作第371页）。｝
工资是报酬的固定形式（第376页），因此是联合体的一种极完美的形式，而在联合体的最初的形式中“偶然性”占居统治地位，因为在这里“联合体的一切成员都要受到事业的各种偶然性的支配”［第380页］。
｛“如果资本自己承担风险，劳动报酬便以工资的名称固定下来。如果劳动本身想承担好的和坏的结果，资本的报酬就以利息的名称分离出来和固定下来。”（第382页；关于这种对比，见第382—383页）｝
巴师夏接着说，但是，最初在劳动者的状况中，偶然性占居统治地位，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稳定性还没有充分保证。雇佣劳动制度是
“偶然性和稳定性之间的中间阶段”［第384页］。
稳定性阶段的达到，是通过
“在有工作的日子里进行节约，以此来满足年老或生病时的需要”（第388页）。
这后一个阶段依靠“互助会”而发展（同上），最后，依靠“工人养老金”[5]而发展（第393页）。
（正象一个人从满足需要出发而当官一样，他由于领取养老金而满意地终其余生。）
关于第一点。假定巴师夏关于工资的固定性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然而，把工资归入“固定收入”之列，仍旧不能使我们了解工资的特有的性质，它的具有特征的规定性。这里只是强调了工资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对工资以及其他收入来源来说都是共同的。仅此而已。自然，这已经给那些想为雇佣劳动制度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的辩护士提供了一点东西。不过，这对于想了解整个这种关系的特点的经济学家来说，却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把某种关系、某种经济形式的某个片面的规定固定下来，颂扬这个规定，排斥相反的规定——玩弄律师和辩护士的这种惯用手法，这正是说教者巴师夏的特点。
于是，“收入的固定性”代替了“工资”。难道收入的固定性不好吗？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乐于指望某种固定的东西吗？特别是每个庸俗的、低级趣味的法国人，这种总是拮据的人，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替奴隶制辩护也是用的同样的方法，而且理由也许更充分。
不过，也可能有相反的主张，而且确实有这样的主张。假定工资等于某种不固定的东西，即超过一定点继续前进的东西。谁不喜欢前进而愿停滞不前？因此，给资产阶级无止境的进步创造机会的这样一种关系难道是坏的吗？很自然，巴师夏本人在另外的地方也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不固定的东西。难道不是只有通过非固定化，通过变动，工人才能象巴师夏所希望的那样不再劳动而成为资本家吗？
可见，雇佣劳动制度是好的，因为它是固定的东西；它是好的，因为它是不固定的东西；它是好的，因为它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既是这个也是那个。不论何种关系，如果被归结为片面的规定，这种规定又被看作肯定的东西，而不是否定的东西，那么，这种关系不是好的吗？一切反思的、忽东忽西的空谈，一切辩护，一切老实的诡辩，都是建立在这种抽象上的。
在作了这种一般的引论之后，现在我们来研究巴师夏的实际的结构。
（只是还要顺便指出，他所说的［第378—379页］兰达省的分成农，那兼受雇佣工人的不幸和小资本家的遭遇的人，如果领取固定工资，确实是会感到幸福的。）
蒲鲁东的“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6]不见得能赶上他的对手巴师夏的同类著述。巴师夏认为，一切成员分享一切偶然机会的联合体的最初形式，应让位于联合体的更高的、双方自愿［Ⅲ—6］议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工人的报酬是固定的。这个天才先假定一方存在资本家，另一方存在工人，然后好通过双方的协议建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的天才，我们在这里不想让人们再去注意了。
在联合体的最初形式中，工人在收入上要取决于一切偶然机会，一切生产者都同样取决于这种机会，并且这种联合体的形式，正象正题出现在反题之前一样，直接出现在劳动报酬借以取得固定性，成为固定东西的那样一种工资之前——这种联合体的形式，正象我们从巴师夏那里听到的，是捕鱼、狩猎、畜牧在其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形式的一种状态。先有不定居的渔夫、猎人、牧人，然后才有雇佣工人。从半野蛮状态到现代状态的这种历史的过渡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实现的呢？顶多是在《喧声报》[7]上实现的。
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象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在一切这种现实的历史过渡中，雇佣劳动表现为一些关系的解体，消灭，在这些关系中，劳动从它的收入、它的内容、它的场所和它的规模等等所有方面来说都是固定的。所以，雇佣劳动表现为劳动和它的报酬的固定性的否定。从非洲人的偶像直接过渡到伏尔泰的“最高存在物”[8]，或者从北美野蛮人的猎具直接过渡到英格兰银行的资本，都不象巴师夏所说的从渔夫过渡到雇佣工人这样荒谬和反历史。
（此外，在所有这一切发展中，并没有显示出自愿的、根据相互的协议而发生的变动的任何迹象。）
同这一历史结构——巴师夏就是凭借这种结构来用事变的形式杜撰他的肤浅的抽象理论——完全相适合的是这样一种合题，按照这种合题，英国的互助会和储蓄银行表现为雇佣劳动制度的最新成就和社会的一切二律背反的扬弃。
于是，在历史上，不固定性是雇佣劳动制度的特点，也就是说，和巴师夏的结构正好相反。但是，他是怎样把固定性看作雇佣劳动制度的弥补一切的规定而得出这种固定性的结构的呢？他是怎样企图把具有这一规定的雇佣劳动制度当作报酬的更高形式，即当作其他社会形式或联合体形式中的劳动报酬的更高形式而从历史上加以说明的呢？
当一切经济学家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的现存关系，并向工人证明，工人无权分享取得利润的机会的时候，当他们想劝慰工人安于对资本家的从属地位的时候，他们总是向工人指出，工人与资本家正好相反，工人取得收入的某种固定性，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并不为资本的巨大冒险行为所左右。正象唐·吉诃德安慰桑科·判扎那样：虽然老是挨揍，并不需要勇敢。可见，经济学家们在同利润相对立的意义上赋予雇佣劳动制度的那个规定，在巴师夏那里变成同过去的劳动形式相对立的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制度的规定，被看作比这些过去关系下的劳动报酬前进了一步的规定。被塞进现存关系中的、安慰其中一方去容忍另一方的这种陈腐思想，被巴师夏先生从现存关系中搬出来，并说成是产生这一关系的历史基础。
经济学家们说，在工资和利润、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固定性的优点是属于工资的。
巴师夏先生说，固定性，即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面，是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基础（或者属于不是同利润相对立意义上的工资，而是同劳动报酬的过去形式相对立意义上的工资），因此也是产生利润，产生整个关系的历史基础。
这样，在他那里，关于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的一个方面的这种陈腐思想就悄悄地变为整个这种关系的历史基础。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一直为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而冥思苦想，这种社会主义往后到处都被他梦想为联合体的最初形式。这个例子表明，在经济学家们的论述中通常只是占居次要地位的那些辩护性的陈腐思想，在巴师夏那里具有多么重要的形式。
［Ⅲ—7］我们再回来谈谈经济学家们。工资的这种固定性究竟是什么呢？工资是永远固定的吗？这同确定工资的基础即供求规律是完全矛盾的。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否认工资的波动，即提高和降低。或者，工资与危机无关？或者，与造成雇佣劳动过剩的机器无关？或者，与调配劳动的分工无关？主张这一切会是荒谬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主张。
这里包含的意思是，在某种平均状况下，工资实现一个相当的平均量，即巴师夏如此憎恶的整个阶级的工资最低额，并且劳动会保持某种平均连续性，例如工资甚至在利润下降或者暂时完全消失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支付。但这不过表明：如果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形式，是生产的基础，那么，工人阶级就靠工资生活，而单个工人在平均状况下就取得为工资而劳动的固定性。换句话说，这是同义反复。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地方，只要存在着工人工资的固定性，就存在着雇佣劳动的平均连续性。在存在雇佣劳动的地方，就存在工人工资的固定性。而这就被巴师夏先生看作是雇佣劳动的弥补一切的性质！
其次，说什么在资本发达的社会状态下，同资本即生产还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的那个地方比较起来，社会生产整个说来更有规则、更有连续性、更全面，从而从事生产的成员的收入也更“固定”，这又是一种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是随着资本的概念和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的概念本身一起出现的。换句话说，雇佣劳动的普遍存在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高于雇佣劳动出现以前的阶段，这一点谁会否认呢？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以雇佣劳动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一更高的发展为前提，他们怎么会想到提出更高的要求呢？这种更高的发展倒正好是他们的要求的前提。
注：工资表现为普遍现象的第一个形式就是军饷，这种军饷出现在国民部队和民军衰落的时期。最初，军饷是发给市民本身。后来，市民很快被雇佣兵代替了，后者不再是市民。
（2）（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抛开巴师夏先生。）［Ⅲ—7］
写于1857年7月
第一次发表于1903—1904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期
原文是德文
注释：
[4]这里讲的是巴师夏《经济的和谐》一书的第2版第14章（这本书的第2版共25章）。
论巴师夏和凯里的未完成的草稿的这一部分，从马克思手稿的第5页开始。前面的第4页马克思剩下半页没有写完。可以设想，继手稿1—3页和第4页上半页之后，即在对凯里和巴师夏的立场作一般评论的前言之后，马克思打算更详细地评述他所研究的巴师夏的这本书，特别是想谈这本书前十三章的某些内容——然后再谈第十四章。不过这种打算没有实现，马克思仅限于对第十四章的基本论点作一些批判性的评论。——第11页。
[5]根据巴师夏的主张，“工人养老金”应当用工人本身的扣款来建立，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它才能保证必要程度的“稳定性”（弗·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第395页）。——第11—12页。
[6]马克思指的是蒲鲁东在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一书中的错误的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这些错误的理论马克思在1847年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中曾加以分析和嘲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特别是第77—80和133—137页）。——第13页。
[7]《喧声报》（《Le Charivari》）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从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期间，曾对政府进行过辛辣的抨击；1848年转入反革命阵营。——第13页。
[8]伏尔泰的“最高存在物”（《être suprême》——伏尔泰用这一名称来称呼上帝，和所谓的“天启”宗教相反，他把上帝描绘成似乎是创造世界、制定世界规律和赋予世界第一推动力，但在此以后就不再对事变的自然进程进行任何干预的某种非人格的理性本原。——第14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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