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对格奥尔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的评论

对格奥尔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的评论[231]aPm品论天涯网

　　格奥尔格·阿德勒先生在他的书中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该书是“将近一年半研究的成果”。对此种说法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这取决于对这本书的性质怎样看。如果阿德勒先生写这本书是想要对德国工人运动的产生、性质、基础和目的作出科学的、认真的叙述，那么这个说法就太幼稚了，因为，要搞清楚专门的文献，即为系统掌握材料进行准备工作，一年半的时间即使对一个亲身经历过所涉及的时代的人来说，也未必够用。如果格奥尔格·阿德勒先生只是想要迎合今天人们对有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一切所表现出的兴趣，那么告诉人家他用如此不可思议的短时间就写出了这本书，至少会博得人们对他的勤奋和才干的赞赏，因为他只用不多的那么些个月的工夫就读完大量的书报并从中摘出他认为有用的一切材料。虽然他搜集材料之匆忙早已决定了他的书根本不可能具有什么科学价值，但他毕竟编出了一部提供有关目前人们都很想详细了解而知之甚少的许多人物、事件和著作的各种资料的参考书。
　　很遗憾，阿德勒先生的书作为参考书也有很大缺点。决不能期望此类著作有科学的深刻性、充分掌握材料、有完整的叙述、提出重要的见解。但是，能够而且应该期望此类著作的是可靠性。即使再退一步，不要求资料的精确，那么总是应该要求资料抄得正确。遗憾的是，阿德勒先生连这一点也不能完全做到。
　　阿德勒先生的著作在细节上的不确切之处，这里不妨举出几个例子。
　　第65页上说：“这时（从1845年）领导瑞士宣传活动的是贝克尔、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和‘先知’阿尔勃莱希特。”事实上，载勒尔从1845年是在布鲁塞尔。
　　阿德勒先生向我们讲述了莫泽斯·赫斯的高度浪漫的传记。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拆穿这个传记的诗意的夸张。赫斯不可能被他的父亲剥夺继承权，因为按照莱茵河沿岸各省当时实行的拿破仑法典，这是非法的。1844年他不是从巴黎到布鲁塞尔，从那里又到爱北斐特，而是从巴黎到科伦，1845年8月才到布鲁塞尔。他既没有作为士兵也没有作为军官积极参加过1849年的南德意志起义，据我们所知，他也没有被缺席判处死刑。
　　我们也没听说过马克思的祖父叫莫迪凯（第139页）。他的父亲出生于萨尔鲁伊，而不是特利尔。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于1820年，而不是1818年，他在曼彻斯特呆到1844年8月，而不是1845年初（参看第141页）等等。
　　这类错误多半是疏忽大意造成的，下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证明。阿德勒先生在第142页上对我们说，《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在布鲁塞尔合写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他从提供这一资料的格罗斯先生那里[232]还是从别的什么人那里抄来的。但是他在附录第5页上把《神圣家族》列为1844年出版的书。［注：从那里的上下文来看，并非刊误。（作者注）］结果这本书就出现了一个奇特之点：先刊印而后才撰写。但是，这两个地方向我们表明，阿德勒先生手上从未有过《神圣家族》。因为如果他有过，那么他从扉页和前言就应当看到，这本书1844年写于巴黎，184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
　　阿德勒先生在第213页上列举《新莱茵报》的编辑时，还把斐迪南·沃尔弗忘了。过了几页（第230页），他甚至对我们讲，上述报纸的主编卡尔·马克思
而这样的事在阿德勒先生看来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新莱茵报》上的抨击文字是那么尖锐。实际情况是，1848年科伦《新莱茵报》的敌人们只要不受到打扰就满意了。所有的人，包括军人在内，对报纸的编辑部都敬畏之至，认为它是一座武装得很好的和难以攻占的堡垒。只有一次，有两个军士来到马克思的住所，声称他侮辱了军士的称号。马克思穿着睡衣出来见他们，衣袋里装了一支没有上子弹的手枪，枪柄露在外面。仅仅是这样一个景象就吓得两位军士先生不再说什么，乖乖地溜走了，尽管他们身上带有武器。[233]这就是阿德勒先生的耸听之言唯一的事实根据。
　　他的不准确之处并不总是给人以疏忽大意的印象。有时似乎是有意的，特别是想要为1848年以前在普鲁士执政的政权开脱。例如，书中（第101页）说，德意志各邦政府曾向基佐内阁介绍了巴黎《前进报》的倾向；基佐迎合它们的意旨，封闭了《前进报》，把该报的编辑，其中包括马克思，驱逐出法国，但是过一星期，又撤销了驱逐令。然而《前进报》的许多编辑和撰稿人还是离开了巴黎，马克思、巴枯宁、赫斯到了布鲁塞尔，卢格去了瑞士，而毕尔格尔斯去了科伦。阿德勒先生这样说。
　　其实，这正是普鲁士政府干的，它唆使基佐采取行动，它首先注意的是马克思，关于驱逐他的命令并没有撤销。赫斯根本已经不在巴黎，而是在科伦，卢格留在巴黎，只是后来才前往瑞士，毕尔格尔斯自愿同马克思一起到了布鲁塞尔。关于巴枯宁，我们一点确切情况都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没有迁居布鲁塞尔。阿德勒叙述得不确切是明显的，同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追求一定的目的：一方面，尽量为普鲁士政府参与此事打掩护，另一方面，把这整个事件说成是非常无害的。
　　第116页上说，与其他德意志邦相比较，“普鲁士给共产主义提供了较大的自由”。阿德勒先生在这里忘记了，他自己在前几页还谈到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和最高书报检查机关（第103页及以下各页）使任何一种不合它们心意的期刊都不可能存在。至于阿德勒先生举出《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来，说尽管该报“不同意帮助反动派反对民主派”，但普鲁士政府还是准许它存在，对此，人们可以反驳说，该报象“‘真正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其他报纸一样，当然是帮助反动派反对民主派的；不公开谈论此事而是有时用关于自由的空话加以掩饰，这丝毫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关于在普鲁士如何平息饥饿的织工的骚动一事，阿德勒先生亲自向我们作了介绍。他告诉我们，1844年6月在西里西亚约有五千织工起来闹事。
　　但是，我们在第134页上看到，普鲁士政府有理由“期待同无产阶级结盟的可能性！”
　　非常清楚，阿德勒先生那样迫不急待地要把他的书抛到市场，他就不可能通过更仔细的研究把他掌握的材料中的空白填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匆忙拼凑，到他的两位研究德国工人运动早期史料的前辈的书中去找材料，这本书就是施梯伯和维尔穆特两位先生写的那本书，书名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受官方委托编写。供德意志联邦各邦警察机关使用》，人们称之为“黑警书”。阿德勒先生所有成问题的地方，可能都是附和了这本1853年在柏林出版的参考书，因为他自己的观点与参考书的两位编者的观点没有多大区别。读起阿德勒的著作，有时确实使人感到，在你的面前是一部新的警书。
　　凡写到侮辱陛下、叛国、“煽动仇恨与轻蔑”等事件时，其认真态度多么感人！在他所掌握的材料中，凡遇反警察言论，我们这位史料研究家几乎无不在自己的书里写上一笔并报以应有之义愤。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234]，尽管它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却只是一笔带过。阿德勒先生“不得不放弃更详细地探讨其中阐述的理论”（第97页，并参看第119页），当然详细地探讨不是很容易的。然而对象哈罗·哈林这样一些“蛊惑家”的血腥诗文，虽然它们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在除警察之外所有人的心目中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却详尽地加以研究！以整页整页的篇幅转载哈罗·哈林的诗作[235]当然要比分析马克思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好办而“有趣”。
　　阿德勒先生认为关于《德法年鉴》必须指出的唯一的一点，就是“挑衅性的”语言。巴黎《前进报》（在它的撰稿人中有海涅和马克思）引起他注意的主要也正是这一点。他只是从该报一些文章中摘引了一些有关切希行刺案的议论。这些文章的倾向同当时在全德国流行的关于市长切希的小调是一致的，而且根本不能反映《前进报》本身的特点。此外，他还摘引一些讥讽普鲁士大臣们的言论和马尔的某些“挑衅性的”诗文！
　　《新莱茵报》上引起阿德勒先生注意的，主要是它的“煽风点火的文章”的“可怕的挑衅性的”言词。这些文章使他十分惊愕，以致报纸的内容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从《新莱茵报》在它生命道路终结前不久的一些言论中，他“非常清楚地”看出：“《新莱茵报》近期的实在目标是通过一场席卷许多国家的人民革命来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如果阿德勒先生不是那样匆忙地，而且不带着那样大火气阅读《新莱茵报》，他就会发现，该报一开始就作为自己的目标把这种主张提出来，同南德意志人的联邦共和制针锋相对。阿德勒先生若是比较冷静地思考一下，关于这里所说的那家报纸他就不会硬说，该报的资产阶级创办者们想赋予它以“科伦的地方性质”。他会这样写：该报“被要求坚持科伦民主派的精神”，顺便说一下，这种要求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没有同意过。
　　我们无法理解，阿德勒先生怎么会硬说《新莱茵报》要求在德国立即实行专政。在人们据以评价该报的社论中这种言论一点也找不到。或许出现在哪一篇连编辑们自己都没注意的不显眼的通讯里。
　　可以想象，作者转述事实既然采取这样的方法，当他不得不进行理论论述时，他的论述又是什么样子。对《共产党宣言》内容的论述就是一例。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谈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对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摘录。阿德勒先生在还没有写到这本书诞生时期的时候、还根本没有提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摘录了它。他不把这种摘录叫做仅仅摘自一本书的“摘录”，而叫做魏特林的整个“学说概要”。当然这里讲述的也是显眼的东西，而不是本质的东西；对魏特林的幼稚的历史观探讨甚详，尽管他的历史观远不如他对现代社会的出色批判能代表他的学说，而这种批判却被丢在一边。作者细心地考察了魏特林的空想主义思想，例如他的交易小时｛Kommerzstunden｝，以及他的欲望论，可是，关于魏特林在设想改造以后的社会时立足于社会劳动同孤立劳动相比所具有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这一点，我们一个字也看不到。我们关于魏特林对婚姻、民族和宗教的独特观点也一无所获。魏特林的体系在阿德勒先生的叙述中显得如此幼稚而又乏味，以致如果不是直接了解魏特林体系的人，就会同阿德勒先生一道感到惊奇：马克思和恩格斯竟对魏特林的体系如此称赞。
　　不仅对魏特林体系的重要方面讲得不够，或者根本不讲；相反，对非重要方面所用篇幅多得不成比例，阿德勒先生把魏特林实际上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他的情况比比皆是。魏特林说：
　　阿德勒先生是这样转述这些话的：
　　请对比一下魏特林的果断有力的语言和阿德勒先生的摘录中的淡而无味的词句吧，在阿德勒先生笔下，求知欲遭受压制竟成了求知欲处于引导地位，只是体现得不够充分！
　　同时，阿德勒先生强迫用明确的德语写作的德国裁缝用起了新普鲁士教授社会主义的唬人字眼。例如，凡是魏特林只是说社会的地方，他却强迫魏特林说“社会国家”。
阿德勒先生把这句非常明确的话翻译成：
魏特林认为是每个组织良好的社会的自然结果的东西，在阿德勒先生笔下，成了魏特林式的社会所固有的荒谬的空想主义胡说。
　　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别的地方，“社会”也被“社会国家”所代替。
——阿德勒先生写道。——
　　所有这些话在魏特林那里一个字也找不到。人人幸福是国家的目的这句话可能是阿德勒先生无意中写的。他常常跟着某些现代社会主义者重复这句话，所以他的笔自动地一下子把“人人幸福”同“国家”这个词联到一起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句话。我们在魏特林那里是没见过这句话的。他谈的只是“社会的改造”，而不是国家的改造。关于后者，他是怎样想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
这是在《保证》第三章的结尾用黑体字印的。而第87页上说：
　　魏特林提出的理想社会，应当是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边界的社会，即凡是构成国家概念的东西一概没有的社会。但是，阿德勒先生把魏特林的无国家的社会翻译成了社会国家［注：这里的“社会国家”一语，原文是Sozialstaat。这个德文词的前一半Sozial（社会的）系来自拉丁文，用纯粹的德文写是Gesellschafts。所以下文有“用德语说就是Gesellschaftsstaat”。——译者注］，用德语说就是“Gesellschaftsstaat”。
　　我们担心占我们的读者的时间太长了，因而我们不打算再进一步评述。不过以上所述已经足以说明，在德国，人们现在是如何撰写历史的。但是，阿德勒先生的书也有某些功绩。他所描述的运动是非常伟大的，所以这位史料研究家的描述即使是拙劣的、歪曲的、草率的、不准确的，也贬低不了这个运动。作者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恢复了对这一几乎完全被忘却了的运动的记忆，唤起广大读者对它的兴趣。不管书的缺点有多么严重，它还是有许多有用的资料，对批判地读这本书的人是大有益处的。同时，这本书如果能够激起严肃而又深思的研究家——当然他需要有比“将近一年半”长的时间——深入研究这个问题，那么它对科学来说也许还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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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31]对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着重讲述有影响的各派理论）》（1885年布勒斯劳版）一书的评论，是卡·考茨基根据恩格斯在这本书页边上写的批语、他的信件，显然还有他的口头意见而写成的。批语是恩格斯大约在1885年11月因倍倍尔曾请他帮助准备对这本书的评论而写的。10月28日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阿德勒写的那本十分肤浅并且主要是以施梯伯的著作为根据的书，考茨基已转给我了；我将帮助他对该书作一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71页）。12月初，恩格斯就把自己的意见通知了考茨基。把写有恩格斯批语的那本书同这篇评论对照一下，便可以看出，这些批语全都在评论里得到反映。这篇评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揭露了阿德勒的反动观念，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和歪曲，而且还说明了早期德国工人运动史的意义。——第723页。
　　[232]指古·格罗斯著《卡尔·马克思略传》1885年莱比锡版。——第724页。
　　[233]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21—523页。——第725页。
　　[23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5—467、596—655页；第2卷第269—587页。——第727页。
　　[23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里对哈罗·哈林的活动作了讽刺性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29—336页）。——第7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