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农民要求参加国内政治斗争[99]
6月5日于伦敦
前几天在埃克塞特会堂举行了农业工人联合会代表会议。约瑟夫·阿奇在会上表示坚决反对战争,博得热烈的鼓掌。农业劳动者的政党的领导人公开宣布自己是和平的拥护者,也是因为劳动者承受战争所带来的牺牲总是比社会其他阶级要沉重。在英国,农业工人还没有正式参加本国的政治生活,然而他们的这种庄严的反战宣言,对左右国家政治的那些阶级也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农民开始感觉到有必要也直接参加这种政治斗争,因此他们在埃克塞特会堂举行的自己的会议上也——而且主要是——讨论了扩大选举权的问题。他们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仍然是低贱的穷苦人等级。所以他们开始敲议会的大门,要求让他们进去。他们再也不想做以前那样的人了。十分明显,这种要求遇到了敌视,这种敌视来自所有那些把农业劳动者的卑贱地位看作英国整个政治经济制度基础的人——这种人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僧侣中间。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议会反对派的代表们拚命往前挤,伺机将这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在同自己的正在执政的政敌进行斗争时把它当作击城槌。这些资产阶级反对派的首领是布莱特先生,他也在埃克塞特会堂的会议上讲了话,他巧妙地避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而针对现在执政的那些人大肆进行政治上的抨击。显而易见,社会经济问题对资产阶级来说是非常困难而又敏感的问题;在英国,贵族在这方面总是勇敢得多,因为贵族与资产阶级不同,它的社会地位并不迫使它处处得为自己的发财致富动脑筋。这一点,劳动者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当他们想要取得让步的时候,他们对贵族比对资产者抱有更大的希望,他们不久前向贝肯斯菲尔德勋爵递交请愿书就说明了这一点。只要今后情况还是这样,只要劳动者还有可能在资产者和贵族之间钻空子来为自己取得一定的利益,在英国肯定不会发生象其他国家那样猛烈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震动——在那些国家里统治阶级在劳动者面前完全是一个坚实的、与之为敌到底的反动集团。而到了劳动者阶级不能再从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竞争中得到任何好处(因为这种竞争不再存在了)的那一天,在英国也会开始真正的革命时期。迄今为止,贵族是利用慈善性质的让步来驯服劳动大众的;而现在资产阶级出动了,它迎头抓住劳动者的政治要求并把这种要求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以便赋予这种要求以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方向。我们正处于普选权时期的门口;资产阶级急忙在这方面做政治让步,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并把贵族排挤掉。无论如何,整个这部由社会三种成分——无产者、资产者和贵族——之间存在着的生命联系所组成的机器,正在促使无产者不再把自己看作儿童,不再沉溺于富于感情的幻想,而是开始懂得——正如一位演讲者在埃克塞特会堂精辟阐述的那样——他们同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关系只能是纯粹的利害关系。
正象你们看到的,英国的社会运动是缓慢的、演进的,而不是革命的运动,但却是前进的运动。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6月5日 载于1877年6月8日《人民报》 原文是意大利文 |
注释:
[99]这篇文章和下面两篇文章一样都不署名地发表于意大利报纸《人民报》(《La Plebe》)。恩格斯曾于1871—1872年给这家报纸撰稿,当时该报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并支持总委员会同巴枯宁派的斗争。1877年,由于该报恢复定期出版,恩格斯应该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邀请又给该报撰稿。这些文章第一次作为学术文章用原文载于吉安尼·博西奥主编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文集》1955年米兰—罗马版(《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Ⅰ scritti italiani》,a cura di Gianni Bosio.Milano-Roma,1955)。恩格斯这一时期在该报发表的另外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07—109、132—134页。
本文讲的是1872年出现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这个组织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坚强有力的鼓动家约瑟夫·阿奇。这个组织的活动证明英国无产阶级的最落后和政治上最消极的阶层也投入了有组织的运动。——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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