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惊人的揭露。——阿卜杜尔-卡迪尔。——基佐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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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公布了一份有趣的材料[224]，它就象是送给众议院的一份新年礼物。这是用事实来说明一位伯蒂先生怎样获得巴黎附近的科尔贝收税官职位的声明书，而且是由伯蒂先生本人公布的。伯蒂先生所以被迫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他和他妻子的离婚案以及审案时硬说他靠他的妻子卖身给一位和基佐先生有密切关系的绅士先生才买到了官职。他在他公布的材料中说道：
　　他接着详细地叙述了他最初怎样追求审计院副审计官的职位；部里如何许诺他这个官职，只要他能够设法弄到一位副审计官的辞呈；大臣［注：指财政大臣拉卡弗－拉普拉涅。——编者注］的秘书如何向他暗示，哪一位副审计官比较愿意出卖自己的职位；他后来如何以一万五千法郎弄到了想要的这份辞呈；以后又如何告诉他，必须设法弄到一份不是二等而是一等副审计官的辞呈，因为政府需要这样一份辞呈来实践它在上台时许下的诺言；如何经过讨价还价，才补上了两份辞呈的差价；如何在最后才弄到了这份辞呈；然后内阁又表示不仅需要这份已经提出的辞呈，而且还要一份更高的，即审计官的辞呈；这份新的辞呈又是如何设法付了“现金”才弄到的；最后又如何建议伯蒂先生接受科尔贝收税官职位而不再谋求审计院的职位；伯蒂先生怎样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怎样在不同的辞呈上签了字并按预先讲妥的金额相交换；两天以后如何发布了所有敕令，接受辞呈，并按成交的条件提升和任命若干有关人员。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主要事实。还有其他一些次要情节证明伯蒂先生如何一旦上了钩，付出第一笔钱，就势必要越付越多。不过这些姑且略而不谈。我只指出，在伯蒂先生公布的材料中，所有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巴黎引起了什么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所有报纸都整版刊登它的消息，而当亲自策划上述交易的财政大臣（审计院受财政部管辖）在众议院受到吕诺先生质询时竟公开否认发生过这一类事情，报纸更是大登特登了。吕诺先生当时声称该部出卖职位是人所共知的丑闻。议会的多数派知道这件事，反对派也知道这件事。简言之，人人都知道，看来，唯独大臣本人除外。拉卡弗先生对此矢口否认[225]。现在事情已经弄得无法暗中了结了。虽然整个巴黎几乎有一个星期闹得满城风雨，但是政府一直保持缄默。
　　我们只把大杜班先生当吕诺先生将这件事提交众议院时所讲的话重述一遍：
　　占据报纸的另一个题目，是阿卜杜尔-卡迪尔的被俘和政府行将作出的关于他未来的放逐地的决定。[226]毫无疑问，政府将承认和实现奥马尔公爵的约言，将这位酋长送到埃及去。[227]奇怪的是，几乎所有反对派的报纸，从《国民报》到《立宪主义者报》，都要求毁约。无疑，约言是有条件的，承认与否由政府自行决定。拒绝承认，在《太阳报》看来，不能说就是无耻行径。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其他任何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干出这样的事，就会被这些报纸认为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十分明显，既然事情无法恢复到阿卜杜尔-卡迪尔有条件地投降时的状态，那么拒绝承认他的投降条件就未免太不宽大了。但是对于这种问题这些国民的报纸一概视而不见，它们谴责别人的所作所为，它们也同样会这么干。主张承认同阿卜杜尔-卡迪尔所签订的条约的，只有《新闻报》和《改革报》这两家报纸。前者是一家保皇派的报纸，它所以要求承认是因为政府不能否定国王的儿子［注：路易-菲力浦的儿子奥马尔公爵。——编者注］，法兰西的儿子所说的话；这样它就为王公们恢复了革命前的老称号。《改革报》声称，不，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事关我国的信用；在这类问题上，最好是宽大为怀，不要斤斤计较，所以，应当承认说过的话，即便是王公说过的话。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唯独《改革报》意见正确。
　　我们认为，这位阿拉伯领袖的被俘，总的说来是很值得庆幸的。贝都英人的斗争是无望之举，虽然象毕若那样的野蛮军人所采用的打仗方式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柏柏尔国家的海盗行径——英国政府从来不予干涉，只要他们不骚扰英国的船只——，只有靠征服其中的一个国家才能被制止。而征服阿尔及利亚就已经迫使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这两个海湾，甚至迫使摩洛哥的国王［注：阿卜杜尔-拉曼。——编者注］踏上了文明的道路。他们只好放弃海盗行径，为人民另谋生路，并且不靠欧洲小国的进贡而用其他手段来充实他们的国库。如果我们会因沙漠中的贝都英人的自由被摧毁而感到遗憾，那么不应当忘记正是这些贝都英人是强盗民族，他们的主要生存手段不是相互袭击，就是袭击定居的村民，他们见到什么就拿什么，杀掉所有的反抗者，并把剩下的俘虏当作奴隶卖掉。远远望去，所有这些自由柏柏尔人的民族好象很骄傲、高贵和荣耀，但是走近一看，你就会发现他们和比较文明的民族一样，被贪欲所支配，而且只会采取更粗暴和更残酷的手段。拥有文明、工业、秩序并且至少是相对开明的现代资产者，同封建主或者同尚处于野蛮社会状态的掳掠成性的强盗比起来，毕竟略胜一筹。
　　基佐先生向众议院提交了一部分涉及瑞士和意大利的外交信函。前者再次证明他总是为帕麦斯顿勋爵所愚弄，而两者都证明法国已开始和奥地利结成紧密的同盟。这是路易-菲力浦的法国迄今还未蒙受过的最大的耻辱。以最无耻的手段实现的专制和压迫的化身，停滞和反动的国家，竟成了经过两次革命改造的法国的盟友！它不能再堕落下去了。不过这也很好。资产阶级使这个国家堕落得越深，算账的日子就越近。而且这一天不等资产阶级想到就会到来。有一部分人他们未加考虑，这就是高尚的、慷慨的、勇敢的法国人民。
　　《改革报》和《国民报》之间的争论，已交由双方选出的评审委员会去研究。所有的敌对活动暂时停止。本月底将作出结论。不管结论如何，我们希望《改革报》今后继续执行这条唯一能够拯救法国民主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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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24]恩格斯援引并叙述的是一本小册子：《前科尔贝收税官伯蒂先生驳有关他的离婚案的流言蜚语》1847年巴黎版。——第401页。
　　[225]吕诺在众议院对财政部卖官鬻爵提出质询以及当时的财政大臣拉卡弗-拉普拉涅给予否定答复一事发生于1846年6月13日。由于伯蒂的小册子（见前注）的发表和社会舆论对它的强烈反响，1848年1月7日的《改革报》登载了上述吕诺和财政大臣之间的辩论的摘要，以及恩格斯在后面引用的反对派议员安·玛·杜班对这个问题的讲话。——第402页。
　　[226]恩格斯在本文中分析阿尔及利亚人的领袖阿卜杜尔-卡迪尔被俘（见注104）的报道时，对这一运动的评价不同于他在比较早的文章（见本卷第205—206页）中所持的看法。恩格斯一面谴责资产阶级的法国采用野蛮的方法占领阿尔及利亚，同时又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关系取代比较落后的封建宗法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而反抗这一进程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恩格斯更深入地研究了对殖民地的掠夺的历史和被压迫群众对殖民统治的反抗的历史，指出被压迫民族反对资本主义殖民制度的斗争具有解放的和进步的性质，这一斗争客观上促进了工人阶级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比如说，恩格斯在1857年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阿尔及利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99—110页）这一条目就是用这一观点阐述了阿尔及利亚人的解放运动。——第403页。
　　[227]《北极星报》编辑部在这里作了如下说明：“这封信本来应该在上星期送给本报，但直到本星期二才由一位友人从巴黎带给我们。那时本报通讯员曾一度幻想，路易-菲力浦或他手下的人可能会采取公正的或宽大的行动。阿卜杜尔-卡迪尔将不是送往埃及，他将被禁锢在法国。国王守信用的又一个样板！无耻的菲力浦守信用的样板！”
　　阿卜杜尔-卡迪尔在法国被囚禁近五年；到1852年才获准移居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