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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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1887年2月9日于伦敦 |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我现在立即答复您邮戳日期为1月28日的来信。序言［注：弗·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编者注］已于1月27日寄出，您的电报于星期日（2月6日）收到，我马上回了一个电报：“已于1月27日挂号寄出”。
至于讲到不可控制的伊顿忍不住要发表的那段从我信中摘出并加以歪曲了的话，罗森堡及其同伙用不着要艾威林对此负责。关于十万和几百万选票的问题，是在我给您的信［注：见本卷第576页。——编者注］中，而不是在别的信中谈到的。因此您大概知道，谁该对这种轻率行为和硬把这种荒谬东西加在我头上一事负责。就我个人来说，那我不反对您把那一整段话，甚至整封信予以发表。
您担心我对美国运动的看法会受到艾威林的错误影响，这是没有根据的。自从不依赖于德国人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全国性运动产生以来，种种事实本身已经明确地决定了我的立场。这个伟大的全国性运动，不管其最初的形式怎样，是美国工人阶级发展的真正起点。如果德国人参加运动，去帮助或者促进它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他们就能对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并将在运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们袖手旁观，那他们就会堕落成一个教条主义的宗派，并将作为一种不了解自己原则的人而被抛在一边。艾威林夫人看到过她父亲是怎样工作的，她一开始就很了解这一点，要是艾威林也懂得这一点，那就更好。我写到美国去的所有信件，给左尔格的，给您的，给艾威林夫妇的，一开始就多次地反复说明了这一点。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我在写序言以前看到了艾威林夫妇，因为他们告诉了我一些关于纽约德国人党内幕的新事实。
看来，您认为艾威林在美国的行为简直是个骗子是有根有据的[552]；不仅如此，照您信中的那些说法和暗示来看，您还要求我也把他当作骗子并尽我的一切力量把他从党的报刊中赶出去。但是所有这些说法，您根本不能加以证实，因为您没有听到任何答辩。不过您的处境毕竟比我们这里要好些，因为您至少听到了一面之词，而我们甚至还不知道究竟控告他什么！
在工人运动最初的秘密阶段，即工人还受着传统偏见影响的阶段，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参加了运动，但不慎同工人发生了金钱关系，这种人是会吃苦头的。这必然会发生一场现金账目方面的争吵，而且马上就会被夸大为试图剥削，要是这个“资产者”在理论问题或策略问题上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甚至少数人不一致的话，那就更是如此。四十多年来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在这方面最糟糕的是德国人；在德国本国，由于运动的发展，这个缺点早就消灭了，但是在国外的德国人中间，这个缺点还没有根除。因此，马克思和我不论在哪个国家里总是力求避免同党发生任何金钱上的关系。艾威林夫妇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这一点。后来决定让他们跟李卜克内西一道去，我才稍微放心一点，因为李卜克内西是个富有经验的人，他知道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非难，因为对他提出任何这类控告，只会使控告者成为德国和整个欧洲的笑料。可是后来，这次旅行又做了另外的安排，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由此您可以断定，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比纽约的人要冷静得多。此外，我认识艾威林已经四年了；我知道，他为了自己的信仰曾两次牺牲了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然的话，他也许会成为某一所英国大学的教授和一个著名的生理学家，而不会是一个收入极其没有保障、工作负担过重的新闻工作者。我和他一起工作过，知道他的才能，还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他经历了相当艰难的环境，因此了解他的性格；所以要我相信现在纽约某些人关于他所说的话，光凭一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和一些流言蜚语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要是他想欺骗党，他怎么可能在他整个旅行期间这样做而不让他妻子知道呢？因此控告也就涉及到她了。而那样的话，控告至少在我看来就是完全荒谬的。我从她是个小孩子起就认识她，而最近十七年来，她经常在我身边。不仅如此，马克思去世以后，我就有义务要象他自己那样关怀他的孩子们，要尽我的一切力量使他们不受欺负。哪怕有五十个执行委员会，我也要履行这个职责。说马克思的女儿欺骗工人阶级——真是笑话！
您又说：“这里没有人认为艾威林博士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或者是象账单上开列的那样把钱花掉的。人们认为他只是想抵补他妻子的开支。”这明明是控告他弄虚作假，而您却把它说成是一种减轻罪责的善意推测。但是，如果减轻了的控告尚且如此，那么原原本本的控告又该怎样呢？并且提出这种控告的根据是什么呢？是“艾威林博士寄来的令人发笑的账单”。我倒想看几张这些“令人发笑的”账单。在十五个星期里，每个星期天都把这些账单寄到执行委员会去，但它没有任何不赞同的表示。当艾威林夫妇12月19日回到纽约的时候，执行委员会还是只字未提。只是在23日，艾威林夫妇准备动身，他们对这些真的或捏造的控告已不再能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只是在这个时候，执行委员会才发现把这些账单加在一起是令人发笑的，可是对其中单独的每一张账单却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这就是说，执行委员会所反对的不是那些账单，而是加法规则。执行委员会为什么不去缩短却反而要延长艾威林夫妇的旅行呢？为什么正好在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又建议他们再次访问芝加哥呢（这件事幸好没有实现）？我觉得，在这一整个事件中，令人发笑的不是那些账单，而是执行委员会。
这样，直到12月23日的会上，艾威林夫妇才第一次听说他们的账单是令人发笑的，执行委员会才向艾威林夫妇抛出一份它自己编制的账目表。艾威林听取了对自己的账目表的反驳之后，马上就接受了执行委员会的账目表，根据这份账目表（我在罗森堡亲笔写的文件上亲眼看到过）还应付给艾威林一百七十六美元。后来，他又受到瓦尔特的威吓，他就拒绝接受这笔钱，马上退还了七十六美元，并把其余的钱也从伦敦寄去了。可是在这之后您还说：“艾威林博士退还了一百美元丝毫无济于事”。上帝啊，这些人究竟想干什么？难道因为执行委员会侵吞了他们自己也承认是属于艾威林的那一百七十六美元，而应该把艾威林当作骗子吗？
后来，执行委员会对这件事所渲染的神秘气氛越来越浓厚了。当《纽约先驱报》上那篇文章一出来并电传到这里时，艾威林夫妇就把随本信附去的那封通告信寄给了各支部，同时也寄给了执行委员会。我认为这封通告信——除非把艾威林看作是一个撒谎者和骗子，但是在没有得到新的、确凿的证据之前，我将持否定态度——是对执行委员会详尽的批驳，至少在没有得到它的答复以前是这样。而执行委员会是怎么做的呢？它把无耻的攻击拿到《人民报》上来[553]，它在艾威林的背后散布流言蜚语，它召开各支部会议，在会上搬出自己的那一套说法，迫使各支部就这件事通过决议，可是这件事不经过对全部账目的公正检查和不听取缺席的被告人的充分申辩是不能下判断的。看来，他们已经在自己纽约的圈子里不仅把艾威林诬蔑成一个挥霍他们金钱的人（不管正确与否，他们也许确实相信这一点），而且把他诬蔑成一个伪造账单的骗子。他们在自己创造性的想象所虚构的这一事件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竟威胁说要发出一封通告信，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控告艾威林是骗子和伪造者！请注意，这一切都是在被他们控告的人的背后，都是在被告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被告人不仅不能为自己辩护，甚至无法弄清楚控告所依据的事实！要是在我们党内这样来审判人，那我宁肯选择莱比锡的帝国法庭和芝加哥的陪审法庭[475]。
幸而在一些较老的欧洲党里，我们已经经历过了这个阶段。我们看见过执行委员会怎样成打地出现和消失，我们知道，它们如同任何教皇一样也是要犯错误的，我们甚至碰到过这样一些委员会，它们依靠工人的钱过着豪华的生活，它们有的成员就是一些骗子和造假账的人。执行委员会在其通告信中不仅应当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控告，从而使我们最终也能知道这一控告，而且还应当拿出证据来。在大洋的这一边，人们甚至对他们自己的执行委员会所说的话都不盲目相信，更不用说瓦尔特先生和罗森堡先生所说的话了，不管他们说得多么“正式”。
在我看来，执行委员会已经使自己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如果它仅仅是抱怨账单上的钱数过大，那它或许能在自己圈子以外的人当中获得同情，因为这或多或少是一个见解问题。但是，由于对送交的账单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因此执行委员会懂得，它自己已经把自己弄得站不住脚了，于是就象怯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急忙夸大控告，以便为它自己解围。因而它就对艾威林提出了新的控告，说他犯了诈骗罪和伪造罪，但它对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证据来，于是便只好加以暗示。但仅为掩盖自己的怯懦而用暗示手法所干的卑鄙行为，仍然只能是卑鄙行为。执行委员会把原本是关于账单的不值一提的争论夸大为刑事犯罪之后，自然也感到自己必须向各工人党作出说明。当然，它这样做的时候是胆怯的，偷偷摸摸的，甚至不让被控告人知道对自己的控告。一个错误引起了另一个错误，结果它弄得很狼狈，陷入了它自己所设的罗网。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天生的恶意而纯粹是由于怯懦。
现在您一定会明白，我必须明白地拒绝您的如下劝告：“暗示考茨基，让他不要发表艾威林扬言要写的那些信件”，因为据说执行委员会准备发表一封反对艾威林的“正式通告信”，“他的名字作为撰稿人之一只会损害任何机关报的声誉”。我想，无论是考茨基还是我本人都从来没有使人觉得，我们会根据一些无端的说法和诽谤，就这样去对待一起工作多年的朋友。如果我向考茨基提出这样的建议，那只会使他认为，不是我突然老糊涂了，就是我已不配再受信任。其实，我深信，您把信寄出后，您自己立即就为写了这些话而感到后悔。
我非常清楚地懂得，您在写这封信时，认为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正是因为这样，您才对我把艾威林事件说成是无可挽回的和最终判决了的。但是，迄今对他进行审判的只是执行委员会，而它自己既是当事的一方和原告，又是法官和陪审员，因为纽约各支部的决议，不管是什么样的决议，都是不能算数的。其他支部的意见怎样，那还要等着瞧，如果它们采取公正的态度，那在没有了解全部事实和没有听取被告申诉之前，也只能宣布自己对这个事件无权过问。我自己认为，对党极端有害的是，采取俾斯麦和美国资产者所使用的诉讼程序，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至少还注重形式方面，给被告在法庭上说话的机会；对我们有害的是，恰恰在我们反对这种卑鄙的诉讼程序的时候，我们自己却这样做。
毫无疑问，执行委员会很愿意以防止公开丢丑为借口来避免让事情公开化。但这是办不到的。它必须收回自己侮辱性的控告，使整个事件恢复到简单的关于账目争论的范围，并且诚实地和光明正大地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它就必须公开提出控告并把官司打到底。这个事件已经宣扬得太广泛了。不可能停留在现有状态，况且艾威林这个人也不会就此了事。由于我不能容许背着艾威林夫妇指责他们做了不体面的事情，因此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把您的来信给艾威林夫人看（艾威林本人现在病得很厉害），并把我的复信读给她听。如果今后情况要求发表我这封信，您可以把它全文发表，同时我也保留同样的权利，当然不会提到您的名字，除非有人早已这样做了。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我是非常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注释：
[475]1886年春，美国无产阶级开展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群众运动（见注474）。5月的头几天，在芝加哥，罢工的人数达六万五千人。5月3日，麦考密克农业机器制造厂的罢工工人组织了六千人的集会，其他一些企业的工人也参加了。大会进行中，工人和有警察作后盾的工贼发生了冲突，警察开枪射击，结果一些人被打死，很多人受伤。第二天，在草市广场举行了抗议集会，警察进行干涉。当时有人扔了一个炸弹（事后查明，原来是一个奸细扔的），炸死了七个警察和四个工人，警察便向与会者开火，几个人被打死，二百多人受了伤。当局利用这一人为事端打击工人运动，大规模地进行逮捕，八名工人领袖受到法庭审讯。审判从1886年6月21日至10月9日在芝加哥陪审法庭进行，七名被法庭判处死刑，一名被判处十五年苦役，两名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后来改为无期徒刑，一名在狱中自杀。尽管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中为保卫被判罪的人而开展了广泛的运动，但是美国最高法院还是拒绝重审这一案件，并于1887年11月11日将四名被判罪的人——帕森斯、施皮斯、恩格尔和费舍处以绞刑。——第475、478、595、600页。
[552]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艾威林的诽谤性的控告（见注543）。从写这封信起，恩格斯同美国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进行了广泛的通信，以帮助艾威林证明这种控告是荒谬的和诽谤性的。——第592、599、626、628页。
[553]指1887年1月12日《纽约人民报》第10号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艾威林和社会主义者》（《Aveling und die Sozialisten》）。对艾威林的控告是首先在这篇文章中公开提出的。——第595、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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