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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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1885年1月19日于伦敦 |
亲爱的倍倍尔：
我上次那封关于轮船公司津贴[263]问题的挂号信（12月30日或31日），谅已收到。今天，由于有一件事要打听一下，不得不打扰你。弗兰茨·梅林先生现在写信给我，再次请求为他提供撰写马克思传记的材料等等，并且还向我提出一个无耻要求，要我“以借贷方式”给他往柏林寄一些他在那里弄不到的我们的著作的珍本！我不准备答复他，而想通过希尔施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但是，为了在这件事情上定个正确的调子，我想更明确地了解一些他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他对党的态度。我仅仅一般地知道：在1878年以前，《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对他态度极坏，把他当做脱党分子和御用文人来对待。从我手头为数不多的他的作品中，我看出他是在尽量利用他对运动比较熟悉的情况来写作，以便不拘数量地向庸人提供关于运动的“真理和诗歌”［注：套用歌德的《诗歌和真理》这本自传的书名。——编者注］，在这些问题上扮演一个权威的角色。弄清他是不是干了一些特别卑鄙的事，使他在其他下流文人中引人注意，这对我会是很有用处的。
还有一件事情。关于《工人阶级状况》出新版本的事，人们催得我很紧。但是，当我还不清楚我跟原出版商维干德在法律上是一种什么关系[26]时，我在这方面根本不能做任何事情。我一再请李卜克内西设法就此事向弗莱塔格进行必要的查询，他总是答应了下来，但是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而且不是别人，恰恰是李卜克内西本人对于什么也没有解决这一点表示惊讶。因此，再拿需要很快解决的事情去麻烦他，那就太不明智了，所以我不得不再次打扰你，请你向弗莱塔格或任何别的萨克森律师把上述问题查清楚。我一得到答复，就可以开始办了。
至于德国工业的状况，我倒乐意承认在1866年以后，特别是在1871年以后，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还是应该同其他国家比较一下。在日用品生产方面，英国独占优势；在非常讲究的奢侈品和时髦制品生产方面，法国独占优势，而且在这方面变化不怎么大。的确，在铁的生产方面，德国和美国并驾齐驱，仅次于英国，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英国的大规模生产的水平，所以只有亏本出售才能同它竞争。在棉纺织业方面，德国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只是二等品。印度和中国市场所需要的大量棉纱和纺织品（衬衣料子和其他日用品）仍然为英国所垄断，在那里同它竞争的不是德国，而是美国。英国在毛织品的世界市场上，也和在亚麻织品（爱尔兰）的世界市场上一样，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家用金属制品等等的生产中心仍旧在北明翰，刀类制品的生产中心在设菲尔德，而最尖锐的竞争仍旧是美国的竞争，而不是德国的竞争。在机器制造业（除机车外）方面，领先的是英国和美国。
至于在时髦制品方面，法国损失不少。英国在这方面的生产和需求，大大增长了，德国无疑也是如此。但是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德国，所供应的主要还是二等品、三等品和四等品，并在许多方面还要模仿巴黎的时式。同时很清楚，既然买主差不多都是暴发户，那末，二、三等品就起着很大的作用，可以把它们当做一等品卖给这些无知的人。
有一件事是确实的：德国输出的主要是大量比较无足轻重的个别产品，而且由于考虑到时式，生产时多半窃取巴黎的样式。例如，柏林缝制的女大衣，在《科伦日报》的报道中就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而且使用的大都是外国纺织品。
我认为，在英国比在德国可以更正确地估计世界市场上的形势；而且我经常注意德国专门的商业报告，因此，能够对双方的情况作出判断。如果有时间，我倒想从这一观点来阐明一下德国的保护关税问题。这些关税是极不合理的。德国的工业发展了，并且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这种广泛的自由，除了英国以外，是任何一个工业国家所不曾有的），现在已经能够生产出口商品了，可是，当它有了这种能力时，现在却又用保护关税政策把它束缚起来！出口商要求保护关税这一情况，对德国说来也是特有的：据说，我们需要保护关税，是为了有可能在国外亏本出售，而在年终总归会赚一些回来！我们送给国外的，必须在国内市场上得到补偿；这就等于我们把剩余价值送给国外，而用克扣工资的办法来获取利润！
注意：正派的梅林是《民主报》一些“社论”的作者，他把这些社论寄给我，是为了证明他的思想方式的！
你的 弗·恩·
注释：
[26]指同维干德签订的合同，维干德于1845年出版了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由作者校对过的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于1892年由狄茨出版社出版。——第22、269、271、274、283页。
[263]1884年底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德国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举办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借口下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党团通过了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他们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258、259、265、273、289、321、415页。
[274]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对弗·梅林所以采取否定态度，是因为梅林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在民族自由党（见注178）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而在此以前他给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撰稿。但在八十年代中，他便同反动报刊断绝了关系，转向了柏林民主主义报纸《人民报》，而于1891年加入社会民主党，直到临死一直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因此，恩格斯对他的态度也就改变了。在九十年代，恩格斯对梅林的政论工作和科学工作不止一次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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