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5月23日于伦敦 |
亲爱的爱德:
希望你的公务旅行最后会取得成功。我认为,事情首先在于把这些先生诱离旧路线,这一步成功了,旧路线还可以部分利用。其余可以借助于警察的愚蠢。[166]
洛贝尔图斯的《标准的工作日》,我订购了,可是书已卖完。如果你能寄一本给我(当然是暂借),我很高兴,因为只有那本书准确地叙述了他为工人提出的改革方案。几份旧《社会民主党人报》用印刷品挂号寄还给你,因为我发现这些报纸列斯纳那里都有。那时同拉法格关于翻译的讨论还没有结束[注:见本卷第127—129页。——编者注],因此我这里需要原文,现在当然可以归还了。
辛格尔来过这里;我顺便向他谈了我对重选策略的看法。我认为制定某种在一切场合都必须遵守的条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条例在实际上也从来没有得到遵守。我们掌握着强大的力量,但如果在我们的候选人一个也没有进入重选的情况下宣布拒绝投票,那我们的力量还是完全没有加以利用。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自然会产生竞选联盟,例如同中央党[167]的联盟:如果你们在那里投我们的票,我们就在这里投你们的票,这样我们会赢得好些席位。这自然会干一些蠢事,但蠢事在任何时候都有,这不是干更大蠢事的理由。我甚至对他讲,例如在象柏林这样一些地方,竞选几乎完全在我们和进步党人[62]之间进行,但并不排除在基本选举之前有订立协议的可能:你们让给我们某些选区,我们也让给你们一些,当然,只在可以预期义务会得到履行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我觉得,要在代表大会上预先制定普遍适用的条例,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规定策略,是不明智的。
反社会党人法[23]延长而不是废除,对此我实质上是满意的。自由党庸人会在选举中让保守党[168]取得巨大的胜利;为了保存反社会党人法,他们不仅会赴汤蹈火,而且会陷进最深的粪坑。其结果将是产生新的更厉害的法令。按目前情况判断,这个法令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延长了,如果老威姆[注:威廉一世。——编者注]因肾脏病一命呜呼,这个法令实际上很快就会不再存在。德国自由思想党[169]和中央党在投票中大出其丑,也有某种价值,而更有价值的是俾斯麦的劳动权[170]。这个糊涂虫抓住这一点以后,我们就有希望摆脱盖泽尔之流的抱怨派[84]。也只有象俾斯麦这样的人,才会在连非常法也无法镇压下去的工人运动面前,干这种蠢事。目前我们的人做得对,就是要当他在这个问题上稍微束缚住自己手脚的时候(不过他不会很容易就这样做),就要求他的话兑现,使他陷得越深越好,这全部谎言必将化为普鲁士的警察专权。拿这种空话当作竞选纲领,丝毫帮不了他的忙。
劳动权是傅立叶发明的,但是,他认为这种劳动权只有在法伦斯泰尔里才会实现,所以,它是以建立法伦斯泰尔[171]为前提的。傅立叶派,即《和平民主日报》(这是他们报纸的名称)的爱好和平的庸人,所以能到处散布这种空话,正是因为它听起来不感到危险。1848年巴黎工人(由于在理论上非常模糊)相信了这种空话,因为这些话听起来是那样实际,那样不带有空想色彩,又那样容易实行。政府用设立毫无意义的国家工厂[172]的办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能实现这种空话的唯一办法)实现了这种空话。在1861—1864年棉纺织工业危机期间,在这里的郎卡郡,劳动权同样是通过开办市营工厂的办法来实现的。而在德国,也是通过建立挨饿的和挨打的工人移民区来实现的,而这种移民区目前却正是德国庸人梦寐以求的。作为单独的要求而提出来的劳动权,根本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劳动权,它就只能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内来实现;如果向它要求劳动权,那就是要求在这些特定条件下的劳动权,也就是要求建立国家工厂、习艺所和工人移民区。如果说要求劳动权便间接地表明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革,那末,这对当前的运动状况来说,是一种怯懦的退步,是对反社会党人法的一种让步,是一句空话,这种空话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只能使工人思想混乱,认识模糊,看不清自己应当追求的目标,看不清唯一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条件。
在巴黎,我们的人在市参议会选举中实际上采用了你所建议的策略,提出德雷尔仅仅是为了反对若夫兰,因为起先没有一个机会主义派反对他,可见这里反对派几乎非有不可。[155]西莫诺只是在后来才出来的;于是盖得就立即要求德雷尔撤销自己的候选资格,由于没有这种勇气,德雷尔遭到惨败。而瓦扬在自己的选区却战胜了可能派[13];酒鬼(poivrard)雷提声名狼藉,遭到应有的失败。若夫兰在重选中失败,那只能怪他的人,怪不到我们的人。只要可能派不同我们的人在选举中达成协议,还是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地道的工人党,迫使我们的人采取直接的反对立场,那必须同他们一直对峙下去。总之,二者必居其一。这取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
单拿若夫兰来说吧,他的纲领是多么温和、多么卑劣,连激进派也不愿提出同他竞选的候选人,因为若夫兰的纲领据说基本上是他们的纲领!
这里的《正义报》内容一周比一周贫乏。
你的 弗·恩·
我将同时着手搞《杜林》。你们大概什么时候着手付印?尽管正是在开头部分有许多需要修改,但只要我一动手,就可以完成六至八个印张。
《农民战争》除对战事的描述外,将进行修改。[152]近几年来,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书中将补充相当篇幅的德国史。等《杜林》一脱稿就动手。
注释:
[13]这封信中提到的恩格斯的文章,发表于1883年5月3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和第21号,题为《卡尔·马克思的逝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80—388页)。这篇文章是对可能派领袖之一保·布鲁斯的演说的答复,布鲁斯在1883年3月24日和4月14日《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第234号和第237号上发表了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62]进步党是1861年6月成立的。它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了右翼,这个右翼向俾斯麦投降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见注178)。与民族自由党人不同,进步党人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还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年3月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169)。——第56、152、160、568、606、608页。
[84]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恩格斯在这里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叫做抱怨派。——第74、137、152、157页。
[152]指1886年将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以及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打算。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143、145、154、235、263、264、269、356、391、399、402、446页。
[155]在定于1884年5月4日举行的巴黎市参议会选举中,工人党为了免遭可能派(见注13)的攻击,决定只在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候选人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机会主义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的称呼。——第146、154、341、354、358、440、473、701页。
[166]由于瑞士—德国边境的警戒加强,《社会民主党人报》很难运进德国,伯恩施坦便到比利时去组织通过比利时—德国边境转运报纸的工作。——第151页。
[167]中央党 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152、208、233、240、369、389、606页。
[168]保守党 是普鲁士容克、军阀、上层官僚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他们担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于德国。但是从1866年起就从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152、160、208页。
[169]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1884年3月由进步党(见注62)和民族自由党(见注178)的左翼合并成立的。它的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的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
1884年5月10日帝国国会表决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有效期的法案时,大多数议员——德国自由思想党党员以及将近半数的中央党的议员投票赞成延长该项法令,从而抛弃了他们通常对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立场,表现出自己害怕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第152、162、417页。
[170]1884年5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3)有效期的法案时,俾斯麦宣称,他承认劳动权。在此后不久,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刊物《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用在英国实行的一种办法,即把有劳动能力的人送进习艺所或监狱来解释这个口号,并以此为根据,主张在德国也利用失业者去进行各种繁重的劳动——修路、砸碎石、砍柴等等,发给他们相应的工资或食物。
根据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四十三年)颁布的英国济贫法规定,每个教区必须缴纳救济贫民的特别税,教区中不能维持自己和自己家庭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贫会得到救济。
英国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救济贫民,就是将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监狱苦役制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济贫法的目的是强迫贫民接受在艰苦的劳动条件下到工厂里去做工,从而为工业资产阶级增加廉价劳动力。——第152、163页。
[171]法伦斯泰尔——按照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第153页。
[172]国家工厂是1848年二月革命结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建立起来的。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计划没有成功和国家工厂的工人越来越怀有革命情绪,资产阶级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国家工厂。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遭到镇压后,国家工厂被解散。——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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