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劳拉·拉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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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1884年2月5日于伦敦 |
亲爱的劳拉：
我知道他［注：保尔·拉法格。——编者注］又要露面了。《劳动者》已收到。保尔和盖得“误了点”，真有意思。[115]希望很快能听到孩子们［注：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的好消息，杜西对他们有些不放心。也希望你的感冒已经治好。尼姆感冒了，跟你一样厉害。我要她昨晚在睡前喝一小杯热的威士忌酒，但是她不喝，这你是可以料想到的。彭普斯感到不大舒服，昨天她跟爱莎来拜访我，爱莎跟往常一样，样子很难看（而且很瘦）；他们在这里碰见了来办事的杜西和艾威林。布莱德洛和贝赞特夫人看见社会主义在伦敦又“很风行”，他们的生存手段有被剥夺的危险，不由得怒火万丈，因此他们对杜西和艾威林进行了一两次攻击。布莱德洛到处极其神秘地暗示说，摩尔鼓吹过暗杀和纵火，还同大陆各国政府有过秘密勾结，——但没有任何具体内容。[116]我想让他再放肆一些，然后再把我的大炮亮出来。
尼姆和我现在在梅特兰公园［注：马克思住过的那所房子。——编者注］整理书籍。有许多书，如果堆放在我这里或者杜西那里都会是毫无用处的，而且这里地方不够大，只放得下一半。在书籍当中，有许多好的珍贵的法文书，我们认为对你和保尔比对任何人都更有用处，如：
马布利《全集》，
亚当·斯密的法文本（重新装订过的精装本）［注：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编者注］，
马尔萨斯——同上［注：托·罗·马尔萨斯《人口论》。——编者注］，
基佐《法兰西文明史》，
所有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路斯达洛［注：《巴黎革命》。——编者注］、两个自由之友［注：[克伟索和克拉夫廉］《1789年革命史》。——编者注］，等等）。
总之，只要你们要，我们就出邮费寄给你们。我无法开列完整的清单。如果保尔还需要什么美国官方出版物，也可以照样办，这种书很多，而我只需要少量的。那里面还有一些你的书（《旧英国的剧作家》等），可以一同寄去。
请尽快把意见告诉我，因为期限快到了，而这里的书又多得不知选什么好。俄文书我们已答应给拉甫罗夫，我认为他完全有权得到这些书，因为在俄国国外他是丹尼尔逊最亲密的朋友。一大批复本之类的东西，我们准备寄往苏黎世，一部分给党的档案馆[104]，一部分给编辑部图书室。大部分蓝皮书[117]寄给赛姆·穆尔，供他翻译［注：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编者注］时使用，一些“通俗”著作给这里的工人协会[118]。
如果你或者保尔还需要什么书，请告诉一下，只要不是这里绝对必要的，我们都给你们寄去。
昨天我收到了一位叫农涅的大学生的来信，这是一个在写毕业论文的语文系学生，不久以前在这里，现在在巴黎，住址是：波尔-罗亚尔林荫路56号。他是巴黎的德国工人的领导人之一。这些德国工人，你记得，几年前曾被马隆的阿谀逢迎的演说引入歧途，并且在《公民报》所干的某些蠢事的推动下越走越远。现在，从“国际代表会议”[78]以后，他们成了激烈的反布鲁斯派，但是同阿德·勒克莱尔以及他的“国际小组”[119]仍然难分难舍。我曾几次要保尔同巴黎的德国人建立联系。他们的价值虽然不大，但是在巴黎的事情方面对德国党有影响。从反社会党人法[23]实行以来，这些侨外团体自然重新获得了比它们的功绩大得多的影响，因为它们是唯一保存着公开组织性质的团体。《社会民主党人报》将很难以自己对巴黎内部分歧的看法来公开反对它们。因此值得试一试说服它们，这件事并不困难。既然这个人是你们的邻居，我就想最好是给他寄一张我的名片，“以便把农涅先生介绍给拉法格先生和拉法格夫人”。这能不能得到什么结果，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的唐突。
很遗憾，我很少看见公民罗伯累。他来了，露了一下面，又不见了。
保尔能不能给我们写几句，谈谈他在外地神秘的奇遇？
女公民保尔·曼克怎么样了？最近的消息说“她在南方一再露面”，因此，她“在发挥自己的主题”就不足为奇了。结果怎么样？
爱你的 弗·恩格斯
能否请你尽快地再寄一本杰维尔的《资本论》来？考茨基要翻译它，但须迈斯纳同意［注：见本卷第84页。——编者注］，而如果不把原著寄给他，我是不能指望他会同意的。
《哲学的贫困》的新版搞得怎么样了？人们为这事老来烦我。搞出点什么没有？[120]
注释：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78]指的是1883年10月29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1883年9月底—10月初举行的可能派（见注13）代表大会的决定召开的。可能派把这次代表会议看作是建立新国际的第一步。代表会议的组织者竭力要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而不邀请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以及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参加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只有英国工联、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代表会议成员批准了它的具有自由改良主义性质的决议。1883年的这次代表会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其实并未产生什么实际影响。——第70、105页。
[104]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见注7）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德国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迁往柏林。——第91、93、105、117、121页。
[115]由于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即将在鲁贝举行（1884年3月29日—4月7日），茹·盖得、保·拉法格、西·德雷尔和让·多尔莫瓦于1月底前往法国北部地区。1月27日拉法格同盖得和德雷尔一起在圣昆廷的大会上作了发言，28日在圣比埃尔-雷-加来的大会上作了发言，他们到达那里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因为他们在利尔等候去加来的火车等了三个半小时。尽管如此，大会还是开得很成功。
关于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决议是马克思的追随者茹·盖得及其支持者在1879年马赛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章程。1880年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制定了工人党的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是由马克思起草的。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纲领，并且正式成立了法国工人党。——第103、473、474、601页。
[116]恩格斯指的是安·贝赞特的文章，该文发表在由查·布莱德洛和安·贝赞特出版的1884年《国民改革者》周刊（《The National Reformer》）第5期上。——第104页。
[117]蓝皮书（Blue Books）是公布出来的英国议会资料和外交部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其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曾使用过蓝皮书。——第105、141页。
[118]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05、130、227、284、635页。
[119]国际小组 是巴黎第五区的一个工人团体，同可能派（见注13）的巴黎中心关系密切。小组的书记是可能派的领导人之一阿·勒克莱尔。德国和俄国的工人流亡者都同该小组保持联系。——第105页。
[120]指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才在巴黎出版。——第106、110、114、121、126、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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