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60.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2年2月22、25日

6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CdZ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立刻给您回信：（1）因为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了，（2）因为现在，在马克思走了[42]之后，我又要真正坐下来进行工作，今后再也没有时间来作如此详细的阐述了。
　　速记记录[242]今天寄还。十分感谢。其中大部分都有点平淡无力，不过，既然没有十足的无耻言论和背离原则之处，我就已经感到满意了。今后您如能随时寄速记记录来，我必将感激不尽。过去在萨克森邦议会中所犯的重大错误[180]已经得到纠正，这使我非常高兴。我想，《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于自己的行动[235]所取得的成果可能十分满意。签署声明对于布洛斯来说准是一剂难咽的苦药。[260]我非常高兴的是，尽管有警察和其他方面的阻挠，订户增加到了四千以上，而且报纸能在德国正常传播。对于一种被查禁的德国报纸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1848年以前出版的种种报纸，运进国内要容易得多，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和书商支持它们，不过报费总是收不回去。而这一次工人付款，这也证明，他们多么守纪律，他们和运动多么休戚与共。当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丝毫也不为我们德国的青年担心。他们定能出色地经受住任何考验。有庸俗习气的不是他们，而只是那些领袖先生们，后者一开始就不是率领群众，而仅仅是在群众的推动下才向前走。
　　既然您已经同情“被压迫的”南方的斯拉夫人，所以我的信并没有说服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原先——因为我们大家起初都是从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走过来的——我们从那里学会了这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我还记得，我花了多少时间和作了多少研究之后，才摆脱了这一套，——不过，已经彻底摆脱了。
　　但是，我要请您别把我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意见强加在我的头上。奥格斯堡《总汇报》已经使用了多年的一些奥地利的官方论据，同我毫不相干。其中正确的东西，已经过时，而没有过时的东西，又不正确。我决没有丝毫理由抱怨奥地利的离心运动。一旦俄国爆发了革命，也就是说，一旦那里召集了某种代表会议，“对付俄国的堤防”就会变成多余的东西。从那一天起，俄国就会忙于内部事务，泛斯拉夫主义就会彻底垮台，帝国的崩溃就会开始。泛斯拉夫主义只不过是“有教养的阶层”、城市和大学、军队和官吏的人为的产物；农村对它毫无所知，甚至领地贵族也如此窘困，以致于诅咒一切战争。从1815到1859年，奥地利尽管实行胆小而愚蠢的政策，的确曾经是一道对付俄国的堤防。可是现在，在俄国革命的前夜，重新让它充当“堤防”角色，那就意味着延续奥地利的存在，重新为它的存在提供历史的根据，推迟它无法避免的崩溃。这真正是历史的讽刺：奥地利容许斯拉夫人进行统治，就是自己承认，至今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对俄国的战争，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斯拉夫人在奥地利的统治。
　　您说，将来一旦各斯拉夫民族（又把波兰人除外！）再也没有根据把俄国看作是他们的唯一的解放者的时候，泛斯拉夫主义就完蛋了。这说起来容易，听起来也似乎有道理。但是，第一、泛斯拉夫主义的危险——既然存在这种危险——不在边远地区，而在中心地区，不在巴尔干，而在给沙皇制度提供兵员和金钱的八千万奴隶当中。由此可见，就是应该把杠杆摆到这里，要知道它已经摆好了。难道要用战争再把它搬开吗？
　　第二、各小斯拉夫民族把沙皇看作是他们唯一的解放者，这种情况怎么会产生，我不打算作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看法是这样，这就够了；我们无法改变这种看法，而且只要沙皇制度没有推翻，这种看法会一直保持下去；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小民族就会站在沙皇制度一边，即站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整个西方的敌人一边。只要情况是这样，我就不可能对它们的直接的、迅速的解放感兴趣，它们同它们的盟友和庇护者沙皇一样，仍将是我们的直接的敌人。
　　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亚尔萨斯人也受压迫，将来我们再次丢开他们的时候，我会感到高兴。如果在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夜，他们想要挑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再次煽动这两国人民去互相残杀，从而把革命推迟下去的话，那我就要说：“且慢！欧洲无产阶级可以忍耐多久，你们也可以忍耐多久。当他们得到解放的时候，你们自然也会得到自由，而到那个时候以前，我们不许你们阻挡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去路。”对斯拉夫人来说也是这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不是象沙皇能够给他们的那种虚假的和暂时的解放。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为欧洲和它的发展作任何事情、反而是这种发展的障碍的斯拉夫人，应该具有哪怕是同我们的无产者同样的耐性。为了几个黑塞哥维那人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夺去比黑塞哥维那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千倍的生命，依我看，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是这样的政策。
　　沙皇怎样去“解放”呢？请去问问乌克兰的农民，叶卡特林娜起先也曾把他们从“波兰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过（借口是宗教），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后来吞并他们。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全部欺骗实质上是什么呢？就是要侵占君士坦丁堡——仅此而已。只有实行这种侵占才能有力地影响俄国农民的宗教传统，鼓动他们去保卫神圣的沙皇格勒，延长沙皇制度的寿命。只要俄国人一占领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独立和自由就完了：这些兄弟们（bratanki）很快会感觉到，过去甚至在土耳其人统治下他们还要好过得多。这些兄弟们完全是因为幼稚透顶，才相信沙皇关心的是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本身的利益。
　　您说，大塞尔维亚也可以成为同奥地利一样的对付俄国的好堤防。我已经讲过，从革命运动已经在俄国强大起来的时候起，我就认为这种“堤防”的理论一文不值。我也说过，我怀着满意的心情期待着奥地利的崩溃。现在我们且来谈谈这些小民族的特质，因为当说到我们的同情心的时候，对这种特质也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经过两代到四代，在普遍的欧洲革命之后，建立大塞尔维亚无疑是可能的；而目前，在它的成员的现有文化水平的条件下，同样无疑，它是不可能的。
　　（1）按宗教信仰来说，塞尔维亚人分为三部分（数字引自沙法里克的《斯拉夫人通信集》，都是1849年的数字）：正教徒二百八十八万人；天主教徒，包括讲塞尔维亚语的所谓克罗地亚人在内，共二百六十六万四千人，不包括克罗地亚人在内，则为一百八十八万四千人；伊斯兰教徒五十五万人。而对这些人来说，现在宗教比民族性还更重要，并且每一种宗教信仰都想取得统治地位。在这里没有取得哪怕使信教自由成为可能的那种文化上的进步以前，建立大塞尔维亚只会导致内战。——请看附上的《旗帜报》。
　　（2）国内有三个政治中心：贝尔格莱德、门的内哥罗、阿格拉姆［注：克罗地亚称作：萨格勒布。——编者注］。不管是克罗地亚人或门的内哥罗人，都不愿意服从贝尔格莱德的统治。相反地，门的内哥罗人和他们的朋友，即克里沃什［注：塞尔维亚称作：克里沃希埃。——编者注］和黑塞哥维那的一些落后的小民族，都要保卫自己的“独立”，反对贝尔格莱德和任何其他的中央政府，不管它是不是塞尔维亚人的政府，他们都将象对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一样加以反对。这种独立的含义是，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对压迫者的仇恨，就从自己的“被压迫的”塞尔维亚同胞那里盗窃牲口和其他动产，如同他们在一千年以前所做的那样；谁要侵犯他们这种抢劫的权利，谁就是侵犯他们的独立。我可以满有把握地断言：在欧洲中部存在着这样一些落后的小民族，这是时代的错误。即使这些人具有瓦尔特·司各脱所歌颂的苏格兰高地居民——其实他们也是劫夺牲口的大盗——的那些优点，我们最多也只能谴责现代社会所采用的迫害他们的方法。如果我们执政，我们也应当结束这些好汉们积习已深的、象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和施因德汉斯一样进行抢劫的那种自古以来的传统。要是有一个大塞尔维亚政府的话，它也非这么办不可。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建立大塞尔维亚，意味着重新挑起现在黑塞哥维那人正在进行着的那种斗争，即挑起同门的内哥罗［注：塞尔维亚称作：科托尔。——编者注］、卡塔罗、黑塞哥维那的一切高地居民的内战。
　　因此，仔细分析一下，建立大塞尔维亚，决不象泛斯拉夫主义者和腊施之流的自由派企图向我们描绘的那样简单和不言而喻。
　　话又说回来，您要同情这些落后的小民族，尽可听您的便；何况他们本来就够有诗意的了，并且正在创作着完全是古塞尔维亚风韵的民歌（古塞尔维亚的诗歌是很优美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甚至可以把《旗帜报》上的一篇文章寄给您。但是，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沙皇制度的工具，而在政治中是不容许有诗意般的同情的。假使这些好汉们的起义会引起世界大战，从而破坏我们的整个革命形势，那末，为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利益，应当毫不惋惜地牺牲他们以及他们盗窃牲口的权利。
　　总之，如果产生一个大塞尔维亚，那它只会是一个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公国。塞尔维亚公国干了什么事情呢？它仿效奥地利的榜样，建立了一种由在西方——大部分是在维也纳——受过教育的贝尔格莱德人和出生于其他城市的人组成的开明的官僚制度；这些人对农民的公共所有制关系毫无所知，并且仿效奥地利的榜样，颁布沉重地打击这种关系的法律，从而，农民大批大批地遭受贫穷和剥夺，而他们在土耳其人统治时代却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富裕起来，纳的税也少得多。
　　保加利亚人在自己的民歌中作了自我描绘，不久前一个法国人把这些民歌编成集子在巴黎出版［注：奥古斯特·多宗《保加利亚民歌》。——编者注］。这些歌谣很多是写火灾的。房屋着了火，一个年青妇女被烧得奄奄一息，因为她的丈夫不救她却去救黑母马。在另一首歌谣中，一个年青妇女去抢救首饰，却因此而把自己的一个婴儿遗弃在烈火之中。如果例外地有什么崇高勇敢的行动，那总是土耳其人干的。您在世界上什么地方还可以找到这种蠢猪式的人吗？
　　而且，假使您看一下有关这个地区的一张象样的语言分布图（例如在上述沙法里克的那本书中，或看基佩尔特1867年的奥地利和多瑙河下游各国地图），那末您就会相信：关于解放巴尔干的这些斯拉夫人的事情决不那么简单，除了塞尔维亚地区以外，整个领土都布满了土耳其的移民区，而且同希腊的沿海地区犬牙交错，更不用说萨罗尼加是西班牙的犹太人的城市。的确，一些正直的保加利亚人目前正在迅速地清除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的土耳其人，把他们打死，赶走，烧掉他们的房屋。假如过去土耳其人也这样干，而不是扩大保加利亚人的自治权，不是把他们的税款减得比现在交纳的要少，那末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关于战争，我觉得您对待它过于轻率了。如果事态发展到爆发战争，那末俾斯麦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使俄国成为进攻的一方，因为他能等待，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不能等待。假如德国和奥地利要卷入东方的战争，那就只有很不了解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才预见不到马上就会掀起复仇的沙文主义叫嚣，而无疑是怀有和平情绪的多数法国人民在这种叫嚣面前则必然会保持沉默，这就会使得法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成为进攻的一方，那时将占统治地位的沙文主义很快就会提出对莱茵河左岸的要求。我觉得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德国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结果，爱国沙文主义也会重新在德国完全占上风。这样一来，种种前景总的说来都于我们不利。而如果战争真的爆发，那末，这样一场在1813—1815年以后的第一次欧洲战争的结局，是完全不可预料的，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战争爆发，那也没有办法。
　　现在再说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目前在德国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它正在越来越快地加速革命的到来，不久就必然会把我们党提到首位。我们自己甚至不需要为此作任何事情——只要让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就够了。况且，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纪元[257]，将有一个持自由主义态度的，极其优柔寡断、动摇不定的新皇帝［注：威廉二世。——编者注］，他简直是天生的路易十六的角色。我们所缺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适时的从外面来的推动。而俄国的形势会成为这种推动，在俄国爆发革命，现在只不过是几个月之内的问题了。在俄国，我们的同志简直使沙皇变成了俘虏[261]，使政府陷于混乱，使民族的传统动摇。即使不再遭到新的重大打击，崩溃也一定会在最近时期内到来，这种崩溃将延续若干年，正如1789—1794年间的情形一样；因此，它影响西方，特别是影响德国的时间会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运动将逐步地增长，而与1848年不同，那时到3月20日反动派就又在全欧洲甚嚣尘上了。总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的革命形势。能够破坏它的只有一件事：斯柯别列夫本人在巴黎说过，只有对外战争能够把俄国从它已经陷入的泥坑中拔出来。这场战争可以医好我们的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给沙皇制度所造成的一切创伤。这无论如何足以结束沙皇的俘虏般的处境，把全国人民的愤怒转移到社会革命者身上，使他们失去现在他们所得到的自由派的支持，——那时候，所作的一切牺牲就会白费，而不得不在更加不利的环境下一切从头开始；不过类似的把戏未必能够玩两次，并且，您可以相信，在德国，我们的人也要末跟爱国的叫嚣同流合污，要末会招致一场反对自己的狂暴行动，两次23刺杀事件[23]后出现的那种狂暴行动同它相比都等同儿戏；那时候，俾斯麦就不会象过去一样以反社会党人法[109]来对付最近的选举，而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手段了。
　　如果保持和平，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就会狼狈不堪，而必然很快就会实行退却。那时候，皇帝［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充其量也只能再作一次最后的尝试——依靠那些垮了台的、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的老官僚和将军。这种情况延续不了几个月的时间，此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召集自由派，即召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国民议会，而就我对俄国的了解来看，这就意味着1789年方式的革命。难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发生战争吗？绝对不希望，甚至即使有二百个高贵的强盗式的部落会因此而毁灭。
　　关于这点已经说够了，现在来谈谈毕尔克利。他的小册子［注：卡·毕尔克利《银行的民主改革》。——编者注］我没看就塞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我尽力在自己这里或者在马克思那里找找。因此现在我不能准确地谈出他所希望的是什么东西。

　　2月25日CdZ品论天涯网

　　我刚才把马克思的住宅翻遍了，但小册子还是没有找到。按照我们的分工，这类专门性的问题由马克思进行研究，因为他生病，我们未能讨论这件事情。
　　假设毕尔克利允许每一个苏黎世的土地所有者按照自己的领地得到相应的抵押，而且这种抵押券可以作为货币来流通。那末，这样一来，流通货币的总量就决定于上述地产的总值，而不是决定于足够供流通之用的、数目要小得多的总额。所以，现在问题就很明显：
　　（1）要末抵押券不能变换现金，这样，根据马克思表述的规律[262]它们就要贬值；
　　（2）要末它们可以变换现金，这样，它们的一部分，即对于流通来说是多余的一部分，就会回到银行去进行兑换，不再成为货币，并且银行自然要为此投入资本。
　　然而一种生息的、因而每天都在改变着本身价值的货币代用品，仅仅因为这一点就不适于作流通手段；不仅折合为现款的商品价格需要从头议定，而且这些证券本身的价格也需要从头议定。假使苏黎世人能够把抵押券变换现金，而不赶紧拿到银行去兑换，不照旧只是使用既方便又无息的老货币，那他们就是比我所认为的还要更糟糕的商人了。如果州银行把自己的资本和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存款都投入抵押，那就不知道它从何处去获得新的流动资本了。
　　假使抵押券不能变换现金，那它们很快就会不再成为货币。那时人们就将从外面——幸好世界比苏黎世州稍大一点——获得硬币和可靠的纸币，并且使用它们，因为绝对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这种可怜的抵押券当作货币接受，那时，这种抵押券，正如您正确地说的，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的不动产押据而已。如果政府一定要把它们当作货币强加给公众，那是它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只是私下说说，请您不要以我的名义去使用上述那些话，因为，再说一遍，小册子我没有看，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关于这个问题的古典经济学文献；而对类似这样的东西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加以批评的，也没有把握不会遭到反驳。不过，这种东西无论如何是胡说八道。
　　马克思已于星期一早晨到达阿尔及尔[42]，我和医生们一直劝他到那里去，可是他不太愿意。他在那里有一个熟识的民事法庭法官［注：费默。——编者注］，此人曾被波拿巴放逐过，对阿拉伯人的公共所有制关系很有研究，他提出要向马克思阐述这个问题。
　　衷心问候您和考茨基。

　　您的　弗·恩·CdZ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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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3]指1878年6月2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刺威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刺和在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1878年5月11日的行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口。——第29、164、206、277、335、444页。
　　[42]1882年2月初，马克思根据医生的建议赴阿尔及尔治病，在那里从1882年2月20日住到5月2日。在赴阿尔及尔途中，马克思顺便去看望了他在阿尔让台（巴黎城郊）的大女儿燕妮·龙格，在那里从2月9日住到2月16日。——第37、39、266、270、279、394页。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180]显然，恩格斯指的是李卜克内西的发言（见注164）。——第175、270页。
　　[235]1881年12月在帝国国会中讨论关于遵守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时，议员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在发言中实际上表示不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该报1881年12月15日第51号的社论中，提出了强烈抗议。该报直接针对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写道，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不应当悲叹和埋怨诉苦，而应当揭露和控诉……不应当谈判，而应当抗议”。该报的这个抗议得到了帝国国会外该党的大多数和帝国国会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支持。在专门会议（倍倍尔虽然不是帝国国会议员，也出席了会议）上，党团的成员们一致通过一项宣言，表示完全赞同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总方针。——第248、270页。
　　[242]《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1882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1卷]，自1881年11月17日会议开幕起到1882年1月30日闭幕止。1882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es.V.Legislaturperiode.Ⅰ.Session　1881/82.》[Bd.Ⅰ].Von　der　Er?ffnungssitzung　am　17.November　1881　bis　zur　Schluβ-sitzung　am　30.Januar　1882.Berlin，1882）。——第257、270页。
　　[257]恩格斯所谈的将来在德国出现宪制的“新纪元”，是暗讽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当普鲁士国王）1858年10月登位摄政时所宣布的“自由主义方针”。1858年，摄政王勒令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并起用温和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得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名称“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新纪元”实际上为从1862年9月俾斯麦上台执政开始的容克公开军事独裁作了准备，从而“新纪元”也就结束了。——第263、276、361、414页。
　　[260]恩格斯暗指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就社会民主党议员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的言论所通过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于1882年1月1日报道了这一决议（见注235）。——第270页。
　　[261]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形成的局势，当时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秘密的“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而躲在加特契纳。——第277页。
　　[262]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