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六卷——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3年5月10—11日)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nF8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倍倍尔：
　　我深信你是宁肯不进国会的。但是你看到，这造成了什么后果。还在多年以前，白拉克就写信告诉我说：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毕竟只有倍倍尔一个人掌握得住真正议会活动的分寸。[27]我也一向确信是这样。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你就得重新把自己的职务担当起来，此外没有别的法子。要是你在汉堡当选，并由此只好打消自己的疑虑，那我会感到很高兴。[28]
　　长期从事鼓动工作和议会活动，当然会使人很厌烦。这和登广告、搞招贴以及四处招揽生意一样，不会立刻收到成效，而且有些人往往一无所获。不过，没有别的法子，谁把事情抓起来，谁就应当把它进行到底，不然将会前功尽弃。而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23]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应放弃这个唯一剩下公开途径。
　　关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7]的报告，写成这个样子，我无法领会言外之意并根据它来校正李卜克内西的总是夸张了的报道。不管怎样，我曾断定，那些动摇不定的人[29]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当然，我也认为，现在他们会收敛一些。然而，看来事情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对这些人，我们从来没有看错。哈森克莱维尔也和哈赛尔曼一样，当时是绝对不应准许参加的，但是李卜克内西过早地追求合并（对此我们当时是全力反对的[30]），迫使我们接受了一头蠢驴，而在一段时间里还是一个坏蛋。布洛斯以前曾是一个生气勃勃和勇敢的人，然而自从结婚等等事情以后，便为日常生活而操劳，很快就动摇不定了。盖泽尔一向就是一个极其自负而又懒惰的人，而凯泽尔则是一个好吹牛皮的商品推销员。里廷豪森早在1848年就不是一个什么人物，他当社会主义者，只是为了装潢门面，以便依靠我们的帮助去实现他的直接的民权制度。但是，我们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
　　关于李卜克内西，你谈的那些话，大概是你老早的意见了吧。我们认识他已经多年了。对他来说，受人欢迎是生存的条件。因此，他不得不用调和和粉饰的办法来延迟危机。加之他按其本性来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美妙。这种情况使他生气勃勃，这是他受人欢迎的主要原因，不过这里也有他的阴暗面。在我和他一个人通信的时候，他不仅把一切消息以他惯用的美妙口吻加以渲染，而且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向我们隐瞒起来，而对我们的询问却回答得那样轻率和马虎，总是令人非常恼火：他竟把我们当成可以任意捉弄的傻瓜！同时，他那种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对日常的鼓动工作无疑是很有好处的，然而在这里却给我们增添了大量无谓的笔墨；他那永无休止的空洞方案加重了别人的工作负担。简单说来，你也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要象我多年来同你和伯恩施坦那样，进行一种真正工作上的通信，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就出现了永无休止的争论，为此他和我开过玩笑，赐给我一个光荣称号——欧洲第一号粗暴汉。我给他的信确实常常是粗暴的，但这种粗暴也是由他信中的内容造成的。这一点，谁都没有马克思知道得更清楚。
　　其次，具有许多可贵品质的李卜克内西，还是一个天生的学校教师。如果一个工人议员在国会里把“第四格的我字”说成“第三格的我字”，或者把拉丁语的短母音说成长母音，而遭到资产者嘲笑的话，他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在国会里就需要象饭桶菲勒克那样的“有教养的人”，但是这帮人在国会中只要发表一篇演说，就会比两千个不合语法的“第三格的我字”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害。此外，他还不善于等待。在他看来，立刻取得成就，比世上一切都重要，即使为此牺牲将来重大得多的成就，也在所不惜。你们在弗里茨舍和菲勒克之后到美国去，一定会在那里体会到这一点。[31]当时把他们派到那里去，如同跟拉萨尔派过早实行合并一样，都是失策的；因为半年之后，这些拉萨尔派自己就会去找你们，——不过是作为一帮瓦解的人，摆脱了声誉扫地的头头而去找你们。
　　你知道，我同你谈的是由衷之言，是十分坦率的。但是我也认为，你如能对李卜克内西的花言巧语给以坚决的反击，那就做了一件好事。那时，他大概就会让步。如果把抉择真正摆在他的面前，他无疑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一点他宁可明天做，而不在今天做，而且最好不是明天做，而是过了一年以后做。
　　如果有些议员真的投票赞成俾斯麦的那些法案[32]（那就等于被他在屁股上踢了一脚，却向他的屁股报以一吻），而党团又不赶跑这些人，那时我就不得不公开同容忍这种现象的党断绝关系。可是，据我所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党的现行纪律，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其实，这一点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任何分裂在我看来，都是一种不幸，因为党根本无法同群众接触。但是，有人可能把这种分裂强加给我们，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正视现实。因此，如果发生这类事情，不论你在什么地方，都请通知我，并且要立即通知我，因为德国报纸我总是很晚才收到。
　　布洛斯在被驱逐出汉堡而到了不来梅的时候，确曾给我来过一封诉苦的信[33]，对此我极其坚决地回答了他。但是，我这儿的信件早就放乱了，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把它找出来。不过我总有一天要进行整理的，那时，如果需要，我就把此信原件寄给你。
　　你对经济情况的判断，正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发生的事情所证实。[34]现在是中间危机，和1841—1842年的危机相似，但是规模要大得多。十年一个周期，大致只是从1847年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开采，世界市场终于形成）。现在，当美国、法国和德国开始打破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并由此象1847年以前那样又开始更迅速地出现生产过剩时，又产生了为期五年的中间危机。这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彻底衰竭。繁荣期再也达不到它的充分发展了；五年过后，便又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在这五年当中，整个说来，情况也是不大妙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1884—1887年间，就不会再象1844—1847年间那样，工商业又有相当大的复苏。但是，在这之后，彻底破产必将到来。

　　5月11日nF8品论天涯网

　　我本来还要给你写一点关于一般的贸易状况，可是此刻即将停止接受挂号信件。下次再写吧。

你的　弗·恩·nF8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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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7]指1883年3月29日—4月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进一步展开党的革命派反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是在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之后积极活动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一致反对对统治阶级采取妥协政策，号召党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并揭露俾斯麦的社会盅惑宣传。——第8、15、23页。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7]白拉克在1879年6月6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钦佩倍倍尔，他是我们中间唯一能掌握议会活动策略这门艺术的人。”——第23页。
　　[28]1881年选举时，倍倍尔没有被选进帝国国会。在1883年4月因进步党（见注62）议员赞德曼死去而举行的补选中，汉堡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倍倍尔为候选人。1883年5月2日倍倍尔写信给恩格斯说，在反社会党人法条件下，在德国进行鼓动工作，特别是议会活动收效较小，因此他请求汉堡选民不要提他为候选人。但他的信到得太迟了；6月29日倍倍尔获得11715票，被选进帝国国会。——第23页。
　　[29]倍倍尔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代表盖泽尔、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里廷豪森等人叫做动摇不定的人。——第24页。
　　[30]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过早地同拉萨尔派合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和第3—10页），提出了这种反对意见。社会民主工党（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是威·哈森克莱维尔，领导人之一是威·哈赛尔曼）合并后，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向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提出的合并起来的党的纲领草案，有严重的错误，在原则上对拉萨尔派作了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件事表示赞许，但是反对在思想上同拉萨尔派妥协，他们尖锐地批判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论点。可是该草案只是略加修改就被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代表大会上哈森克莱维尔被选为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1875年6月哈赛尔曼参加了根据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决议成立的、属于党的“柏林全德联合印刷所”的管理委员会。——第24页。
　　[31]指弗里茨舍和菲勒克受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遣于1881年2—5月访问美国。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为党募集选举基金。虽然他们在美国召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成功，并为党募集了大笔款子，但是他们的宣传本身却不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无论对德国工人运动还是对美国工人运动都带来了一定的损害。——第25、88页。
　　[32]1883年4月下半月—5月初，帝国国会对工人疾病保险法案和修改工艺规章法案进行二读讨论。这两个法案是俾斯麦实行的所谓“工人立法”的一部分。在三读讨论之后，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于1883年5月31日和6月2日对这两个法案分别投了反对票。——第25页。
　　[33]由于在德国若干地方实行所谓小戒严（见注46），威·布洛斯于1880年底被驱逐出汉堡。在1881年2月4日他从不来梅给恩格斯的信中，反映出了取消主义情绪和在已经发动进攻的反动势力面前完全惊慌失措的情绪。——第26页。
　　[34]倍倍尔在1883年5月2日写信告诉恩格斯，德国各经济部门呈现出危机临近的征兆。——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