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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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 1881年10月25日于伦敦 |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非常感谢您把《平等报》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我。[220]除了所谈的那个问题以外，这也使我有机会向您说明，马克思，其次还有我对法国运动是采取怎样的立场的。根据这一个例子，您就可以看出我们对同情我们，也引起我们同情的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运动采取的立场。
我很满意的是，您现在不能给《平等报》以经济援助。拉法格的信又是这样一种冒失行为，法国人，特别是波尔多—里昂以南各地出生的人，往往少不了这种冒失行为。他如此深信这一步骤的英明，同时又如此深信其必然破产，甚至对自己的妻子［注：劳拉·拉法格。——编者注］（她多次阻止他这样做）也只是在事后才说出这一点。我们这里都一致反对《平等报》第3号［注：指《平等报》第3种专刊。——编者注］，只有拉法格例外，他一直主张“总得做点事情”，而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事先就同他们讲过，他们的五千法郎（如果有那么多的话）只够出三十二号。如果盖得和拉法格硬要在巴黎得到个报纸的葬送者的名声，我们也没法阻止他们，但我们不再给以帮助。如果将来出乎意料，报纸的情况好转，并且确实是好，那末在困难的时刻人们终究还能设法帮助一下。但绝对必要的是让这些先生们最后学会好好使用自己的经费。
问题是，我们的这些准备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朋友们，全都毫无例外地在最近十二至十五个月内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盖得犯的，他出于荒谬的纯洁主义，阻止马隆应聘担任薪金一万二千法郎的《不妥协派报》工人专栏编辑的职位。整个吵闹就是从此开始的。接着对《解放报》也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马隆让里昂人（法国最坏的工人）的虚伪诺言骗了，而盖得则极力坚持不惜代价地出版日报。后来由于候选人问题[218]发生了无谓的争执，这里很可能是盖得犯了您所谴责他的那种形式方面的错误，但是在我看来，事情清清楚楚，是马隆寻找争吵借口。最后是声名狼藉的冒险主义者博博，即塞孔迪涅先生参加而后又退出《法兰西公民报》，——退出是没有任何政治理由的，因为这只是由于不支付稿费而引起的。后来，盖得与身分非常复杂的人们一起参加了最新的《公民报》，马隆和布鲁斯则参加了可怜的《无产者报》，而过去这两个人——至少是马隆——却一向背地里斥责该报是个平凡的大老粗的报纸。
《无产者报》是眼界极其狭隘的一伙爱耍笔杆的巴黎工人的报纸。它有个规定：只准许真正的手工工人参加会议和撰稿。对“有教养者”怀有极其愚蠢的魏特林式的憎恨，那是自然的事。因此，报纸的内容十分空洞，但是它却奢望成为巴黎无产阶级观点的真正表达者。所以，对于包括两种《平等报》在内的所有同时出版的报纸，虽然表面上显得十分友好，却一直怀有隐蔽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和阴谋。
如果马隆现在断言，法国工人党力求把《无产者报》变成自己的机关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家进行竞争的《平等报》干什么，那末，马隆本人比谁都更为清楚：（1）两种《平等报》最初也是同《无产者报》同时存在，（2）原因很简单，因为《无产者报》毫无用处——马隆对《无产者报》工作人员的了解一点也不比盖得差，（3）《无产者报》的几个笨蛋加上马隆和布鲁斯还远没有构成法国工人党。所以，马隆知道：这一切都是胡诌的托词，这是他想把《无产者报》变成自己的机关报，因为他在所有其他地方都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是，是什么东西把马隆和布鲁斯同这家浅薄小报联结在一起呢，这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共同的嫉妒。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的巴黎，现在忽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的现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非常可怕。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况且马克思，他的天才、他的几乎可以说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他的渊博得出奇的学问，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为此需要一个更进步的时代。如果说，这样一来，法国社会主义者（即他们的多数）不得不好歹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东西，那末也仍然免不了要有些嘟嘟囔囔的。《无产者报》的人们断言盖得和拉法格是马克思的传声筒，他们在同比较亲密的人的谈话中把这一点解释成企图将法国工人出卖给普鲁士人和俾斯麦。在马隆先生的所有著作中，这种嘟囔也表现得很明显，而且方式很不体面：马隆力图为马克思的发现另找一些始祖（拉萨尔，谢夫莱，甚至德·巴普！），或者把马克思的发现硬归之于他们。当然，对党员——不管他们是谁——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行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用这类办法去向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争夺完全是他个人的发现，这就是表现出大概只有排字工人才能有的狭隘性，排字工人的自以为是，您大约根据经验是相当了解的。我完全不理解，怎么能妒忌天才。天才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我们这些没有天才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我们所达不到的；只有十分渺小的人才妒忌天才。马隆采用的那种隐蔽的方法，也丝毫无济于事。他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个蠢人，处处显得缺乏知识和批判能力。如果将来有一天必须研究一下他的妙不可言的“从最早期起”（！！）的《社会主义史》和其他著作的内容，那时就可以使他很不愉快地感觉到这一点。
布鲁斯大概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平庸的糊涂虫。在无政府主义中他把无政府状态，即反对政治活动和反对选举抛弃掉了，但把所有其他的词句，特别是策略，都保留下来。现在，他在《无产者报》上的那些篇幅很长、矛头指向盖得（他没有点名）的文章中，自作聪明地谈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建立一个排除（盖得！！）独裁的可能性的组织。他在著述方面和理论方面是一个绝顶的庸材，却非常善于搞鬼，如果这种人又能起某种作用的话，那末这是拉法格、盖得和马隆的共同罪过。
最后谈谈盖得。他有极其清晰的头脑，在理论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巴黎人，他是少数完全不认为现代社会主义起源于德国有损他们体面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注：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正因为如此，《无产者报》的先生们就散布说他简直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而马隆和布鲁斯则带着悲伤的神色继续贩卖这种说法。除了这一伙人以外，谁也没有这个念头。由此得出什么结论，下边再谈。说他贪权，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就这个意义来说，都贪权。如果说盖得是企图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达到这种目的，而马隆则是用拐弯抹角的方法，那末这也只是说明盖得的性格和马隆更加谙于处世之道，特别是同这种不愿听从任何指挥、却甘愿上当的巴黎人打交道时，更是如此。而对于任何一个有些价值的人，我任何时候听人说他贪权，我也只能由此做出结论说，实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盖得有完全不同的缺点。第一，有巴黎的偏见，似乎必须经常反复地说“革命”这个词。第二，他非常急躁。他的神经有毛病，他认为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他想无论如何要身历某些重大事件。由此，以及由于他的病态的激昂情绪，就产生了他的过分的、往往是有害的活动欲望。
此外，如果您再考虑到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只会把分歧理解为个人之间的分歧，您就会明白，这些先生们是怎样刚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便断定已经达到了目的，熊还没打死，就来分熊皮，并因此争吵起来。
不过，盖得的小册子和文章是用法文发表的小册子和文章之中最好的，而且他是巴黎最好的演说家之一。所以我们一向认为他是一个爽直而可靠的人。
现在谈谈我们。我们，即马克思和我，同盖得根本没有保持通信联系。只是当有某种事务上的原因时，我们给他写过信。拉法格给盖得的信的内容我们只知道个大概，而盖得给拉法格的信我们也远没有全部看过。他们可能彼此交换过什么计划，但我们一无所知。马克思，我也是一样，不时通过拉法格向盖得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建议，但他未必有什么时候听从过。
但是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32]。导言［注：卡·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编者注］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向盖得口授的：工人只是在成了他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占有方式或集体占有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战胜，而且将日益被战胜；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是我少见的，说得这样简明扼要，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做了某些增减，但是很难说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这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盖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工资最低额的谬论放到纲领里去，因为对纲领负责的不是我们而是法国人，所以最后我们只得随他的便，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荒诞无稽的。
布鲁斯当时在伦敦，也许他是很乐意出席的。但是盖得的时间很有限，并且不是没有根据地预料到布鲁斯会引起一场关于他自己也不懂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无聊争论，所以他坚持不要布鲁斯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的事情。可是布鲁斯对盖得的这种做法耿耿于怀，从此他那反对盖得的集团便产生了。
法国人后来讨论了这个纲领，做了一些改动以后便通过了，其中马隆所作的改动决不能认为是什么改进。
后来，我还在《平等报》第2号［注：指《平等报》第2种专刊。——编者注］上写了两篇关于《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就我所知，这就是我们积极参加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过。
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马隆也曾想到这里来，但是他想通过拉法格得到马克思的特别邀请；他当然没有得到这种邀请。我们愿意同其他任何人，也愿意同他进行善意的商谈，但是要邀请他！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邀请过人呢？
马克思以及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
我还要指出两个事实：
（1）不是别人，正是盖得同拉法格在《平等报》给马隆树立了完全不应当有的声望，可以说是创造了神话，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盖得作为一个纯粹法国式的著作家确信他身边务必要有一个工人。
（2）我受通信者的委托通知您：曾担任会议（在这次会上马隆反对了坏蛋吕利埃）主席的利沙加勒写道：在会议正要开始之前，吕利埃要求马隆和他谈判几分钟。马隆走了出去就没有回来，最后，他的委员会去找他（利沙加勒是委员会和会议的主席），才发现他正在同那个曾被他（十分正确地）斥之为最坏的家伙的吕利埃极其友好地一起喝酒，并且几乎就要和平地达成协议了！如果马隆当时不是必需在九点钟去苏黎世参加代表大会[145]，恐怕就会和解了。这样的人还想要做个政治活动家！
梅萨的通讯处如下：巴黎巴克大街36号，霍·梅萨。
关于这封信，马克思一点也不知道。他因患支气管炎及各种并发症已经卧床十二天了；但从星期天起，已经没有——如果谨慎小心的话——任何危险了。我受了不少惊恐。现在情况好了。我希望我们明天即10月27日就向世界表明，我们还活在世上。衷心问候您和考茨基。
您的 弗·恩·
关于《平等报》，我认为最好是起初不要创办任何新的报纸，待党内情况更加明朗一些再说。假使他们一定要这样去干，无论是我们或是其他的人都不会去阻止他们，只是我不能设想，这一次在《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之间怎么避免得了一场纠纷。这虽然不会成为世界灾难，但是看来毕竟是多余的幼稚病。
考茨基是怎么搞的？但愿他不要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尔萨斯主义者！
注释：
[32]指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法国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订纲领的实践部分（见本卷第223—224页）。纲领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在法国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作为“最低纲领”被通过。纲领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634—636页。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亚田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被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派）否决了，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罗昂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
恩格斯这里所指的盖得同马隆、布鲁斯信徒们的论战，是由于法国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引起的。论战中，盖得尖锐地批判了试图修正纲领的全国委员会成员茹尔·若夫兰。巴黎十八个选区的党的小组于1881年底推选出若夫兰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巴黎市参议会的选举，若夫兰在巴黎蒙马特尔区发表的他的竞选纲领草案中，完全不顾马克思起草的纲领的理论部分，并且在纲领的实践部分中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偷换了实践部分的一系列原则上很重要的具体条文（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和集体所有制等等）。1882年1月8日，马隆和布鲁斯集团利用自己在全国委员会中的优势坚持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决议中委员会同意把若夫兰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竞选纲领作为党推荐的纲领。——第34、224、400、443页。
[145]斐·多·纽文胡斯在1881年1月6日信中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一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由于苏黎世州委员会不允许在那里开代表大会，所以大会在库尔召开。
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发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2—12日在库尔（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二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是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各国社会党的形成时期还没有结束。代表大会决定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第154、226页。
[218]指代表法国工人党参加法国立法机关的候选人。1880年8月，马隆、盖得和布鲁斯开始在里昂出版《解放报》，并按布鲁斯的建议签订了一个拒绝参加选举的保证书。但是1880年11月《解放报》停刊了，编辑部的保证书也就失效了。于是盖得提自己作候选人参加1881年8月21日鲁贝城的法国众议院的选举，这就成了马隆和布鲁斯对他进行猛烈攻击的原因。——第216、220、390页。
[220]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其1881年10月14日信中（10月20日寄出）告诉恩格斯，说10月初保尔·拉法格请他在朋友中为新版《平等报》筹款。他问恩格斯，他应该如何对待这种请求，因为他无法正确判断法国工人运动中的发展情况。——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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