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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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 1881年2月22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
最尊敬的同志：
我长时间没有回信，是因为我想在答复您1月6日的信时附上一份修正表，这些修正您在再版《资本与劳动》[142]时也许是必须作的。由于家务事忙乱以及一些事先预料不到的工作和其它的干扰，这份表我还没有完成，因此暂且先寄给您这封短信，没有附表，因为如果我继续沉默会引起您的误会。我认为必须修改的地方都是一些细节；主要的东西，问题的实质，已经讲清楚了。
感谢您的友好的献辞；您用这一献辞亲自向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提出了挑战。
《伟人传》[143]的作者［注：阿·凯迪伊克。——编者注］是一个学校视察员之类的人，他写信请我把我的传记材料寄给他；此外，他还让他的出版者找我的妹夫尤塔，要尤塔说服我答应他的请求，因为我往常对这类请求都加以拒绝。这位先生——《伟人传》的作者——给我写信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承认这些观点的重要性，并对我表示尊敬等等。就是这个人后来厚颜无耻地把声名狼藉的普鲁士间谍施梯伯的诽谤谰言写入了他的小册子，即硬说——大概是在某一个波恩讲坛社会主义者[130]的怂恿下——我有意捏造引文；然而这位正人君子甚至没有花功夫去读读我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同极可尊敬的布伦坦诺进行夜战的文章[144]，如果他读了我的文章，他会看到布伦坦诺起先是在《协和》杂志（工厂主的刊物）上责备我“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进行了伪造”，后来又作狡辩，似乎他对此不是这样理解的等等。一家荷兰杂志愿意向我提供篇幅来驳斥那个“学校视察员”，不过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根本置之不理。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145]，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末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使凡尔赛分子的吹牛马上破产，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有相应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是一样明确的，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在十八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古代基督徒反对罗马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理解，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性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复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注释：
[130]讲坛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44、153、416、445页。
[142]指斐·多·纽文胡斯的著作《卡尔·马克思。资本与劳动》（《Karl Marx.Kapitaal en Arbeid》）1881年海牙版，这是用荷兰文写的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所作的简明通俗的叙述。纽文胡斯的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于1889年出版。——第152页。
[143]《当代伟人传》（《Mannen van beteekenis in onze dagen》）是1870—1882年间在哈勒姆出版的一套丛书。由恩·巴尔森主编出版的丛书第十册中刊载了阿·凯迪伊克写的马克思传。——第153页。
[144]马克思同布伦坦诺的论战是由于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上登载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写的一篇诽谤性文章而引起的。布伦坦诺采用匿名的方式，企图破坏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的威信，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伪造所使用的材料。《人民国家报》于1872年6月1日发表了马克思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之后，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上刊登了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匿名文章，对此马克思也作了答复，发表在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上（同上，第118—127页）。马克思逝世以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继续进行布伦坦诺掀起的诽谤运动，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序言中，以及1891年在小册子《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7—213页）中，对泰勒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在这本小册子的《文件》部分，恩格斯刊载了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第153页。
[145]斐·多·纽文胡斯在1881年1月6日信中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一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由于苏黎世州委员会不允许在那里开代表大会，所以大会在库尔召开。
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发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2—12日在库尔（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二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是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各国社会党的形成时期还没有结束。代表大会决定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第154、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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