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82年12月4日[于文特诺尔] |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倍倍尔的来信[109],这封信使我很感兴趣。我不认为最近可能出现工业危机。
十一月的天气尽管变化很大,但总的说来是好的。十二月初严寒来临,继而冰雪融化,道路泥泞。今天天气很好,尽管如此,我却被判处软禁。因为近来我的嗓子有些嘶哑(当然不是由于说话造成的),喉头感觉不适,咳嗽加重,虽然我作了正常的、不间断的、长时间的散步,睡眠反而更坏了,所以只好又请医生。要离开这些先生真不那么容易!这不过是喉头卡他;但是他却认为,在炎症没有好以前,我必须呆在家里。除服用温和的药物外,他让我吸安息香的蒸汽(里边还掺了一种我觉得好象是哥罗仿之类的东西)。今天又给我做了听诊和叩诊——这是我来后的第三次,他认为其他方面都正常。几天之后他再来看一下,以便决定是否可以解除软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报》上为我的价值理论而互相反驳的三个争论者——拉弗勒、卡菲埃罗、康德拉里——都在胡说八道[112]。但是,如果就康德拉里从马隆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一书中摘录的关于我的价值理论的引文而论,马隆事实上比这三个见识浅薄的人还要肤浅。
但愿梅特兰公园路41号[注:马克思在伦敦的住址。——编者注]一切都好。我期待那里的简短来信,但我知道,可怜的杜西工作很繁忙。
祝好。
摩尔
注释: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112]关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论战,是从1882年10月8日《人民报》第13号上的罗·康德拉里的文章《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批判》(《La criticadell’ economia radicale moderna》)开始的。康德拉里在这个报纸上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其中有他在1882年10月15日《人民报》第14号上发表的《拉弗勒和洛贝尔图斯》(《De Laveleye e Rodbertus》)一文,这篇文章谈到了拉弗勒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意见。
此外,在1882年10月22日、29日和11月5日、12日《人民报》第15、16、17和18号上还发表了康德拉里的文章。在17号上还刊登了卡洛·卡菲埃罗给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标题为《论战》(《Polemica》)。——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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