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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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 1851年10月1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
亲爱的恩格斯：
前几天我收到德朗克的来信，告诉我他将（显然是由于被驱逐）于本月23日或24日到达伦敦。在这里他的生活问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
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消息。我最近是这样同科伦通信的：来信由铁路列车员施米特负责送往列日；而我则把信加上一个信封由第三者带往列日转交给他。这个施米特被捕了，随后就放了出来，但是侦讯仍在进行。看来在这件事上我们碰上了一件直接的叛卖的勾当。此外，按照约定，皮佩尔早就应该从科伦和法兰克福给我消息了，路特希尔德一家在科伦呆了一天。可是我还是从艾布纳尔（从法兰克福）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里得知，皮佩尔虽然在法兰克福呆了一星期，但是还没有到艾布纳尔那里去过，没有把我的信转交给他。为我们办事的人总是极端漫不经心，常常把事情看得无足轻重，我们真倒霉。为别的人服务无疑做得好些。
金克尔在纽约没有召开群众大会，也没有推销为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发行的“有息债券”[284]，因为在他看来，他遭到了粗汉海因岑的暗中破坏，总之他只能在大家无疑问地把他当作救世主的地方出头露面。在费拉得尔菲亚，恰好相反，正如他给流亡者俱乐部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推销了四千美元的债券。在宾夕法尼亚，他大概将遇到大批德国天主教徒的“光明之友”[285]成员。金克尔除了继承了约翰奈斯·隆格的遗产以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后者是约翰。而他则是基督。
今天晚上我要和哥林盖尔见面。整个这件事情是维利希那一伙直接谋划的。看来哥林盖尔在这些无赖的纠缠下把我欠他的钱送给他们了。我将给他开一张一个月的期票。我相信他会同意的。如果不同意，就让他到法院起诉好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很有可能同一个德骚人订好合同，他当然要预支一定数目的钱给我［注：见本卷第379页。——编者注］。
维尔特又到了布莱得弗德。你写一封信给他，问他是不是能亲自把信交给豪普特，这件事很重要。我看这全部诽谤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施泰翰—迪茨，另一方面是恶棍的保护人维利希，是他在这里谢特奈尔酒馆的顾客当中首先使他们怀疑豪普特是密探。维利希还和前普鲁士的军士倍尔托特保持经常联系。豪普特曾经给这个畜生在汉堡的一个商人那里找到职务，而倍尔托特偷了这个商人的东西并受到警察的追究。豪普特作证时自然说他是小偷，而这个家伙也许同他的朋友维利希分了赃。所以维利希大喊大叫什么“一个可怜的逃亡的爱国者”被出卖了。如果这件事公布于世，这个“高贵的”维利希会大吃一惊。重要的是，不仅要让豪普特解释对他的明的和暗的怀疑；而且，如果他是清白的，他必须发表公开声明，说明这整个事情是由于维利希的诽谤，同时还要指出维利希同小偷倍尔托特有联系，也许还是同谋。豪普特还不知道维利希的无耻行径，还不知道对他的怀疑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维尔特同意，你可以根据这个意思写封信，由他转交豪普特。事情要快点办。豪普特在他的说明当中应当提到迪茨和他的书桌被撬开一事的可疑性质。
至于艾韦贝克，你必须把你的至少是1845年以前的经历，简要地写信告诉我［注：见本卷第378—379、382页。——编者注］。
路易·波拿巴先生的突然转变——无论它的结局怎样——是日拉丹的妙计促成的。你知道，这位先生曾在伦敦和赖德律-洛兰有来往，他的报纸［注：《新闻报》。——编者注］有一个时期办得真是愚蠢到只有赖德律-洛兰和马志尼的同伙才能达到的地步。突然，他采取普选权的步骤，他通过写文章，通过维隆博士和个人的会晤，促使波拿巴也这样干。保皇党的阴谋就这样破灭了。向来很有外交风度的《辩论日报》变得暴跳如雷，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福适、卡尔利埃、尚加尔涅，甚至高贵的贝利耶和布洛利（这两个人看来已经和波拿巴相勾结）全是一伙。无论如何，“革命”，在爆发的意义上讲，现在被用这种狡猾的手段消灭了。有了普选权，革命就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但是日拉丹先生是不喜欢伪装革命的。他一视同仁地既欺骗了保皇党，也欺骗了职业革命家，是否他也在有意地欺骗路易·波拿巴，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将来恢复了普选权，谁能保证波拿巴有权修改宪法呢？即使可以修改，谁又能保证按他的心意修改呢？况且估计到法国农民的天生的愚蠢，根据普选权当选的这个人，即使由于人们感谢他恢复普选权，甚至他逐渐任命自由派的部长，并通过巧妙的抨击文把一切责任推到据说是拘禁了他三年的保皇派阴谋家的身上，即使如此，这个人是否能再度当选，还是一个问题。这就要看他的手腕了。波拿巴现在至少知道，他对秩序党是毫无指望的。
在这场阴谋中的一个喜剧性的插曲，就是《国民报》和《世纪报》的伤感的表现，谁都知道，这两家报纸曾在长时期中起劲鼓吹普选权。现在，当法国正面临着再度领受普选权幸福的危险时刻，它们却无法再掩藏自己的愤懑。正象保皇派希望靠有限选举权选出尚加尔涅一样，它们也希望用同样的选举权选出卡芬雅克。日拉丹直截了当地对它们说，他知道，它们对修改宪法——这给波拿巴带来再度当选希望——采取的共和主义的厌恶态度，只是用来掩盖他们对普选权的仇恨，因为普选权不能给卡芬雅克和他的全体党羽带来胜利。可怜的《国民报》已经用丧失普选权来自慰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打击将使1852年5月的暴动［注：见本卷第618页。——编者注］化为泡影。如果当政的集团中的某一个企图发动政变，那末暴动至少会早一些爆发。
你的 卡·马·
注释：
[284]这里指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是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的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举借公债，金克尔于1851年9月到了美国。举借“革命公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而无成果的一种尝试。——第385、610页。
[285]“光明之友”（见注176）与另一个反对派的宗教流派“德国天主教”的合并发生于1850年。——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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