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7月1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
亲爱的恩格斯:
为了把后面提到的一切文件寄给你,我的信一天天地耽搁下来了。但因为还要过几天才能全部备齐,所以我今天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久等我的回信。
首先,从你的几次来信中可以断定,在你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逗留曼彻斯特期间,你没有看到《科伦日报》发表的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标题的第二个文件。这是我们两人草拟的告同盟书[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编者注]——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对民主派的作战计划。一方面,发表这个文件是好的,可以与毕尔格尔斯的形式上多少有些荒唐和内容上不大令人愉快的文件[243]相抗衡。另一方面,这个文件的某些地方会使被捕者的处境更为困难。
据我从科伦的路易·舒耳茨那里得知,毕尔格尔斯从德勒斯顿写了一些很伤感的信。相反,在科伦,大家都认为丹尼尔斯将被释放,因为没有任何罪证,而在这个神圣的城市里“抱怨派”[246]又到处为他号泣。他们认为他自然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米凯尔已从哥丁根来信。他家被搜过多次,什么也没有搜到。他没有被捕。有五个新的特使大人从哥丁根到了柏林等地。对犹太人的迫害自然会提高热情和兴趣。
最可笑的是,胡说八道的奥格斯堡《总汇报》把我们草拟的文件变成了马志尼先生—卢格先生的产儿,再一次为此捶胸顿足,并且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表达这种可怕的文件所造成的自己的精神错乱,只有用各种腔调大喊大叫:发疯!发疯!发疯!
《特利尔日报》——即卡尔·格律恩——自然趾高气扬了,根据第一个文件证明党在物质上的无能,又根据第二个文件证明党在“精神上的”无能。“光明之友”[176]式的词句和走得极远的“无政府主义的”词句当然用得不少。什么一切都是从上面做的啦!什么警察国家啦!什么把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加以驱逐和开除啦!我的天啊!归根到底,是太过分了。
现在来谈谈这里常常由点滴之雨而引起的风暴。
第一,维利希老爷子逃出了兵营——兵营的解散似乎已经是作了决议的——并跟他的大部分禁卫军大吵大闹了一番。
第二,伟大的菲克勒尔来到了这里。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在来英国之前的几天曾经同他一起在斯特拉斯堡呆过。李卜克内西很早以前就跟他有密切的交往。所以7月5日两个人一起去看他。菲克勒尔很亲热地说长道短,说到党派和解的必要性等等。这时伟大的阿·戈克也来了。他说维利希是“纯粹的空谈家”,说沙佩尔是“可恶的家伙”;说什么他自从在磨坊街[160]听过这个家伙几次大吹大擂的讲话之后,就同他们分开了,再也不去这个歇脚之地了。菲克勒尔和戈克都特别痛骂伟大的金克尔。金克尔现在在这里成了一个幸运的暴发户,因而惹起了其他大人物的愤怒。相反地,卢格却被看做一颗明星。
菲克勒尔询问了我的住址,而鲁普斯和李卜克内西就告辞了,受了这些追求“统一”的庸人的愚弄。
过了几天,弗莱里格拉特把他收到的下面这封信寄给了我:
“1851年7月4日于北布莱顿市布伦斯威克街4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我们计划建立一个俱乐部或者协会,它应当消除小圈子习气,同时,除了不愿参加和因其品德和经历而不够格的人之外,不排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的任何人。
菲克勒尔、戈克、济格尔、隆格、卢格已经着手筹办此事,而我负责通知你,如果你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对此感到兴趣,请于7月14日(下星期一)上午十一时在约克大厦(大厦在贝克街下端构成新马路一部分)26号菲克勒尔住所参加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会议。我们邀请了大约二十四位我们认为是忠实可靠的人。更多的人我们暂时尚无所知。
我很想同你谈谈。如果我们的计划进行得顺利,那末我们无论如何可以马上进行谈话。你即使不在伦敦呆下去,也请你务必与会。
祝好。握手。
你的 阿·卢洛”
弗莱里格拉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于昨天7月12日才发出回信,这样,卢格在他从布莱顿到伦敦之前就不会收到这封回信了。总之,弗莱里格拉特对待这件事情太漫不经心了。但是毕竟各人有各人的作法。我已经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鲁普斯,他立刻给菲克勒尔写了这样一封信:
“1851年7月10日
菲克勒尔公民:本月5日,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拜访了您。根据当时您对我们讲的话,我无论如何不能断定,下面这封信是在我们拜访您的前一天寄给弗莱里格拉特的。(接着是上面的那封信)
如果本月5日我能够稍微有一点觉察到您同阿·卢格这个混账无耻的坏蛋有这样的关系,我绝不会跨进您家的门坎。
但因为您,正如我从上面的信中所确知的,同一个‘因其品德和经历’(例如,因其从柏林逃跑等等行为)对任何真正革命的政党都‘不够格’并受到整个德国的共产党的抵制的人混在一起,所以我愿意用这封信申明:我不愿意也不能同那些如此亲密地在卢格这种人的圈子里转来转去的人打任何交道。
威·沃尔弗
于黄金广场宽街3号
还是我”
鲁普斯收到了如下的回信:“1851年7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沃尔弗公民:我的预见能力确实很差,竟然丝毫没有提防由于跟卢格这个‘坏蛋’来往而有可能失去您的好感和访问。我也丝毫没有觉察到,我在这一方面已经处于某一个党的派别的监护之下和未来世界的英雄们的警察权力之下。由于这种自身的迟钝以及我在二十年的政治活动中所获得的信念:没有一个政党能够不同坏蛋在一起活动,我才决定向一切愿意同我一起走革命道路的有能力的人伸出手来,至于他只向我所确定的目标走一半路,或者他陪着我走到底和越过这个目标,那是无所谓的。
政治的和宗教的驱逐令,即使是皇帝和教皇颁发的,也是一种时代的错误。如果一个党,象公开宣布的那样,正处于象你们的党那样的四分五裂的状态,并且现在在自己的队伍中间把昨天它还奉若神明的人变成‘坏蛋’,而这样的党的小小的君主和教皇却宣布驱逐令,那末这种驱逐令岂不是十分可笑!
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的‘坏蛋’比好人多得多,但我受前者的欺骗却比受后者的欺骗少得多。因此我不花费时间去区别这两类人,而把主要的着眼点放在各种场合所需要的人才上面。
如果在这之后,您愿意同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我请您向他们转达这一点——参加上述的‘会议’,那就敬请光临,不过要声明一句,这里说的只是一次预备会议,对您也同对半数与会者一样,最不愉快的事情也许是将缺乏座位放置人体的最不高尚的部分,但这对加速会议的进程大有帮助。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菲克勒尔等”
你的 卡·马·
在这里提一下,五英镑已收到。这五英镑象deus ex ma-china [注: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和情况。——编者注]一样,因为情况是“极为难堪的”,很难说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情况。
请直接给克洛泽写信(上鲁佩尔街6号,在索荷区公主街附近),不然这个蠢材会以为他的信——你记得十英镑吗?——没有到你的手里。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76]“光明之友”是1841年形成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基督教会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公理会”。——第185、296页。
[243]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主要是毕尔格尔斯草拟的1850年12月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公告的作者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指出理论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整个来说是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告宣布,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建议,科伦中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建立的分立同盟的所有成员一律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这个文件没有揭露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把分裂的罪责也部分地加到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身上。公告的个别论点是含混的和不明确的。恩格斯所说的毕尔格尔斯的“含糊不清的议论”,正是指公告的某些论点的不明确和模棱两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被捕时,公告落入警察当局手中,1851年6月被刊登在《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和《科伦日报》上面。——第292、296、302页。
[246]指资产阶级人士对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的反应。马克思仿照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讽刺地把这些人士的代表叫做“抱怨派”(《Heuler》)。——第296、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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