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1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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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来信[232]是前天到的，我收到太晚，当天来不及回信。在邮差来之前，我已去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晚七时我才回到家里。昨天很想回信，却不能动笔，因为肚子痛得很厉害，把脑袋弄得象弗莱里格拉特黑人的鼓［注：暗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黑人首领》。——编者注］一样要爆裂似的。
　　最近发生的混乱，完全是因为我为了马上寄出给你的第一封信的回信，托两个游荡汉中间的一个（施拉姆）去付邮。他忘了把它寄了，所以这封短信直到昨天还在他的纸夹子里。
　　至于电的问题，那篇报道载于1845年《经济学家》。在那里，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及提到这个试验在苏格兰获得很大成就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杂志甚至举出了那个农民的名字。
　　弗莱里格拉特这几天就要来这里。
　　现在谈谈邮寄的事情。我想邮局没有过失。我自己至少要为印章的难看形式负责。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曼彻斯特×［注：见本卷第269页。——编者注］。
　　你在《科伦日报》上是否已经看到，这个恬不知耻的金克尔如何通过他的妻子矢口否认他参与过草拟强大的“临时政府”的宣言[207]？同时，他如何无耻地瞎说自己患“重病”，借以提高德国庸人的兴趣？
　　由于我的可尊敬的内兄大臣［注：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的干涉，我的东西象《评论》的遭遇一样又一次被停止付印了[172]。看来，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在佛尔维耶遇到了困难。
　　卡芬雅克在法国似乎正在加速得势。他的当选可能是合理的解决办法，但会把革命推迟若干年。尼古拉、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哈布斯堡的会议[233]几乎和豪格将军、卢格和隆格的会议具有同样的意义。另外，所得税是当前普鲁士人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一招。
　　现在略谈几句这里的流亡者。
　　不朽的孚赫和不可缺少的爱·梅因（他现在也在这里）等人在我不知道名字的一个家伙（德国人）的领导下，或者不如说跟这个家伙一起，在伦敦建立了《伦敦新闻画报》（日报）德文版的编辑部。因为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懂得英文，所以他们请求再建立一个最高编辑部，由一个德籍英国人主持。有人给他们物色了一个老太婆当头目。她二十年前曾经在德国住过，会讲几句半通不通的德语。她象老多里沙尔一样，一笔勾掉了爱·梅因的意义深刻的文章《雕刻术》。这个白痴在伦敦这里把他十年前为庸俗的柏林文学报纸胡乱写的关于艺术的瞎说八道加以复制。孚赫也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检查。前几天，编辑把这些傻瓜找了去，他们虽然不情愿，但仍然顺从地服从了老太婆的权力；编辑对这些先生说，他不需要他们自己写的拙劣的东西，他们应当只限于翻译英文文章。可是因为这些不幸的人不懂英文，所以这是一种委婉方式的解雇。他们接受了解雇。而梅因必须再次忍耐十年，等待自己的《雕刻术》问世。
　　不仅如此，《科伦日报》在几星期前就已经毫不客气地把孚赫先生扔掉了，理由是他的文章使读者厌倦。
　　你对葡萄牙革命[234]有什么看法？
　　阿·戈克先生在这里；维利希之流马上把他拉拢过去，他正在磨坊街[160]演讲。祝他成功！
　　好吧，我的亲爱的，再见！从现在起通信又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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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72]指马克思早在1850年12月就已经开始的同海·贝克尔商谈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一事。经过商谈之后，于1851年4月底出版了第1分册——《马克思文集》1851年科伦版第1分册（《Gesammelte　Aufs?tze　von　Karl　Marx》．I．Heft，K?ln，1851）。这个分册包括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的一部分。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1分册出版后没有继续出版。——第184、276页。
　　[207]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写在威廉·皮佩尔于1851年3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的最后一页上。皮佩尔在他的信中受马克思的委托全文援引了卢格、司徒卢威、豪格、隆格和金克尔以当时他们建立的所谓“德国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于1851年3月发表的宣言《告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宣言的摘要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44—345页）上面。——第241、276、595页。
　　[232]这封信没有找到。——第275页。
　　[233]指尼古拉一世同普鲁士亲王威廉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及其大臣们于1850年10月在华沙的会晤。尼古拉一世在这次会晤中充当了调解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关系的中间人。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在1848—1849年革命之后，尤其在由于库尔黑森以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发生冲突之后，更尖锐了。尽管普鲁士和丹麦之间在1850年7月签定了使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恢复革命前状态的柏林和约，但是普鲁士继续援助各公国同丹麦斗争。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要求让奥军开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其目的是要把这两个公国完全镇压下去，但是普鲁士政府反对这一点。皇帝尼古拉一世不愿意使普鲁士得到加强，力图保持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状态，所以在华沙曾经暗示，他坚决支持奥地利。——第276页。
　　[234]指1851年4月开始的为反对极端保皇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代表考斯塔·卡布腊耳政府在葡萄牙建立的反动的专制制度而举行的起义。这次起义于1851年5月以考斯塔·卡布腊耳的逃走和大资产阶级的自由立宪集团的傀儡萨耳达尼亚元帅的执政而告终。——第277、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