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2年5月10日左右于伦敦] |
……你在信里会发现一个信封——其中装有恶棍、胆小鬼和半疯子捷列林格的臭东西,这是他寄给我的。(地址:)德国未来的独裁者卡尔·马克思。试问,我现在该怎样对付这个坏蛋呢?同这样一个疯子公开争吵,等于给他过高的荣誉——而这正是他玩弄伎俩的全部目的。你能不能用我的名义把这个狂徒的信送到纽约邮政局?或者干脆把他痛斥一顿?我把这件事全部委托给你去处理。当然下一次寄来这样的信一定把它退回去。这个坏蛋使出这种狡黠的毒辣手段同时也使英国警察局注意我,这在托利党当政的条件下是极不愉快的……
关于瑟美列。我生来就不过于轻信他人,至少是对于1848—1849年公认的名人。可是对于瑟美列则不同。我正在校订他的《概述》[注: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的德译文,因为原文是匈牙利文。书中每行字都证明他是一个才智卓越的人;他以高超的技巧运用他那轻蔑而嘲讽的笔调,把民主派的狂怒描写得淋漓尽致。虽然他的小册子很自然地反映出匈牙利的观点,并且按古典的方式把“祖国和公民”提到首位,但在他的作品中却非常强烈地使人感到一种批判的思想。这样思考和这样写作的人,当然不是奥地利的代理人。至于“敬爱的韦伯上校”,瑟美列同他进行谈判时并不了解他,但一收到关于他的材料,就马上停止了谈判。获得财产的经过很简单。瑟美列自己连一生丁也没有。他同一个(现在已经去世的)拥有百万财富的奥地利的“宫廷代理人”(在匈牙利这样称呼奥地利国王的全权代表)的女儿结了婚。在整个1848—1849年革命期间,瑟美列夫人住在维也纳她的母亲那里。在老太婆没有死和她没有得到老太婆的财产之前,瑟美列不仅禁止她写信给他,而且甚至要她同他断绝一切关系。1849年年底,老岳母死了,瑟美列夫人悄悄地把自己的全部产业卖光,把它们变成了现款,这当然没有遭到任何指责。她父亲的律师巴赫大臣在这件事情上帮她的忙,暗中捞了不少油水。瑟美列夫人把自己的财产变成现款汇到伦敦兑换成英国的有价证券,然后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到普鲁士庸医普里斯尼茨那里去的护照,但是,她没有去普鲁士,而是赴伦敦转巴黎到她的丈夫那里去了。奥地利的老爷们则没有捞到什么可以使他们的国库得到充实的东西。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瑟美列并不那样简单,会把百万财产送给他的敌人。我曾亲自写信给瑟美列,要他不用提科苏特,而只对自己的私事做个说明,我则为他安排把说明登在《纽约论坛报》上。
在科苏特最接近的人们中间,有奥地利的密探,普尔斯基夫人就是。这个普尔斯基伯爵按血统是加里西亚的犹太人。普尔斯基夫人是维也纳一个极端反动的犹太银行家的女儿,每星期都写信给老母亲,奥地利政府从这个来源了解它所要知道的一切。普尔斯基伯爵和伯爵夫人(这里《泰晤士报》经常嘲笑这两个人窃取伯爵头衔)是否答应过把科苏特先生诱入陷阱,以此来换回自己被没收的土地,这还是个很大的问题。普尔斯基在当大学生时曾经把自己的伙伴参加“蛊惑者的阴谋”[168]一事报告给奥地利政府,这是事实。
附上克拉普卡将军的声明,你从声明中可以看出,连他也开始反叛科苏特了。这个文件的结尾只能表明,克拉普卡将参加马志尼预谋的叛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已经给你写信谈过关于马志尼、科苏特等先生图谋叛乱的计划。这对列强特别是对波拿巴来说,将是非常称心的,而对我们来说则将是非常有害的。
刚刚接到5月3日科伦的一封信。要二百到二百五十本《雾月》[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因此,请你让魏德迈立即通过恩格斯给我寄来三百本。同时让他把售价也告诉我。我想他已经把所答应的五十本寄出了……
再回头来谈克拉普卡,请你暂且对此保密。这是有人秘密告诉我的,不过允许在报刊上发表。我将把它寄给《纽约论坛报》,但不希望在发表之前宣扬出去……
琼斯的交印花税的报纸[注:《人民报》。——编者注]已经出版,而且第一号以惊人的速度销售一空。附上一张他的简评的剪报,从中你可以看出,他完全 击败了哈尼。哈尼先生沿着斜坡迅速滑下去。在他的报[注:《自由之星报》。——编者注]上发表的一篇署名为斯巴达克的文章中,竟攻击起宪章派来了,说这只是阶级的运动,似乎应该代之以普遍的民族的运动。[506]纯粹是马志尼的语言,等等,等等……
现在引一段科伦来信中的话[注:下面引用的是贝尔姆巴赫1852年5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不久前,丹尼尔斯夫人又蒙受搜查的荣幸,搜查的目的是无论如何要搜出您的什么信件。看来,普鲁士警察当局是准备充当每头蠢驴手中的玩具。被捕者案件似乎接近尾声。侦查已经完毕,材料又已经有两个多月转入这里的上诉法院的国家检察官手里,但是看来那里不能为检察院拟订一个审理意见。据广泛流传的消息说,案件将在6月交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审理。”
顺便说说。请问一下魏德迈是否到过德纳那里,因为德纳正等着魏德迈把从我这里得到的关于科伦被监禁者的情况和普鲁士政府的行径的说明转交给他,以便以此写成社论。看在上帝的面上,如果可能的话,请叫他不要忘记办这件事。如果你们能够把弗莱里格拉特针对金克尔及其同伙的诗[注: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印成传单,那末你们可以确信,仅仅在莱茵就能够推销五百份。但是应该赶快行动。否则就太迟了。
要尽量使你们手里的文章等等东西不至于过时,以免失去其尖锐性。如果你们不能刊登它们(埃卡留斯和恩格斯等人的文章),那就按你们的意见把它们转给某家报纸,例如《体操报》也行。无论如何要让人们读到它们,这样总比人们根本不知道它们要强。
如果你们不能刊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那就酌情把它交给某家报纸。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如果不准备好反击,我们就会经常放马后炮……
除你以外,只有少数几个凡人能够自豪:他们在邮件到达的四天内总会接到我的信;但是我还是想让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老爷子看看,我们两人中谁更准时……
注释:
[168]指在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压迫以后,德国知识分子举行的反政府运动。还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大学学生会的许多成员,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便起来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提出了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得暗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的代理人科采布一事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在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把这一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叫做“蛊惑者”。——第170、524页。
[505]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2年5月31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522页。
[506]一度参加宪章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威·詹·林顿,用“斯巴达克”的笔名发表自己的作品。一篇标题为《国家的理性》的文章刊登在1852年5月8日《自由之星报》第1号上,文中对宪章运动的革命派进行了攻击。——第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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