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莱文斯顿[把资本看成工人的剩余产品。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抗形式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由此产生的对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否定态度]
[861]皮尔西·莱文斯顿硕士《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
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著作。
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是就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即剩余劳动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的。所以劳动时间的长短成了他的主要着眼点。他主要是就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绝对形式,即在工人本身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延长劳动时间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缩减必要劳动的形式,来考察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
缩减这种必要劳动是李嘉图的主要着眼点,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缩减必要劳动是延长属于资本所有的劳动时间的一种手段。与此相反,小册子的作者却把缩短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和停止为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劳动宣布为最终目的。
莱文斯顿似乎以工作日既定为前提。因此,他论述的主要对象——在这些论述中,也和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一样,只是附带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是相对剩余价值,或者说,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归资本所有的剩余产品。就象抱这种观点的人一般所做的那样,这里多半是就剩余产品的形式来考察剩余劳动,而小册子的作者则多半是就剩余劳动的形式来考察剩余产品。
“教导人们说一国的富强取决于它的资本,就是要使劳动从属于财富,使人变成财产的奴仆。”(第7页)
李嘉图的理论在它自己的前提基础上产生的对立面具有如下的特点:政治经济学,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就基本原则来说,在李嘉图的著作里表现得最突出,——越来越明确地把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唯一要素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积极的]创造者,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实际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劳动生产力的尽可能快的发展说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特别是李嘉图的著作,在它证明价值规律既不受土地所有权也不受资本积累等等的破坏的时候,其实只是企图把一切和这种见解矛盾或似乎矛盾的现象从理论中排除出去。但是,正象劳动被理解为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积极源泉一样,“资本”也被同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大卫·李嘉图(在他以后,托伦斯、马尔萨斯、贝利等人更是这样)看作是生产的调节者、财富的源泉和生产的目的,而在他们的著作里,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这种雇佣劳动的承担者和实际工具必然是赤贫者(而且这里还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他们只是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和单纯的生产工具,注定只能拿最低限度的工资,每当工人对资本来说成为“多余的”时候,还不得不降到这一最低限度以下。在这个矛盾中,政治经济学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或者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即从本身中异化出来的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但是,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视野的局限,他们把社会劳动在这里借以表现的对立形式说成和摆脱了上述对立的这一劳动本身一样是必然的。这样,他们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西斯蒙第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劳动,或者说,资本”——在李嘉图的这种说法[92]中,矛盾本身以及把这种矛盾当作等同的东西说出来的那种天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但是很明显,既然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作了这种毫不留情的表述的那同一种现实的发展,又发展了现实本身所包含的实际矛盾,特别是发展了英国日益增长的“国民”财富和日益增长的工人贫困之间的对立,其次,既然这些矛盾在李嘉图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得到了理论上中肯的、尽管是无意识的表现,那末,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思想家[ⅩⅤ—862]抓住了在理论上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的矛盾,是十分自然的。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的积极的创造者。你们这样说。另一方面,你们说,资本就是一切,而工人算不了什么,或者说,工人仅仅是资本的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你们自己驳倒了自己。资本不过是对工人的诈骗。劳动才是一切。
这实际上是从李嘉图的观点,从李嘉图自己的前提出发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切著作的最后的话。李嘉图不懂得他的体系中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的等同,同样,这些著作的作者也不懂得他们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因此,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人物,如霍吉斯金,也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经济前提看作是永恒的形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消灭资本——这些前提的基础,同时也是必然结果。
莱文斯顿的主要思想是: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资本,或者说,财产,即为“有闲者”——游手好闲者、非劳动者——创造剩余产品,同时劳动还生出了它的寄生赘瘤;劳动生产力越发展,这个寄生赘瘤就越把劳动的骨髓吸尽。非劳动者获得占有这种剩余产品的权利,或者说,获得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权力,是由于他已经拥有财富,还是由于他有土地、土地所有权,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两者都是资本,即都是对别人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财产——property——在莱文斯顿看来,只是对别人劳动产品的占有,而这一点只有在生产劳动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只可能是与生产劳动发展的程度相适应。莱文斯顿把生产劳动理解为生产必需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消费劳动”[93]是资本或财产发展的结果之一。莱文斯顿和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一样,表现为一个禁欲主义者。在这里,他本身又是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概念所束缚。没有资本,没有财产,工人消费的必需品便会生产得极其丰富,但不会有奢侈品的生产。或者也可以说,既然在小册子的作者看来,资本生产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劳动以外的剩余劳动,并且引起机器(小册子的作者称为“固定资本”)的制造以及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部分是为了利用从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产品去增进生产力,部分是为了使这种剩余产品成为必需品以外的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既然如此,那末莱文斯顿同小册子的作者一样,是理解,或者至少是在实际上承认资本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样,在莱文斯顿看来,没有资本和财产,就既不会有“舒适品”、机器或奢侈品生产出来,也不会有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会有靠余暇或靠富人从非劳动者那里取得自己“剩余产品”的等价物的欲望才能存在的精神产品。
小册子的作者和莱文斯顿说这些话并不是为资本辩护,而是以此作为攻击资本的出发点,因为所有这一切都纯粹是违背工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工人。但是他们这样实际上也就承认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因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形式,尽管这种历史形式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在这方面他们(虽然是从相反的一极出发)也具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即把这一发展的对立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一些人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这种对立永世长存。另一些人则为了摆脱对立而决心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范围内产生的成果。这就使这种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不同于同一时期的欧文等人,另一方面也不同于为了摆脱尖锐形式的对立而想回到古老的对立形式的西斯蒙第。
[莱文斯顿写道:]
“穷人的贫困创造了他的〈富人的〉财富……如果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那末谁也不会为别人劳动。必需品将会有余,而奢侈品将会绝迹。”(第10页)
“生产产品的劳动是财产的父亲,帮助别人消费产品的劳动是财产的孩子。”(第12页)
“财产的增加,维持有闲者和非生产劳动的能力的增长,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上称为资本的东西。”(第13页)
“因为财产的使命就是花费,因为没有花费,财产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就完全是无用的东西,所以财产的存在是和消费劳动的存在[863]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同上)
“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够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不会有任何财产了,也就不会有任何一部分人民的劳动用来满足想象的需要了。”(第14—15页)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随满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由于人口的增长和技术设备的改良而提高,劳动的人数会逐渐减少……财产由于生产资料的改良而增加;财产的唯一使命就是鼓励懒散。当每一个人的劳动勉强够维持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因为不可能有财产,所以不会有有闲者。如果一个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末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就将负担四个有闲者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产品才能消费掉……社会的目标就是牺牲勤劳者来抬高有闲者,从富裕中创造出实力。”(第11页)
{莱文斯顿关于地租所说的话(不完全正确,因为正是在这里须要说明为什么地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而不落到租地农场主,产业资本家手里)适用于因劳动生产力增长而发展的一般剩余价值:“生产产品的劳动是财产的父亲,帮助别人消费产品的劳动是财产的孩子。”(第12页)
“财产的增加,维持有闲者和非生产劳动的能力的增长,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上称为资本的东西。”(第13页)
“因为财产的使命就是花费,因为没有花费,财产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就完全是无用的东西,所以财产的存在是和消费劳动的存在[863]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同上)
“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够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不会有任何财产了,也就不会有任何一部分人民的劳动用来满足想象的需要了。”(第14—15页)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随满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由于人口的增长和技术设备的改良而提高,劳动的人数会逐渐减少……财产由于生产资料的改良而增加;财产的唯一使命就是鼓励懒散。当每一个人的劳动勉强够维持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因为不可能有财产,所以不会有有闲者。如果一个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末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就将负担四个有闲者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产品才能消费掉……社会的目标就是牺牲勤劳者来抬高有闲者,从富裕中创造出实力。”(第11页)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还没有人造的辅助手段来促进他们的劳动生产力,他们的收益中可以作为地租支出的部分是极小的;因为土地没有自然价值,它的全部产品都靠劳动。但是劳动技能每有提高,都会增加可以用来支付地租的那部分产品。在维持十个人的生活需要九个人的劳动的地方,总产品中只有1/10可以用作地租。在一个人的劳动足够维持五个人的生活的地方,就会有4/5的产品用作地租或用于国家的只能由劳动的剩余产品来满足的其他需要。前者似乎是英国被征服时期的情况,后者就象英国的现状,现在只有1/5的人口从事农业。”(第45—46页)“社会把每一种改良都只用来增加懒散,这种情况是千真万确的。”(第48页)}
注。莱文斯顿的著作是独特的。它的直接的题目,正如书名写的,是现代的公债制度。其中莱文斯顿谈到: “反对法国革命[后来反对拿破仑]的全部战争,除了把一些犹太人变成绅士和把一些笨蛋变成政治经济学家以外,没有作出任何高尚的事情。”(第66—67页)
“公债制度也有一个好的结果:尽管它从国内老贵族那里夺取其一大部分财产,以便把这些财产转交给新出现的西班牙式绅士,作为对他们的欺骗和盗窃国库的高超手段的奖励……既然它鼓励欺骗和卑鄙行为,给招摇撞骗和自命不凡披上智慧的外衣,把全体人民变成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既然它破坏了关于等级和门第的一切偏见,使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区别标志……它也就破坏了财产的永恒性。”(第51—52页)
“公债制度也有一个好的结果:尽管它从国内老贵族那里夺取其一大部分财产,以便把这些财产转交给新出现的西班牙式绅士,作为对他们的欺骗和盗窃国库的高超手段的奖励……既然它鼓励欺骗和卑鄙行为,给招摇撞骗和自命不凡披上智慧的外衣,把全体人民变成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既然它破坏了关于等级和门第的一切偏见,使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区别标志……它也就破坏了财产的永恒性。”(第51—52页)
注释:
[92]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引用和分析了李嘉图著作中包含这一说法的引文(见本卷第2册第200、202和456页)。——第285页。
[93]莱文斯顿所说的“消费劳动”(“industry of consumption”),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为财产所有者进行的各种服务。——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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