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III)——［（12）马尔萨斯同李嘉图论战的社会实质。马尔萨斯歪曲西斯蒙第关于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的观点。马尔萨斯对普遍生产过剩可能性的原理所作的解释的辩护论实质］-品论天涯网

［（12）马尔萨斯同李嘉图论战的社会实质。马尔萨斯歪曲西斯蒙第关于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的观点。马尔萨斯对普遍生产过剩可能性的原理所作的解释的辩护论实质］Ojv品论天涯网

　　马尔萨斯的结论是完全正确无误地从他的基本的价值理论中得出来的；不过，这个理论也十分明显地符合他的目的——为英国现状辩护，为大地主所有制、“国家和教会”、年金领取者、收税人、教会的什一税、国债、交易所经纪人、教区小吏、牧师和家仆（“国民支出”）辩护，而李嘉图学派恰好把这一切当作对资产阶级生产的无益的、陈腐的障碍，当作累赘来加以反对。李嘉图不顾一切地维护资产阶级生产，因为这种生产意味着尽可能无限制地扩大社会生产力，同时他不考虑生产承担者的命运，不管生产承担者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他承认这个发展阶段的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完全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焦点上，就象他完全缺乏对过去的历史感一样。马尔萨斯也愿意资本主义生产尽可能自由地发展，只要这一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即各劳动阶级的贫困是这一发展的条件；但是，这种生产同时应该适应贵族及其在国家和教会中的分支的“消费需要”，并且应该成为一种物质基础，以满足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利益的代表人物的过时要求。马尔萨斯愿意有资产阶级生产，只要这一生产不是革命的，只要这一生产不形成历史发展的因素，而只是为“旧”社会造成更广阔、更方便的物质基础。
　　因此，一方面，存在着工人阶级，由于人口规律的作用，他们同供他们使用的生活资料相比始终是过剩的，即由于生产不足而造成人口过剩；其次，存在着资本家阶级，由于这种人口规律的作用，他们始终能够把工人自己的产品按照这样的价格卖回给工人，使工人从中取回的仅仅能勉强维持他们的生存；最后，社会上还有很大一批奇生虫，一群专事享乐的雄蜂，他们一部分是老爷，一部分是仆役，他们部分地以地租的名义，部分地以政治的名义，无偿地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攫取一大批财富，但是，他们要用从资本家手里夺得的货币，按高于价值的价格支付向这些资本家购买的商品；资本家阶级受积累欲望的驱使从事生产，非生产者在经济上则只代表消费欲望，代表挥霍。而且这被描绘为避免生产过剩的唯一办法，而这种生产过剩又是和与生产相比的人口过剩同时存在的。处于生产之外的那些阶级的消费过度，被说成是医治这两种过剩的灵丹妙药。工人人口同生产之间的失调现象，通过根本不参加生产的游手好闲者吃掉一部分产品的办法得到消除。资本家引起的生产过剩的失调现象，则通过财富享受者的消费过度得到消除。
　　我们已经看到，当马尔萨斯企图根据亚·斯密观点的弱点建立一种对立的理论来反对李嘉图根据亚·斯密观点的优点建立的理论时，他显得多么幼稚、庸俗和浅薄。未必还有什么东西比马尔萨斯关于价值的著作所表现出的那种虚弱的挣扎更滑稽可笑的了。但是，一当他作出实际结论，从而重新进入他作为经济学方面的阿伯拉罕·圣克拉[20]从事活动的领域时，他又自由自在起来。不过，即使在这里，他也没有改变他那天生的剽窃者的本性。乍一看来，谁能相信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竟不过是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的马尔萨斯化的译本呢？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西斯蒙第的书于1819年出版。一年以后，马尔萨斯的拙劣的英文仿制品问世了。象过去剽窃唐森和安德森一样，他现在又在西斯蒙第那里为自己的一本厚厚的经济学论著找到了理论支柱，不过与此同时，他还利用了从李嘉图的《原理》一书中学来的新理论。
　　［774］如果说马尔萨斯攻击李嘉图的是李嘉图著作中对旧社会说来是革命的资本主义生产倾向，那末他凭着永无谬误的牧师本能从西斯蒙第的著作中抄来的，却只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说来是反动的东西。
　　在这里，我不把西斯蒙第列入我的历史述评之内，因为对于他的观点的批判，属于我写完这部著作以后才能着手的那一部分——资本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
　　马尔萨斯利用西斯蒙第的观点来适应自己的目的，这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一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章的标题是：

　　《生产力必须和分配手段相结合以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第2版］第361页）

　　［在这一章中写道：］

　　“只有生产力，还不能保证创造相应程度的财富。为了把生产力充分调动起来，还需要有一些别的东西。这就是对全部生产物的有效的和不受阻碍的需求。看来，最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是这样地分配产品并使这些产品这样地适应那些消费产品的人的需要，以致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能不断增加。”（《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361页）

　　其次，下面一段话同样是西斯蒙第式的和反对李嘉图的：

　　“一国的财富，部分地取决于靠本国的劳动所获得的产品的数量，部分地取决于这个数量与现有人口的需要和购买力的适应，这种适应要使它能具有价值。财富并不单单由这些因素中的一种因素决定，这是十分肯定无疑的。”（同上，第301页）“但是，财富和价值的最密切的联系，也许在于后者是前者的生产所必需的。”（同上）

　　这段话是专门针对李嘉图，针对他的著作第二十章《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的。李嘉图在那里说：

　　“因此，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价值不取决于充裕程度，而取决于生产的困难或容易程度。”（李嘉图《原理》第3版第320页）

　　｛其实，价值也可能随着“生产的容易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假定某一国家的人口从100万增加到600万。100万人过去每天工作12小时。600万人则把生产力发挥到每人工作6小时就能生产出以前用12小时生产的东西。那末，按照李嘉图本人的观点，财富就增加到六倍，价值增加到三倍。｝

　　“富并不取决于价值。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他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充裕程度……只是由于把价值的概念和财富即富的概念混淆起来，才会断言，减少商品的数量，即减少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数量，可以增加财富。如果说价值是财富的尺度，那末这种说法是不能否定的，因为商品的价值会由于商品的稀少而增加；但是……如果财富是由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构成，它就不可能由于它们的数量的减少而增加。”（同上，第323—324页）

　　换言之，李嘉图在这里是说，财富只是由使用价值构成。他把资产阶级生产变成单纯为使用价值而进行的生产，这对于交换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见解。他把资产阶级财富的特有形式只看成一种不触及这种财富内容的表面的东西。因此他也就否认在危机中爆发出来的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因此就产生了他对货币的完全错误的见解。因此他在考察资本的生产过程时也就完全不注意流通过程，——而流通过程却包括商品的形态变化，包括资本转化为货币的必然性。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比李嘉图本人更好地、更明确地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并不是为生产者（他不止一次地这样称呼工人）[21]生产财富，因此资产阶级财富的生产完全不是为“充裕”而生产，不是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如果生产只是满足生产者需要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仅仅由使用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那末情况本来应当是这样的。可是，同一个李嘉图说：

　　“如果我们生活在欧文先生的一个平行四边形[22]里，共同享用我们的全部产品，那末谁也不会由于产品充裕而受害；但是，只要社会构成仍然象目前这样，充裕就往往对生产者有害，而匮乏倒对他们有利。”（《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版第21页）

　　［775］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确切些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这就是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形式，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同生产本身的目的即充裕发生矛盾或束缚这一目的，充裕既包括使用价值的量，也包括使用价值的多样性，这又决定作为生产者的人的高度发展，决定他的生产能力的全面发展。在这里李嘉图陷入了可笑的自相矛盾之中。当我们谈到价值和财富时，根据李嘉图的解释，我们只是指整个社会。而当谈到资本和劳动时，李嘉图认为“总收入”仅仅为了创造“纯收入”而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际上，他对资产阶级生产赞赏的，正是这种生产的一定形式同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相比能给生产力以自由发展的天地。当这种形式不再起这种作用的时候，或者当这种形式在其中起这种作用的那些矛盾显露出来的时候，李嘉图就否认矛盾，或者确切些说，他自己就以另一种形式表现矛盾，把财富本身，把使用价值总量本身说成是ultima　Thule ［注：最终目的，最终之物，极点，极限（直译是：极北的休里——古代人想象中的欧洲极北部的一个岛国）。——编者注］，而不考虑生产者了。
　　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形式——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拘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须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因此，在西斯蒙第看来，危机并不象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他经常迟疑不决的是：国家应该控制生产力，使之适应生产关系呢，还是应该控制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在这方面，他常常求救于过去；他成为“过去时代的赞颂者”［注：见贺雷西《诗论》。——编者注］，或者也企图通过别的调节收入和资本、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办法来制服矛盾，而不理解分配关系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生产关系。他中肯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但他不理解这些矛盾，因此也不理解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不过，从他的论据的基础来看，他确实有这样一种模糊的猜测：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对于创造财富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必须有占有这种财富的新形式与之适应；资产阶级形式只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财富始终只是获得矛盾的存在，同时处处表现为它自己的对立面。这是始终以贫困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困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
　　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用多么巧妙的办法剽窃了西斯蒙第的观点。而马尔萨斯的理论又以夸张的、更丑恶得多的形式包含在托马斯·查默斯（神学教授）的《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伦敦第2版）中。在这里，不仅在理论上更明显地表现出牧师的成分，而且在实质上也更明显地表现出一个“从经济学方面”维护“法定教会”[23]的“尘世福祉”和“法定教会”与之共存亡的整套制度的“法定教会”教徒。
　　上面提到的马尔萨斯有关工人的论点如下：

　　“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的消费和需求，决不能单独成为资本的积累和使用的动机。”（《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315页）
　　“如果租地农场主的全部产品在市场上出卖时卖价的增加部分正好等于他付给所雇10个追加工人的报酬，那末，就没有一个租地农场主会自找麻烦去监督这10个追加工人的劳动。在有关商品的过去的供求状况方面或在它的价格方面，必须——在新工人造成追加需求之前，因而与这种需求无关——出现某种东西证明雇用追加的工人来生产这种商品是合算的。”（同上，第312页）
　　“由生产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决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776］因为这种需求不会达到同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一样多的程度。如果达到这种程度，那就不会有什么利润，从而也就不会有使用工人的劳动的动机。任何商品的利润的存在本身，必须先有一种超过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的需求范围的需求。”（同上，第405页注）
　　“工人阶级消费的剧增必然大大增加生产费用，因此，这一定会降低利润，削弱或破坏积累的动机。”（同上，第405页）
　　“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是刺激工人阶级生产奢侈品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刺激消除或者大大削弱，以致花费很少劳动就能够获得生活必需品，那末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认为，用来生产舒适品的时间将不会更多，而只会更少。”（同上，第334页）

　　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对这种生产方式说来，他们的贫困确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得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马尔萨斯证明，要导致“财富的不断增长”，无论人口的增加，或资本的积累（同上，第319—320页），或“土地的肥力”（第331页及以下各页）、“节省劳动的发明”、“国外市场”的扩大（第352、359页），都是不够的。

　　“工人和资本同用它们获利的手段比较起来，都可能过剩。”（同上，第414页）

　　因此，和李嘉图学派相反，马尔萨斯强调了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同上，第326页及其他各处）。
　　他在这方面提出的主要论点如下：

　　“需求总是由价值决定，而供给总是由数量决定。”（《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316页）
　　“商品不仅同商品相交换，而且也同生产劳动和个人服务相交换，而同这些东西相比，就象同货币相比一样，可能发生市场商品普遍充斥。”（同上）
　　“供给必须始终同数量成比例，而需求必须始终同价值成比例。”（卡泽诺夫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定义》第65页）
　　“詹姆斯·穆勒说：‘显然，一个人生产出来而不打算用于他自己消费的一切东西，就构成他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储备。因此，他的购买愿望和购买手段，换句话说，他的需求，正好等于他生产出来但不准备自己消费的东西的数量。’”［注：见本册第106页。——编者注］……［马尔萨斯反驳詹姆斯·穆勒说，］“很明显，他购买其他商品的手段，并不同他生产出来并打算销售的商品的数量成比例，而是同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成比例；除非某一商品的交换价值同该商品的数量成比例，否则说每一个个人的需求和供给永远相等，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第64—65页）
　　“如果每一个个人的需求都同他的确切意义上的供给相等，那末，这就证明，他永远能够按照生产费用（加上公平的利润）出卖他的商品；那时，甚至连市场商品的局部充斥也不可能有了。这种论点证明的东西太多了……供给必须始终同数量成比例，而需求必须始终同价值成比例。”（《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第48页注）
　　“在这里，穆勒把需求了解为他〈需求者〉的购买手段。但是，这种购买其他商品的手段，并不同他生产出来并打算销售的商品的数量成比例，而是同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成比例；除非某一商品的交换价值同该商品的数量成比例，否则说每一个个人的需求和供给永远相等，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第48—49页）
　　“托伦斯错误地认为，‘供给增长是有效需求增长的唯一原因’。［注：见本册第79页。——编者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人类在遇到食物和衣服暂时减少的情况时，将会多么难于恢复啊。但是，当食物和衣服的数量减少时，它们的价值会提高；剩下的食物和衣服的货币价格的增长程度，在一段时间内会超过它们的数量减少的程度，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可能保持不变。其必然结果是出现了推动比过去大的生产劳动量的力量。”（第59—60页）
　　“一个国家的所有商品，同货币或劳动相比较，可能同时跌价。”（第64页及以下各页）“因此，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可能的。”（同上）“商品的价格可能全都跌到生产费用之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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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此外，还值得提到的只是马尔萨斯关于流通过程的观点：

　　“如果我们把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算作预付资本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在年终时把这种资本的残余价值算作年收入的一部分……实际上，他〈资本家〉每年预付的资本只包括他的流动资本，他的固定资本的磨损，以及固定资本的利息和由用于按期支付各项年开支的货币构成的那一部分流动资本的利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69页）

　　我认为，折旧基金，即补偿固定资本磨损的基金，同时也就是积累基金。

　　注释：

　　[20]阿伯拉罕·圣克拉是奥地利传教士和著作家乌尔利希·梅格尔勒（1644—1709年）的笔名，他力图用公众易懂的形式宣传天主教，并用所谓民间文体来进行“救人”的说教和写劝善的作品。——第51页。
　　[21]李嘉图在其他一些地方使用的“生产者”（《producer》）一词是指“产业资本家”，马克思在《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一章中指出了这一点（见本卷第2册第627页，并参看第480页和第487页马克思引自李嘉图《原理》一书的引文）。马克思在本卷第二册第478页和第528页上指出李嘉图把“生产者”和“工人”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在本卷第二册第527页和第622页马克思引用的引文中，李嘉图也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生产者”一词的。——第54页。
　　[22]欧文在阐述他的空想的社会改革计划时证明：按平行四边形或正方形建立劳动公社新村，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组织家庭生活的观点看，都是最合适的。欧文在1817—1821年的一系列演说中都谈到了这些思想。——第54页。
　　[23]“法定教会”（《Established　Church》）是指英国国教会。——第56、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