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0月8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要请你马上(如果可能的话)寄给我一笔钱,那怕数量不大也行。两个星期以前,施皮耳曼终于付款了,扣了差不多两英镑。在这期间,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现在我手上有证据,证明施皮耳曼骗了我。但是这有什么用?纽约那家公司根据我的要求已把期票寄还给我,并附来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公司已经在7月22日照期票付了款,可是我在9月底才收到钱。现在我按期票还要得到二十四英镑。(自从皮佩尔被囚禁以后,我已寄出六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愤怒控诉帕麦斯顿的起诉书;在这里我追述了他从1808年至1832年的全部经历。[307]续篇在星期二以前我不一定能写好,因为需要翻阅许多本蓝皮书和《汉萨德》[308],星期五和今天由于奔走钱的事情已经白白过去了。星期五的文章[注:卡·马克思《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编者注],我已经在夜里写好;从早晨七点到十一点,我把它念给我的妻子抄写,然后到西蒂区去。)弗莱里格拉特为了把这张期票在比朔夫斯海姆那里贴现,答应尽他的全部力量,如在票据上背书等等,不过在八至十天之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这就是战争的缘由。得想办法把这几天对付过去。食品的赊欠(热饮料等除外)已经告贷无门。此外,皮佩尔明天出院可能到我这里来;大概会这样。我一收到钱,就给了他三英镑,但是这头蠢驴竟托李卜克内西给他保存,结果现在他一法寻也不会拿到。
这些年来我在这里遇到的所有愉快的意外事情中,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总是由所谓党内的朋友做出来的,象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德朗克等等。今天弗莱里格拉特告诉我说,弗兰茨·约瑟夫·丹尼尔斯住在伦敦,曾经同红色沃尔弗一起到过他那里。他说他不打算到我这里来,因为据他说,我借助于班迪亚,把他的兄弟[注:罗兰特·丹尼尔斯。——编者注]关进监狱,否则他是不会被捕的。班迪亚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1852年2月,把丹尼尔斯拘禁起来是在1851年5月!你看,这真是追溯既往的效力!这种罕见的卑鄙谣言(这是对我的全部劳动,对我花费的时间以及案件[注:指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案件。——编者注]所引起的其他令人高兴的后果而给予的奖赏),自然被某些人贪婪地抓住,用来掩盖他们自己对我所采取的卑鄙行径和他们自己的胆怯的背叛。但是所有这些肮脏事的直接原因是德朗克和威·沃尔弗两位先生到处散布唠叨不休的怨言,他们把最方便的工作——编造谣言留给自己,而乐于把真正费力气的事推给我。
如果我生活舒适,或者至少生活上无忧无虑,我当然不会介意这些卑鄙行径。但是,多年来的小市民生活中的讨厌东西,再加上诸如此类的讨厌事情,那就太过分了。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愿再忍受党的任何一头蠢驴以党为借口来侮辱我了。
你现在会看到,把我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送到德国去是多么必要。因为你不能办这件事,所以请你把施特龙的地址寄来,我想同他商量一下。
我也很想听一听德朗克先生关于这本书所作的解释[注: 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至于鲁普斯先生,看来他想通过对我采取无耻举动,来冲淡他对维护他的资产者所献的殷勤。我可以向他保证,他借口辞行,在伊曼特面前吹嘘他对我大动庸人肝火,这件事决不能就此结束。
附上克路斯的一封信。我觉得,他在反对《新英格兰报》的文章中,从我论及凯里等的信中非常成功地采纳了有关的部分。[309]
你的 卡·马·
注释:
[307]1853年9月20日至10月7日,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有下列几篇:《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俄军在土耳其》(全部由恩格斯写成),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开头部分,《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50—404、462—471页)。
《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抨击文,是马克思为揭露以帕麦斯顿为代表的英国寡头政治而写的,原先计划作为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续发表。1853年10月初马克思动手写这组抨击文之后,又同意把它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同时发表。宪章派机关报是把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作为一组完整的论文,用一个总标题《帕麦斯顿勋爵》发表的,并在每篇文章之前加上“马克思博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作,兼寄本报”这一句编者按语,而《论坛报》编辑部却把第一篇文章作为社论刊登出来,未署作者姓名。这样一来,接着刊登的文章在表面上看来就成为互不关联的东西了。《人民报》在1853年10月22日至12月24日这段时间内共刊登八篇。最后一篇,也和以前的几篇一样,结尾都注有“待续”字样。从马克思1853年12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本想再写几篇文章来论述帕麦斯顿在1840—1841年伦敦公约签订期间的政策以及帕麦斯顿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立场。但是这种意图没有实现。
《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文章全部发表,并且拖延到1854年初,尽管马克思早在1853年12月6日就把最后一篇寄往纽约了。该报共发表了四篇,一律是社论形式,标题也各不相同。《论坛报》1853年10月19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相当于《人民报》连载的第一、二两篇;1853年11月4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与俄国》,相当于第三篇;1853年11月21日发表的社论《现代史的一章》,相当于第四、五两篇;1854年1月11日发表的社论《英国与俄国》,相当于第七篇。第六、八两篇《论坛报》根本没有刊载。——第300页。
[308]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起就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汉萨德》——即《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以1803—1888年出版这些记录的公司经理的姓而得名。——第300页。
[309]指1853年9月14、17、21和24日发表在《改革报》第48—51号上的克路斯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文章旨在反对波士顿报纸《新英格兰报》所散布的庸俗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学说,把这些学说当作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就。在1853年9月17日发表的文章中的一节中,克路斯根据马克思就这个问题给他本人以及看来还有给魏德迈的许多信件的内容,对巴师夏和凯里的庸俗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克路斯文章中论述凯里的那部分,同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508—509页)中的有关片断几乎一字不差。文章谈到巴师夏时,看来是以没有找到的马克思的信为依据的,文章中说:“一切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都正在反对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即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理论,这种理论被轻信的公众想象为德国和美国的最新发现,被当作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综合’……上面提到的学说连同巴师夏先生本人,在1849年蒲鲁东的《人民之声报》(《Voix du Peuple》)上进行论战期间,被欧洲社会主义法庭最后宣告有罪;历史的进程早就使得这种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在欧洲社会中失去了一切根据。美国今天的社会矛盾的发展远远不如欧洲,欧洲的基础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在美国,这个理论找到了经济学家凯里这样一个代表人物。”——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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