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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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25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
亲爱的恩格斯：
对我们的通信，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在得比内阁里，无疑有一个参加阅读我们信件的伙伴。此外，在我的家门口至少试探性地又设置了一个警卫（每天晚上）。因此，我认为现在不宜让普鲁士政府知道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写信告诉你。
德纳对我非常粗暴。大约六个星期以前，我直接写信给他，谈了我的情况，并且请他把已经寄去的文章的稿酬立即寄来。但是，他定期发表文章，稿酬却仍然没有寄来。当然，尽管如此，我仍不得不继续准时地写下去。否则，受惩罚的还是我。
我用对美国的这种希望来安抚自己的房东，已经有五个星期了。今天，这个家伙又来了，并且把女管家和我臭骂了一顿。因为我终于使用了最后的手段，说了难听的话，他今天走时威胁说，如果我本星期内不给钱，他就要把我赶到街上去，事先还要派一个评价员[157]到我家里来。
四五天以前，克路斯寄来一百三十本《雾月》［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但至今我不能从海关那里取出，因为必须为此交纳十先令九便士。一旦我赎出这个臭玩意，我就把它寄到你知道的地方，并且立即据此开出一张期票。靠这个东西和靠给德纳写的文章，我现在应该得到三十多英镑的钱，可是为了一先令，我却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
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我通过前者给后者寄去了一件为辩护所必需的东西，这件东西相当厚（尽管纸薄字小）。[158]政府以为得到了一个绝好的猎物。但是，经过进一步的审查，年青的泽特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这件事压下，因为这件东西对于他的天才等等有预料不到的非难，如果被陪审员知道了，它就只能促进被告的释放。
在《新普鲁士报》上，“格·维尔特”被称为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这是从起诉书中援引出来的。
告诉维尔特，我从敦克尔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159]。
你的 卡·马·
案件一结束，不管其结果如何，我们两人应该发表一篇一两印张的《告公众书》。向全国讲话的更好时机不会再有了。此外，我们无论如何要消除掉这个案件所留下的可笑印象——这种印象，即使是温和的亨利希［注：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编者注］的道德品质和科学修养也不能把它清除掉。
舍尔瓦尔自己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78]说，他是“密探，不过是高尚的‘库伯密探’[160]”。我通过可靠的途径把必要的说明寄给了律师之一。
关于上面提到的发表有关“科伦案件”的东西，现在就应当打听一下了。我觉得，最好是你写信给康培；他如果自己太胆小怕事，他应该给你指定一个可靠的经理人。因为你是一个有支付能力的人，所以可以告诉经理人，如果到一定时间，譬如说三个月后，出售所得抵销不了自己的开支（确实如此），他可以拿到钱（根据期票），总之，这样的玩意儿，印刷费顶多不过二十五塔勒。
再见。这件事要考虑一下。我们不能不说话了，如果不能保证及时印刷，就不会再有适当的时机了。自然应该注意到，经理人不能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这件事情即使在“商业”方面也是有利可图的。
注释：
[78]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为了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在工人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于1840年2月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自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舍尔瓦尔于1852年春假装越狱逃跑后，来到伦敦，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但是他很快就被揭露出是警探，并被开除出协会。——第73、163、174页。
[157]评价员是英国官吏，他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第162页。
[158]关于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被捕的事情，详见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0—494页）。——第162页。
[159]马克思想靠维尔特通过出版商敦克尔在柏林打听出版商艾森曼（或艾泽曼）的情况，班迪亚说，他同这个出版商商谈了关于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事宜。——第162页。
[160]“库伯密探”是菲·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奇，他出于思想上的爱国主义的冲动而执行了密探的任务。——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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