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1846—1866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这样适合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象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1846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国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我们已经在第四篇里充分谈到了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二十年中的后十年又远远超过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绝对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证明。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税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1853—1864年，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利润）增长50．47％（平均每年增长4．58％）［注：《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38页。］，而同时期人口约增长12％。1853—1864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38％，每年增加[3+(5/12)]％，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项目［注：同上。］：
　　如果把1853—1864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1853—1857年期间每年增加1．73％，1857—1861年期间每年增加2．74％，1861—1864年期间每年增加9．30％。联合王国应纳所得税的收入总额，1856年为307068898镑，1859年为328127416镑，1862年为351745241镑，1863年为359142897镑，1864年为362462279镑，1865年为385530020镑。［注：这些数字用来作比较是足以说明问题的，但是绝对地看来，则是虚假的，因为每年也许有1亿镑的收入被“隐瞒”了。国内税务委员在每一次报告中都要对这种一贯的欺瞒，特别是商业和工业方面的欺瞒抱怨不已。例如：“某股份公司呈报应纳税的利润是6000镑，而税务员估算为88000镑，结果还是按后面这个数目纳了税。另一家公司呈报的是19万镑，但后来被迫承认，实际数目是25万镑。”（《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第42页）］
　　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英格兰没有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10个郡自动提供了统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1851年到1861年，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31583个减少到26567个，也就是说，有5016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29页。约翰·布莱特断言，英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50个地主，苏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2个地主。这一说法从未有人反驳过。］1815年到1825年，在应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100万镑的，但是从1825年到1855年，就有了8份，从1855年到1859年6月，也就是4年半的时间里，又有了4份。［注：《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4号报告》1860年伦敦版第17页。］简单地分析一下1864年和1865年的D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60镑就要交纳所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1864年为95844222镑，1865年为105435787镑［注：这是纯收入，即已扣除了法定的免税额。］，纳税的人数1864年在居民总数23891009人中是308416人，1865年在居民总数24127003人中是332431人。两年中这种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联合王国的煤产量，1855年为61453079吨，价值16113267镑，1864年为92787873吨，价值23197968镑；生铁产量，1855年为3218154吨，价值8045385镑，1864年为4767951吨，价值11919877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1854年为8054哩，投入资本286068794镑，1864年为12789哩，投入资本425719613镑。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1854年为268210145镑，1865年为489923285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注：现在，1867年3月，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由于英国棉纺织厂主的委托销售，又已经商品剩了。1866年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5％，1867年由于类似的过程，普雷斯顿发生了2万人的罢工。｛这是接踵而来的危机的序幕。——弗·恩·｝］：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177]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3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1853年3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3年中，即1863—1865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注：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散见《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6部分）》1866年伦敦版第260—273页。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女婚嫁费用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不象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状况，考察他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注：英格兰总是包括威尔士；大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王国包括以上三个地方和爱尔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369人，1856年是877767人，1865年是971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079382人和1014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1844年就叙述过完全相同的惨状和完全相同的“应时文学”喧闹一时的伪善呼叫。[216]不过，最近十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注：亚·斯密有时还把workhouse〔贫民习艺所〕一词同manufactory〔手工工场〕一词等同起来。例如，他在论分工那一章的开头写道：“在各种劳动部门就业的人，往往可以被集合在同一工场（workhouse）里。”[217]这件事以特别的方式说明了亚·斯密以来的进步。］这种贫民监狱的奴役了。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1862年棉荒时期，枢密院[106]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3900克冷碳素，180克冷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4300克冷碳素，200克冷氮素，这就是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2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男子需要的还要多1/9。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28600克冷碳素和1330克冷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1862年12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29211克冷，氮素是1295克冷。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养最差。［注：同上，第17页。］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注：同上，第13页。］（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也就是连勉强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工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类纯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同斯密斯医生假定的最低营养量，以及同棉纺织工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的对比。［注：同上，附录第232页。］


　　调查过的各类工业工人中，有半数即60/125完全得不到啤酒，28％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的家庭，只有7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24+(3/4)盎斯。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7+(3/4)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11+(1/4)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9．9磅。糖（糖浆等等）每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4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有11盎斯；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8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5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工人，只有7+(1/4)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18+(1/4)盎斯；各类工人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13．6盎斯。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2先令2+(1/2)便士，女缝工2先令7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9+(1/2)便士，制鞋工人2先令7+(3/4)便士，织袜工人2先令6+(1/4)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1先令8+(1/2)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232、233页。］
　　关于这种营养状况，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注：“任何情况都不象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1864年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的居住状况。他说：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的不断增多和人口的不断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断地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层中产阶级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中了。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的关系，
　　贫民习艺所已经有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异乡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581人，而且还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5个城市超过5万人。而现在，超过5万人的城市已有28个。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34000人。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新堡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8便士涨到了3先令。汉特医生说：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或者，有时市政官员终于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象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象样的工人住房变成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象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房一样。布莱得弗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1861年那里还有1751栋没有住人的房子。但是现在营业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黑人之友、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自然，随着营业的兴旺，那里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没。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注：布莱得弗德某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火神街122号……………………………… 1间房　　　 16人 　　拉姆利街13号………………………………1间房　　 　11人 　　鲍威尔街41号………………………………1间房　　 11人 　　波特兰街112号…………………………… 1间房　 　 10人 　　哈尔迪街17号………………………………1间房　　 10人 　　北街18号……………………………………1间房　　 　16人 　　北街17号……………………………………1间房　　 　13人 　　魏曼街19号…………………………………1间房　　 8个成年人 　　乔威特街56号………………………………1间房　　 12人 　　乔治街150号……………………………… 1间房　 　 3家 　　莱福场马丽门11号…………………………1间房　　 11人 　　马歇尔街28号………………………………1间房　　 　10人 　　马歇尔街49号………………………………1间房　　 3家 　　乔治街128号……………………………… 1间房　 　 18人 　　乔治街130号……………………………… 1间房　 　 16人 　　爱德华街4号……………………………… 1间房　　 　17人 　　[乔治街49号……………………………… 1间房　　 　2家] 　　约克街34号…………………………………1间房　　 　2家 　　咸饼街……………………………………… 2间房　　 26人 　　地下室 　　瑞琴特广场…………………………………1个地下室　　 8人 　　爱克街………………………………………1个地下室　　 7人 　　罗伯茨街33号………………………………1个地下室　　 7人 　　普腊特后街（炼铜场）…………………… 1个地下室　　 7人 　　埃本尼泽街27号……………………………1个地下室　　 6人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1页）］，表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住的大多还都是收入较好的工人。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议员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布莱得弗德的经营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颠沛流离，疾病缠身。布莱得弗德的贫民诊所医生贝尔在他1865年9月5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居住状况的恶劣次于伦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利斯托尔。

（c）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在象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通常由企业主本人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1个、2个或3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2先令、3先令或4先令。［注：同上，第165页。］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1864年9月，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诺克斯教区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如下一份揭发报告：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注：第460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542—549页。——编者注］所引述的详细材料主要是关于煤矿工人的情况。关于金属矿山的更加恶劣的状况，参看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诚实的报告。］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4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矿业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段上，盖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斯蒂文斯医生说：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甚至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期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所以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现在，1867年3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注：“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近几天来，在伦敦的墙上张贴着巨幅招贴画，上面写着以下值得注意的字句：‘肥牛们，快饿死的人们！肥牛离开了自己的水晶宫，来养肥住在豪华宅第中的财主，而快饿死的人们却惨死在自己的穷窟里。’载有这种不祥字句的招贴画不断地重新出现。刚刚撕掉或盖住一批，马上在同一地方或在同样显眼的地方又出现一批……这使人想起促使法国人民发动1789年事变的不祥之兆……正当英国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死于饥寒交迫的时候，成百万的英国货币，即英国劳动的产品，却被投资到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别的国家的企业中去。”（1867年1月20日《雷诺新闻》）］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现在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中心，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家庭劳动”的中心。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4个孩子”。这6个人中“有4个人可以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86生丁。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


　　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和不足额如下：


　　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见《协会呼吁书：佛来米人，前进！》1860年布鲁塞尔版第12页）全比利时共有93万个家庭。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9万户，共45万人；城乡下层中产阶级家庭39万户，共195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最后，工人家庭45万户，共225万人，其中的一些模范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奥所描写的那种幸福。在这45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20万户以上！

（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英格兰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先略微回顾一下过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
　　阿瑟·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察家，我们从他关于1771年农业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农业工人同他们十四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注：詹姆斯·爱·撒·罗杰斯（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0页。这部著作是辛勤劳动的成果，目前已出版的头两卷只包括1259—1400年时期。第二卷全是统计资料。这是我们手头所有的关于那个时期的第一部真实可靠的价格史。］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十五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么远。在1777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1737年到1777年几乎降低了1/4即25％。当时理查·普莱斯博士也说：
　　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1770年至1780年期间的状况，无论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如果用小麦来表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脱，到伊登时代（1797年）已经只有65品脱，而到1808年时则只剩下60品脱了。［注：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26页。关于十八世纪末的情况，参看伊登《贫民的状况》一书。］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末期农业工人的状况，在这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方面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及其行政机关在1795年和1814年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把名义工资补足到只够工人勉强糊口的名义数额。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1795年平均周工资是7先令6便士，一个6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36镑12先令5便士，收入总额是29镑18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6镑14先令5便士。1814年，该郡周工资是12先令2便士，一个5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54镑18先令4便士，收入总额是36镑2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18镑6先令4便士。［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80页。］可见，在1795年，不足额占工资的1/4弱，而到1814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无影无踪了。［注：同上，第213页。］从此以后，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爱·吉·威克菲尔德说：
　　谷物法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外交热忱”。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吵，从两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艾释黎勋爵，是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因此，他成了1844年至1845年《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家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记者。这些记者不以一般的记述和统计为满足，而且还把调查过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注：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45年3月29日第290页。］列举了布兰弗德、维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低教会派[219]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样，还以房租名义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分。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注：为此目的，土地贵族自己从国库中贷给自己一笔低利资金（当然是通过议会），而租地农场主却必须以双倍的利息偿还给这班贵族。］，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实际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注：中等租地农场主的减少特别可以从下列各栏人口调查情况中看出：“租地农场主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女儿、孙女、姊妹、侄女”，一句话，就是租地农场主所使用的自己家庭的成员。这些栏的总人数1851年为216851人，到1861年就只有176151人了。从1851年到1871年，英格兰2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减少了900多个，50—75英亩的租地农场由8253个减到6370个，所有100英亩以下的其他各类租地农场的情况也与此相仿。相反，在这20年间大租地农场的数目却增加了，300—5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由7771个增加到8410个，5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2755个增加到3914个，10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492个增加到582个。］同时，从1846年到1865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464119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1851年的1241269人减少到1861年的1163217人。［注：牧羊人总数由12517人增加到25559人。］因此，英国中央注册局局长[177]有理由说：“1801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注：《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6页。］。但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末，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注：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3页。“农民又成了农奴。”（同上，第10页）罗杰斯先生属于自由学派，他是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私人朋友，因此绝不是“过去时代的赞颂者”[220]。］朱利安·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1863年，对被判处流放和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中。其中写道：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在作证时说：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

每周营养量［注：同上，第274—275页。］
（单位：盎斯）W7G品论天涯网

　　1863年医务调查委员会对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都已经知道了。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瓦尔、戴文、索美塞特、威尔兹、斯泰福、牛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他们的总数由1851年的288277人减少到1861年的204962人。斯密斯医生说：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证明：
　　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的碳素和氮素［注：同上，第17页。英格兰农业工人得到的牛奶量只等于爱尔兰农业工人的1/4，面包量只等于1/2。十九世纪初，阿·杨格在他的《爱尔兰游记》中就指出，爱尔兰工人的营养状况要好些。理由很简单：贫穷的爱尔兰租地农场主比富裕的英格兰租地农场主要人道得多。至于说到威尔士，正文中引用的资料不适用于它的西南地区。“当地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承认，随着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由结核病和瘰疬病等等引起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了，并且一致认为健康状况的恶化是由贫困造成的。当地农业工人一天的生活费大约为5便士，在许多地区，租地农场主〈他自己也很拮据〉付给的还要少些。大量的葱花麦面汤或燕麦粥，加上一片干得象桃心木一样硬、几乎不值得费很大的劲去消化的咸肉，或者加上一小块油脂当作调味品，这就是农业工人日复一日的午餐……工业进步的结果对于这些工人来说，不过是在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下用廉价的棉织品代替了结实的家庭手织棉布，用‘名义上的’茶代替了浓烈的饮料……农民在风吹雨打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下来烤烤火，烧的是泥炭或用粘土和煤末做的煤球，碳酸气和硫酸气烟雾腾腾。小屋的墙是用粘土和石块砌成的，地是光秃秃的泥地，跟没盖房子以前一样，屋顶是一束束蓬松的湿草秆。为了保暖，所有的裂缝都堵死了。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往往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有些曾在夜间不得不在这类小屋里呆过几小时的助产医生们描绘说，他们的双脚曾怎样陷在泥泞里，他们曾经怎样不得不在墙上挖一个小洞（这很容易办到！）来吸点新鲜空气。各阶层的大量证人都证明，吃不饱的农民每天晚上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有害健康的影响下；其结果是居民身体孱弱，常常患瘰疬病，在这方面确实不乏证据……卡马登郡和卡尔迪根郡的教区官吏的报告也清楚地证明了同样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灾难，这就是白痴病的流行。下面再谈谈气候情况。在威尔士全境，一年中有八九个月刮着强烈的西南风，带来了暴雨，受侵袭的主要是丘陵地带的西坡。树木稀少，只在有遮挡的地方才能见到，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全被大风刮倒了。小屋都蜷缩在山脚下，往往是在山沟里或者石坑里，只有最小的羊和本地的牛才能在这种牧场上生活……年青人都跑到格勒莫冈郡和蒙默思郡的东部矿区去了……卡马登郡是培养矿工的学校和他们的残废院……人口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在卡尔迪根郡：

1851年　　　　　 1861年 　　男人…………45155　　　　　　 44446 　　女人…………52459　　　　　　 52955 　　———————————————————— 　　　　 　　　 97614　　　　　　 97401。”

（汉特医生的报告，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1865年伦敦版第498—502页）］

　　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
　　汉特医生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5375座小屋中，2195座小屋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2930座小屋有2间卧室，250座小屋有2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12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

　　1．培德福德郡

　　勒斯特林沃思：卧室大约长12呎、宽10呎，还有许多比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5呎6吋的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3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只提供一个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理查逊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墙鼓得象行屈膝礼的女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泥土和木头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象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长棍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17座房屋中，只4座有卧室一间以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3个大人和3个孩子，另一座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如此等等。
　　登顿：房租昂贵，4镑至5镑，男子每周工资10先令。他们都想靠家里人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6个大人和4个孩子的卧室，房租是3镑10先令。登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15呎，宽10呎，租金3镑。在调查过的14座房屋中，只有一座有两间卧室。村前不远有一座房屋，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9吋。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面塞上几块砖头，再挡上块破席子。半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掉下来了。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3个大人和5个小孩挤做一团。登顿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联合教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

　　2．伯克郡

　　宾汉姆：1864年6月，一间小屋住着丈夫、妻子和4个孩子。一个女儿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红热，回到家里后病死了。一个孩子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是很难实行隔离的，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堆放着传染病人家待洗的衣物。Ｈ家的房租每周1先令，一间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8便士（每周）；长14呎6吋，宽7呎，厨房高6呎；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除了一条过道外，没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来的。

　　3．白金汉郡：

　　在1000英亩土地上有30座小屋，大约住着130—140人。布莱敦哈姆教区占地1000英亩，1851年有36座房屋，住着84个男人和54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1861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有98人，女子87人，10年间男子增加14人，女子增加33人。然而房屋却减少了一座。
　　温兹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大，因为极不象样的小屋每周也要付1先令或1先令3便士的租金。
　　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20％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4哩路，有人问他能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不能，他们生怕招到象我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温兹洛附近的廷克尔斯－恩特：一间卧室长11呎，宽9呎，最高处6呎5吋，住着4个大人和5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11呎7吋，宽9呎，高5呎10吋，住着6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1先令4便士到2先令。在调查过的16家住户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10先令的收入。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4呎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房子倒有许多自然的通风口。

　　4．剑桥郡：

　　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烂不堪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端灾难加深的根源，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穷窝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8—9个人硬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6个大人各带着1—2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

　　5．艾塞克斯：

　　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小屋和居民同时减少。但是至少有22个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种到处发生的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面积为3443英亩的芬格林格霍教区，1851年有房屋145座，到1861年只剩了110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腊姆斯登－克莱斯教区，1851年252人住在61座房屋里，而到1861年，262人却挤在49座房屋里。在面积为1827英亩的巴西耳登教区，1851年157人住35座房屋，10年以后，180人却只住27座房屋。在总面积为8449英亩的芬格林格霍、南芬桥、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腊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1851年1392人住316座房屋，到1861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1473人却只住249座房屋。

　　6．赫勒弗德郡：

　　这个小郡受“驱逐风气”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3镑或4镑的租金出租这些小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9先令！

　　7．杭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区，1851年有房屋87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1720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19座小屋。居民1831年452人，1851年382人，1861年341人。调查过的14座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其中一座小屋住着一对夫妇，3个成年儿子、1个成年姑娘、4个小孩，共计10人。另一座住着3个大人、6个小孩。有一个房间长12呎10吋，宽12呎2吋，高6呎9呎，住着8个人；连房内突出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130立方呎。在这14间卧室内，共住着34个大人和33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小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1/4英亩）10或12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这简直很难说出口，干脆就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抬到需要粪便的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

　　8．林肯郡：

　　兰格托弗特：在莱特的房屋中住着1个男人、他的妻子、岳母和5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还有个洗濯间，厨房顶上是卧室。厨房和卧室长12呎2吋，宽9呎5吋。房屋总面积长21呎3吋，宽9呎5吋。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象宝塔糖一样越往上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有园圃吗？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吗？房租很贵，每周1先令3便士。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吗？不，离工作地点有6哩远，他每天来回要走12哩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下面是兰格托弗特教区12座房屋的统计资料，这些房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共住着38个大人和36个小孩。

兰格托弗特的12座房屋W7G品论天涯网

　　9．肯特郡：

　　肯宁顿，1859年居民拥挤到了极点，当时发生了白喉，教区医生对居民中较贫困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卫生调查。他发现，在这个需要大量劳动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却没有建造新的。在一个地区有4座被称为鸟笼的小房子，每座有4个房间，其大小如下：


　　10．北安普顿郡：

　　布里克斯沃思、皮茨福德、弗路尔：这3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有20—30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就种的谷物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并成2—3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一边是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们夏天拚死拚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说：《the parson and gentlefolks seem frit to death at them》［注：“牧师和贵族好象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
　　弗路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对夫妇和4、5或6个孩子，或者是住着3个大人和5个孩子，或者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6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8个大人和9个大人。

　　11．威尔特郡：

　　斯特腊顿：调查过31座房屋，其中8座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个教区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1先令3便士，住着4个大人和4个孩子，除了还算象样的墙壁之外，从粗糙的碎石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

　　12．伍斯特郡：

　　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1851年到1861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4．2人增加到4．6人。
　　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
　　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打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注：“农业工人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士兵，他理应得到必须由地主提供的适合已婚人居住的房屋，因为地主有权要求他从事强制劳动，就象国家对待士兵一样。他的劳动，也象士兵的劳动一样，得不到按市场价格支付的报酬。象士兵一样，他也是在年幼无知、只熟悉本行职业和本乡本土的时候就被人抓去的。他必须早婚并遵守各种居住法，就象士兵必须应征入伍并遵守军法一样。”（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2页）有时也例外地有某个软心肠的地主对他一手造成的荒凉景象感到惋惜。例如莱斯特伯爵在人们向他祝贺胡卡姆城堡落成的时候就说：“一个人独居在自己的领地上是非常郁闷的事。我环顾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子外，再看不到别的房子。我成了巨人城堡中的巨人，把我所有的邻居都吃光了。”］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注：近几十年来在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侵入农业和把“过剩的”农村人口赶往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里，在“过剩”人口的发源地，居住条件和其他条件也同样越来越坏。关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所造成的真正“农业无产阶级”，请参看前面引过的科兰的《政治经济学》和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第88页及以下各页[221]）。1846年，法国城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到1861年，城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占71．14％。最近5年来，农村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又大为减少了。早在1846年，比埃尔·杜邦就在自己的《工人之歌》中写道：

　　“穿破衣，住洞窟，
　　屋檐底下，垃圾堆里找栖身处，
　　猫头鹰，小扒手，这些黑夜之友啊，
　　齐来和我们同住。”］

　　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只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也就是最后一次报告，于1867年3月底公布，专门谈农业中的帮伙制度。］
　　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杭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定昂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顿、培德福德和拉特兰德各郡的个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来是些沼泽，或者象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样，是刚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力供给来自几哩以外的、分布在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400—10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上长期住着一些工人（他们在当地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100英亩（1英亩=40．49公亩或1．584普鲁士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每个帮伙由10人至40或50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13—18岁，不过少年们大多一到13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6—13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所谓的坏蛋，无赖汉，飘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胆识和才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下干活。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注：但是有的帮头已变成了拥有50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成片房屋的所有主。］，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象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样，就会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能使他的帮伙干6—8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道要比同个别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为租地农场主只是偶而才雇用孩子。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他在开放村庄中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们每天要到5、6哩有时甚至7哩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伦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左右各由一个慓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222]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拉［注：“卢德弗德郡有半数少女让帮伙制度毁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附录第6页第32号）］［注：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淫乱罪恶之城，见圣经《创世记》。——译者注］，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一样，但人数较少，并且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了。
　　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注：“最近几年来，这种制度异常流行。在某些地区，这种制度刚实行不久，在另一些实行较久的地区，就有更多和更年幼的儿童被卷到帮伙里面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79页第174号）］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需要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注：“小租地农场主不使用帮伙。”“贫瘠的土地上不使用帮伙，只有每英亩能提供2镑至2镑10先令地租的土地上才使用帮伙。”（同上，第17页和第14页）］或地主［注：有一位地主感到地租收入对他是太合胃口了，他愤然地对调查委员会说，一切喧扰的产生只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名称不好。如果不叫“帮伙”，而叫“少年工农业合作自立协会”，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的发财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把他的工人人数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注：一个当过帮头的人说：“帮伙劳动比任何其他劳动都便宜，这就是人们所以使用它的原因。”（同上，第17页第14号）一个租地农场主说：“帮伙制度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无疑是最便宜的，对儿童来说无疑是最有害的。”（同上，第16页第3号）］，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注：“毫无疑问，现在由帮伙中的儿童干的许多活过去都是由男子和妇女干的。在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现在失业的男子比以前更多了。”（同上，第43页第202号）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农业地区，特别是产粮区，由于农民移居国外以及铁路使他们便于流往大城市，劳力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这个“我”是某个大地主在农村的代理人〉认为儿童劳动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80页第180号）。英格兰农业地区的劳力问题和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同，这是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农村人口外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在农村中永远保持足够的“相对过剩人口”并从而使农业工人永远领取“最低工资”？］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极。［注：前面我曾引用过的《公共卫生报告》，在说明儿童死亡率时顺便谈到了帮伙制度，这个报告一直是报刊从而是英国公众所不知道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一次报告却为报刊提供了求之不得的“耸人听闻”的材料。自由派报刊质问那些麇集在林肯郡的雍容尔雅的绅士们、女士们和国教会的牧师们，那些曾派出自己的使团到另一半球去“驯化南洋野人”的人物们，怎么竟会睁着眼睛听任这样的制度在他们的庄园内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上流报刊则大谈特谈农村居民的极端堕落，他们竟肯把亲生儿女卖身为奴！其实，农村居民处在“显贵们”把他们紧紧束缚住的那种万恶的条件下，就是把他们自己的儿女吃掉，也不足为奇。真正值得惊奇的，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保持良好品德。官方报告的起草人证明，甚至在帮伙制度盛行的地区，父母们对这种制度也非常反感。“在我们收集的证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证明，如果有一项强制法律能够使父母们抵制他们经常遇到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多半会感激不尽。教区官吏或者雇主们经常用解雇威胁他们，强迫他们把孩子送去劳动，而不是送去上学……时间上和精力上造成种种浪费，农民全家由于过度的无益的劳累而含辛茹苦，父母们眼看自己的子女由于小屋居住过挤或者帮伙制度的恶劣影响而道德败坏，——所有这一切在劳苦的穷人的心中会引起怎样的感触是不难理解的，这里用不着详加叙述。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于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许多痛苦的处境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只要他们有能力，他们是绝不会表示赞同的，但是他们无力反抗这种处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ⅩⅩ页第82号；第ⅩⅩⅢ页第96号）］

（f）爱尔兰

　　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还应该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与此有关的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1841年曾达到8222664人，1851年减少到6623985人，1861年减少到5850309人，1866年减少到5500000人，即几乎减少到1801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1846年开始的，此后不到20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5/16以上。［注：爱尔兰的人口：1801年5319867人，1811年6084996人，1821年6869544人，1831年7828347人，1841年8222664人。］1851年5月到1865年7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数为1591487人，而在1861年到1865年最近5年间移居国外的人口达500000人以上。住宅从1851年到1861年减少了52990座。从1851年到1861年，15—30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61000个，3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109000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数减少了120000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自然，产品量总的来说也减少了。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1861年到1865年这5年就够了。这5年间，有500000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330000以上（见A表）。
　　A表 牲畜头数［注：如果我们回溯得更远一些，结果看起来更加糟糕。例如，1865年有羊3688742只，而1856年是3694294只；1865年有猪1299893头，而1858年是1409883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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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表可得出如下结果：W7G品论天涯网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中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减少或增加的数字。谷物包括小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厚皮菜、甜菜、白菜、胡萝卜、美洲防风、小豌豆等等。W7G品论天涯网

Ｂ表　耕地和草地（即牧场）的面积的增减情况W7G品论天涯网

1861W7G品论天涯网 1862W7G品论天涯网 1863W7G品论天涯网 1864W7G品论天涯网 1865W7G品论天涯网	15701W7G品论天涯网 72734W7G品论天涯网 144719W7G品论天涯网 122437W7G品论天涯网 72450W7G品论天涯网	36974W7G品论天涯网 74785W7G品论天涯网 19358W7G品论天涯网 2317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25421W7G品论天涯网	47969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6623W7G品论天涯网 7724W7G品论天涯网 47486W7G品论天涯网 68970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50159W7G品论天涯网	19271W7G品论天涯网 2055W7G品论天涯网 63922W7G品论天涯网 87761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81373W7G品论天涯网 128841W7G品论天涯网 92431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28218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10493W7G品论天涯网 —W7G品论天涯网

　　1865年，“草地”增加了127470英亩，这主要是由于“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101543英亩。我们把1865年同1864年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246667夸特，其中小麦减少48999夸特，燕麦减少166605夸特，大麦减少29892夸特，等等；马铃薯种植面积在1865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446398吨，等等（见C表）。
　　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D表，应当指出，D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C和E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入。

D表 应纳所得税的收入
［注：《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
（单位：镑）W7G品论天涯网

　　从1853年到1864年，D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0．93％，而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4．58％。下表表明1864年和1865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

E表 爱尔兰的D项利润收入（60镑以上者）
［注：D项中年总收入的数字同前表不符，因为已经做了法律许可的一定扣除。］W7G品论天涯网

　　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它的人口也象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许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
　　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废止耕种，使农产品大大减少［注：每英亩的产量相对地说减少了，但我们切不要忘记，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资料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变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20年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
　　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别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随着人口的减少，用在农业上的生产资料量也减少了，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
　　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二十年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大波动之中。但是，这个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更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对增长量很小，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已经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它还是增大了。
　　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教条了。按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十四世纪中叶的鼠疫[119]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十四世纪的尺度应用到十九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学究式的天真，况且这种天真的做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随那次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注：因为爱尔兰被看作“人口原理”的乐土，所以托·萨德勒在发表他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著作之前，先出版了他的名著：《爱尔兰，它的灾难及其补救办法》（1829年伦敦第2版）。在该书中，他比较了各省的统计资料以及每一省里各郡的统计资料，并证明，爱尔兰的普遍贫困并不象马尔萨斯所设想的那样同人口成正比，而是同人口成反比。］
　　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了一百万人以上，但是毁灭的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二十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战争那样，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使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大量减少。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一种崭新的方法，象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它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要比新生的人数多，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注：1851—1874年期间，移居国外的总人数达2325922人。］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C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兰，耕地变成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菜类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了。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主——我把耕地不超过1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仍然约占总数的8/10。［注：第2版注：根据墨菲《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年版）一书中的一个统计表：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有土地的94．6％，100英亩以上者占有5．4％。］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从1861年到1866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而在本部门内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象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了。E表内60—100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原因。
　　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1870年）［注：《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并参看《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的征询》1861年3月8日。］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所以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20年来已经提高了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6—9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就可作为例证。

每人每周的平均生活费W7G品论天涯网

　　可见，同二十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工资率必然提高。
　　在早些时候，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1846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除了乌尔斯脱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黎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国王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达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来果、罗斯考门、梅沃、高尔威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直是对宗教和我国文明的污辱。”［注：《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12页。］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没收了。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象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象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定，同时，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注：同上，第27页。］，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注：同上，第26页。］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注：同上，第1页。］；“秋收以后，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注：同上，第32页。］；甚至在干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注：同上，第25页。］。
　　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频繁和长期的失业，所有这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述：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请看，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艾林［注：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
　　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223]
　　我们从E表可以看出，1864年，3个谋利者从总利润4368610镑中只捞去262819镑，而1865年，同是这3位大“禁欲家”就从总利润4669979镑中捞去274528镑；1864年，26个谋利者得到646377镑，1865年，28个谋利者得到736448镑；1864年，121个谋利者得到1076912镑，1865年，150个谋利者得到1320906镑；1864年，1131个谋利者得到2150818镑，几乎占全年总利润的一半，1865年，1194个谋利者得到2418833镑，超过全年总利润的一半。可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小撮大地主从每年国民地租总额中吞掉的庞大数额是太惊人了，以致英国的治国明哲认为，关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润分配这样的统计资料。达费林侯爵就是这些大地主中的一个。说地租和利润会在某个时候“过多”，或者说地租和利润的过多同人民的过于贫困有某种联系，这当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侯爵依据的是事实。事实是，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而爱尔兰的地租却增长了；人口减少对土地所有者“有利”，从而对土地以及仅仅是土地附属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爱尔兰的人口仍然过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爱尔兰至少还应该排出30多万工人。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就让放血，然后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没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位还很富有诗意的侯爵是个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他只是要求再放30多万人的血而不是大约200万。但是事实上要想在艾林建立起千年王国，非得放出大约200万人的血不可。证据是不难提出的。

1864年爱尔兰租地农场的数目和面积
（单位：英亩）W7G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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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年到1861年间的集中所消灭的主要是前三类1英亩以下至15英亩的租地农场。这些农场必然首先被消灭。结果就产生了307058户“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4口人，总人数就是1228232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完成后，其中1/4的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921174人移居国外。16至100英亩的4、5、6三类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788761人移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1709532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主们的眼睛立刻会发现，具有350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是个穷国，而贫穷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因此，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人口，才能完成它作为英格兰的一个牧羊场和放牧场的真正使命。［注：在本书第三卷论述土地所有权的那一篇，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单个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英国的立法如何有计划地利用饥荒和由饥荒引起的情况来强力推行农业革命，并使爱尔兰的人口稀少到符合地主希望的程度。在那里我还要重新谈到小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里只引证一段话。纳骚·威·西尼耳在他的遗著《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第282页）中提到：“G博士中肯地指出：我们有了一个济贫法，这是使地主取胜的强大工具；另一个工具就是往国外移民。没有一个爱尔兰朋友会希望战争〈地主和克尔特族小租地农民之间的战争〉拖延下去，更不希望这场战争以小租地农民获胜而告终……它〈这场战争〉越是迅速地结束，爱尔兰越是迅速地变成牧场国，同时人口相应地减少到一个牧场国所需要的程度，对一切阶级就越是有利。”1815年的英国谷物法保证了爱尔兰向大不列颠自由输入谷物的独占权。这样一来，谷物法就人为地促进了谷物生产。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这种独占权突然消失了。即使撇开其他各种情况不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大大促使爱尔兰的耕地变成牧场、租地农场积聚和小农被驱逐。1815—1846年间，人们称赞爱尔兰土地的肥沃，大肆宣扬爱尔兰的土地天然适合种植小麦，可是后来，英国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又突然发现，这些土地除适于种植青饲料外别无用处！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也急急忙忙在海峡彼岸重复起这种论调。只有象拉维涅那样“认真”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幼稚话。］
　　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象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也有它的缺陷。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着，而爱尔兰人则在美洲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着。被羊和牛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亚社社员[224]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国面对海上的老女皇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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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05]特有财产（Peculium）是古罗马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例如，拥有特有财产的奴隶可以同第三者交易，但只能在赢利总额不足以完全赎身的限度内进行。特别有利的交易和其他能大大增加特有财产的办法，通常都由家长一手包办。——第671、678页。
　　[20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90页。——第674页。
　　[207]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236页。——第676、806页。
　　[20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0页及以下各页。——第680页。
　　[209]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142页（A.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Vol.I，Edinburgh，1814，p．142）。——第682页。
　　[21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17—622页。——第696页。
　　[211]1849年至1859年间，英国参加了几次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对华战争（1856—1858年和1859—1860年），以及对波斯战争（1856—1857年）。此外，1849年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在1857—1859年派兵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700页。
　　[21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8章，威克菲尔德发行，1835年伦敦版第1册第195页。——第706页。
　　[21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5—156页。——第708页。
　　[214]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9、40页（J．Steuart.《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Vol．Ⅰ，Dublin，1770，p．39，40）。——第710页。
　　[215]尼·布瓦洛《讽刺诗集》第八首。——第716页。
　　[216]指弗·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18页。
　　[217]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6页。——第718页。
　　[218]指1830年底到1831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租地农场主使用脱谷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失业现象日益增长引起的。运动得到了一个“斯温”的称号（英文《swing》的拼音，指用手操作的的敲打部分）。举行暴动的雇农和加入他们队伍的贫苦佃农烧毁了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庄园、庄稼垛和仓库，打碎了他们的脱谷机。按照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对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暴动进行了残酷的武力镇压。——第740页。
　　[219]“低教会派”（《Low Church》）是英国国教教会中的一派，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该派信徒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和从事一向带有假仁假义性质的慈善活动。舍夫茨别利伯爵（他就是艾释黎勋爵）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在“低教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讽刺地把他称为该教会的“教皇”。——第741页。
　　[220]贺雷西《诗论》第173节。——第744页。
　　[2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6—223页。——第759页。
　　[222]这个说法，见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第5篇第36章补充和第6篇结论。——第762页。
　　[223]套用了歌德《浮士德》（《天上序幕》）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第778页。
　　[224]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第一批芬尼亚社社员组织是在1857年在爱尔兰和美国建立的，该组织在美国把爱尔兰侨民团结起来。芬尼亚社社员的纲领和活动反映了爱尔兰人民大众对英国殖民奴役的抗议。芬尼亚社社员要求本国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把租佃农民变成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等等；他们打算借助武装起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但是，他们的密谋活动没有成功。六十年代末芬尼亚社社员遭到大规模镇压。到七十年代这一运动就失败了。——第780页。
　　[225]“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Acerba fata Romanos agunt scelusque fraternae necis》）——贺雷西《抒情诗集》第七首。——第780页。
　　[106]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专门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所组成。最初成立于十三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枢密院实际上根本不参与管理现今的英国。——第273、438、509、718页。
　　 [84]“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学派”——是主张货币数量论学派的变种之一。它的代表们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纸币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根据的种种尝试（1844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毫不中用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2—176页）。——第164、680页。
　　[119]鼠疫猖獗——1347年至1350年西欧鼠疫流行。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二千五百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301、770页。
　　[177]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第518、714、730、7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