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格莱斯顿实际上说的究竟是什么，后面我们还要多少谈一谈。
　　最后，觉得自己很安全的布伦坦诺——第一，因为他是匿名的，第二，因为马克思声明不想再和他周旋——使自己得到了小小的愉快：
　　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究竟怎样“破口大骂”吧。至于布伦坦诺先生，那末我们已经展览过他那文雅之词的花束了。慷慨地加在马克思头上的诸如“谎言”、“无耻地撒谎”、“假引文”、“简直无耻”等等，无论如何是一种有教益的“承认软弱无能”，是布伦坦诺先生已经“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正确无误的标志。

四

　　我们的堂皇演出的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神秘的（如果说还不是枢密官的）布伦坦诺，做到了他几乎不敢希望做到的事。诚然，他在所谓“增添”的话上面没有得手；这个最初的控告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但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防御阵地，并且在这个阵地上保有最后一言，而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教授们总是爱说，阵地还在他手里。于是，他就可以吹嘘，——至少在同他一类的人的面前，——他胜利地打退了马克思的进攻，并且已经在文字方面将马克思本人置于死地。但是不幸的马克思对于他已在“协和”杂志上被打死的事，却一个字也不知道；相反，他还“厚颜无耻地”继续活了十一年，而且这十一年是他的成就愈来愈大的十一年，他在各国的追随者的数目不断增长的十一年，他的功绩愈来愈得到普遍承认的十一年。
　　布伦坦诺及其同伙，聪明地不让被蒙蔽的马克思看到这一自欺欺人的行为，或者向他说明他早已死去。但是当1883年他真的去世时，他们就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手已经痒得不耐烦了。于是，塞德莱·泰勒带着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文件第8号［注：见本卷第186—187页。——编者注］）登场了。
　　如果说泰勒或者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事先并没有和艾米尔·德·拉弗勒商量好（看来的确如此），那末泰勒的登场实在太冒失了。他用一种说明他显然意识到自己的事情毫无希望的装腔作势的语调说，使他“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终于在八年之后揭露了〈马克思的〉这种mala　fides〔恶意〕”。接着，他就开始吹嘘神一般的布伦坦诺的巧妙攻击，吹嘘有渎神之罪的马克思接着所作的垂死挣扎等等。实际上情况如何，我们的读者已经看到了。处于垂死挣扎中的只是布伦坦诺关于增添句子的断语。
　　最后，我们再引用下面一段话：
　　所谓“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云云，实在是令人好笑。匿名的布伦坦诺引证的只是“汉萨德”。马克思向他提供了“泰晤士报”的报道，这个报道一字不差地包含着“汉萨德”中所没有的那个争论的句子。在这以后，布伦坦诺先生才也引证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并且比马克思多引证了三行。这三行是要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完全一致，证明似乎马克思所“增添”的话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没有登载，虽然在那里一字不差地登载着这句话；或者，至少也要证明，即使那里登载着这句话，它的意思也和它直接说的相反。泰勒先生就把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行动叫做“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
　　其次，说什么在这之后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避免继续进行争论，这完全不是事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知道这一点，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我们看到，马克思还向匿名的、神一般的布伦坦诺提出了证据，证明“晨星报”和“晨报”也确确实实同样地载有那句“增添”的话。只是在这之后他才声明，他不能再把时间花费在匿名作者的身上了。
　　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后来的论战（文件第9、10和11号［注：见本卷第187—196页。——编者注］）首先证明，塞德莱·泰勒先生片刻也没有坚持过原来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他竟说，这“起着完全次要的作用”。这又是对他所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事实的直接否认。
　　不管怎样，我们得悉他已经承认这一控告无法再坚持下去，为此我们对他的朋友布伦坦诺表示祝贺。
　　现在还控告什么呢？现在是布伦坦诺先生在第二道防线上提出的控告，说什么马克思企图歪曲格莱斯顿演说的意思，——这是一个新的控告，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克思从来不知道这一控告。无论如何，这一控告把我们引入完全不同的领域。起初问题是关于一个事实：马克思是否增添了这句话？现在谁都不否认，这一控告已为马克思胜利地驳倒。但是关于歪曲地进行引证这一新的控告，却把我们引入主观意见的领域，而主观意见必然是各不相同的。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好尚各异〕。某人认为不重要的，——就其本身说来或者就摘录引文的目的说来，——别人可能认为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保守党人永远不会使自由党人满意自己的引证，自由党人也不会使保守党人满意，社会党人则永远既不会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满意，也不会使两个全都满意。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当他自己同党的话被反对者援引来反对他的时候，他照例会觉得，在引文中删去了决定讲话的真正意思的最重要的地方。这是很常见的，它带有过多的个人的观点，以致谁也不会认为这类控告具有任何意义。如果布伦坦诺先生利用匿名的办法仅仅是为了对马克思提出这一控告，那末马克思也许会认为连一个字也不需要回答他。
　　塞德莱·泰勒先生为了用他特有的精致手法完成这样一个新的转折，他不得不三次背弃自己的朋友和同志布伦坦诺。他背弃布伦坦诺的第一点是，他抛弃了他的原来的唯一的关于“增添”的控告，甚至否认这一原来的和唯一的控告的存在。他背弃布伦坦诺的其次一点是，他毫不客气地把永无谬误的“汉萨德”弃置一旁，——引证时以“汉萨德”作为唯一的根据，乃是高尚的布伦坦诺的“惯例”，——而利用了“泰晤士报”的那种用同一位布伦坦诺的话来说是“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他第三次背弃布伦坦诺，同时也背弃他本人写给“泰晤士报”的信的是，他不是到成立宣言中，而是到“资本论”中去寻找“所提到的引文”。而这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他竟有“勇气”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加以引证的成立宣言！他和爱琳娜·马克思争论之后，立即到英国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去寻找这篇宣言，但是没有找到，他在那里被介绍给自己的对手，他问她能否给他一本？当时我从自己的文件中找出了一本，爱琳娜将它寄给了他。这样一来他就能“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而看来这种对比已经使他相信：沉默是最好的答复。
　　所以，实在说，对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11号［注：见本卷第192—196页。——编者注］）哪怕添一个字，都是完全多余的。

五

　　第三幕。文件第12号［注：见本卷第197—203页。——编者注］，即从我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所作的一段必要的摘录，说明为什么我在那里必须回溯同布伦坦诺先生和塞德莱·泰勒很久以前进行的论战。这篇序言迫使布伦坦诺作了答复。答复载于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路约·布伦坦诺著，柏林，1890年。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转载了“协和”杂志上匿名发表的文章，他终于公开宣布这些文章就是他写的），也转载了“人民国家报”上的马克思的答辩，同时还加了一篇序言和两个附录，对这些我们不能不谈谈。
　　首先我们查明，这里也不再谈“增添”句子的问题了。在第一页上援引了成立宣言上的句子，接着声明，格莱斯顿“和卡尔·马克思的断言正好相反，他说”，这些数字只和缴纳所得税的人有关（格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提到了，因为他明确地把这些数字限制为应该课税的收入），但是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格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引用了，就在所争论的引文上面九行）。我建议读者自己将成立宣言（文件第1号）和布伦坦诺先生的论断（文件第13号）［注：见本卷第155—156页和第203—206页。——编者注］做一比较，看看布伦坦诺先生怎样在根本没有矛盾的地方或者“增添”矛盾，或者用其他方法制造矛盾。但是，因为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可耻地失败了，布伦坦诺先生不得不违背事实，力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马克思想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格莱斯顿在这里只是谈的“应该课税的收入”，亦即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收入。在这样做时，布伦坦诺先生甚至没有发觉，这样一来，他的第一个控告就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这第二个控告与第一个控告直接相反。
　　在他顺利地安排好这一“捏造”之后，他认为必须请“协和”杂志注意所谓马克思所作的“捏造”；当时，“协和”杂志建议他写一篇文章来反驳马克思。接下去的话非常精彩，必须逐字逐句地转抄如下：
　　原来，是“协和”编辑部希望布伦坦诺先生“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隐瞒自己的名字！布伦坦诺先生在自己的同党中享有怎样的声望啊！我们愿意相信，他的确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拿这件事到处宣扬，这倒是这位先生真正伟大的地方。不过，这是他的事情和“协和”编辑部的事情。
　　因为“马克思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所以当然“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不知道一个人是谁，如何能对他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这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秘密。人身攻击只有在知道这个人的某些情况时才有可能。但是为了报纸的声誉而匿名的布伦坦诺先生给他的对手免除了这个麻烦。他自己动手放肆地“攻击”起来，开始是用黑体字刊登关于“增添”的控告，后来是控告“无耻地撒谎”，“简直无耻”，等等。布伦坦诺先生——没有匿名的——看来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笔误。不是要让众所周知的马克思能够对不知其名的布伦坦诺“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而是要让隐藏起来的布伦坦诺能够对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正是为了这个，布伦坦诺先生“另一方面……尤其不能反对”要他匿名的指示。
　　而这应该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不过并不是按照布伦坦诺先生的愿望。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他的女儿和现在的我，我们大家都竭力使这一论战具有使人感到愉快的一面。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无论这些成就是大是小——是靠牺牲布伦坦诺先生才取得的。他的文章无论说是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算做“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文章中也还有点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那只是由于马克思对当时“不知为何许人”的布伦坦诺的阴暗面进行了打击，而被打击者现在事后想回避这些打击，把这些打击说成是“他那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伏尔泰、博马舍、保尔·路易·古利耶的辛辣的论战著作，都曾被他们的对手——容克地主、神甫、法官以及其他等级集团的代表叫做“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这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些“粗鲁话”成为现在公认的卓越的典范著作。而我们从“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的这些样品和其他样品中得到了这样多的享受，以致整整一百个布伦坦诺也不能把我们吸引到那种充满由虚弱的嫉妒心所产生的无力的怨恨和极端绝望的苦闷的德国大学式的论战中去。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以为，他已经重新说服了自己的读者，以致现在可以放肆地请他们大吸鼻烟了：
　　如果说一字不差地包含着“增添”的句子的“泰晤士报”的报道和“速记”记录，即完全删掉这句话的“汉萨德”，意思彼此一致，如果说布伦坦诺先生又吹嘘他证明了这一点，那末这除了说明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被完全——虽然是羞羞答答地和不声不响地——抛弃，说明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守的布伦坦诺先生向自己的第二道防线退却，还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只肯定一点：我们认为，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连这第二道防线，我们也已经从中央把它突破，并从两翼对它进行了打击。
　　但是，在这里，真正的大学的论战家出场了。既然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骄傲的布伦坦诺把自己的对手追得这样走投无路，所以对手就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把水弄浑，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大做文章，从而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
　　耶稣会教徒常说：Si　fecisti，nega．如果你做了某件事，你就否认。德国大学的论战家走得更远，他说：如果你像恶讼师那样做了一件坏事，你就把它推到你的对手身上。马克思刚一引证“兑换论”和比斯利教授的话，——只因为其中也像他一样地引证了这个争论的地方，——墨鱼布伦坦诺就以它十只脚上的全部吸盘把它们“吸住”，在自己周围放出大量的“黑色液体”，以致必须聚精会神地细看和采取有力的措施，才能使真正的“争论的目标”，即所谓的增添的句子，不致消失。他在自己的第二篇答复中仍旧采用同样的方法。首先就《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富裕阶级”〕一语的意义和马克思展开新的争论，这一争论最多只能以布伦坦诺先生迫切希望的“模糊起来”告终，而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结果。随后他又就出名的附句放出了黑色液体，这个附句据说是马克思有意地删掉的，而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它是完全可以删去的，因为它间接指出的事实，已经在马克思前面引证的格莱斯顿演说的话中直接而明确地谈过了。第三，我们的墨鱼还备有足够的黑色液体，以便用下面这样的论断再次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说什么马克思又在引自“泰晤士报”的引文中删掉了一些句子，——一些和那时的唯一的争论点，和所谓的增添的句子，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句子。
　　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自我辩护中，我们看见同样地喷射出一股墨水。自然，首先出现的又是“兑换论”。接着，又突然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喷射出来，虽然谁都知道，马克思和它的关系就像布伦坦诺先生和发明火药的关系一样，虽然布伦坦诺先生应当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坚决地拒绝了对拉萨尔的任何推论担负任何责任[154]，而且，马克思就在这卷书中把工资规律描写为各种可变量的函数，描写为具有极大弹性的规律，因而远不是铁的。既然放出了这样的墨水，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什么全都抓来了：哈雷代表大会[155]，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格莱斯顿1843年的预算演说，英国工会，——把这一切都抓来，为的是依靠布伦坦诺先生的自我辩护和他的那些受到凶恶的社会党人嘲弄的高尚的人道原则来抵抗转入进攻的敌人。可以认为，有整整一大批墨鱼在帮助把问题“模糊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知道，他关于“增添”句子的论断是一种绝望的胡言乱语，而他又没有勇气诚实地公开地放弃这一论断。布伦坦诺“如果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即“汉萨德”〉引入了歧途……那末，的确，可能使人感到惊奇，他相信了这样的材料”，把它们当做了绝对可信的东西，“不过错误至少会纠正。但是，他对这件事却一声不响”。相反，为了把问题模糊起来，他放出大量的墨水，而如果说在这里我不得不这样多费唇舌，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先除去所有这些牵强附会的胡扯，清除所有使事情模糊起来的墨水，好让真正的争论目标显露出来。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还为我们备有一个真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的通知。事实上，人们和他开了这样一个令人伤心的玩笑，以致他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还没有使他的心灵从各种悲伤中得到解脱。起初“协和”杂志为了自己报纸的声誉隐瞒了他的名字。布伦坦诺先生品德十分高尚，甘愿为了事业作出这样的牺牲。接着马克思以自己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对他进行了猛攻。这他也忍受了。对所有这些，他只想用“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但是，唉！
　　这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们在这个罪恶世界里的命运：他们的善良愿望常常由于人们的堕落和冷淡而遭到挫折。为了补偿这位未获公认的正人君子的不应遭到的挫折，我们在这里为他“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因为他要找到一个不是“经常有自己的看法”的编辑部，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六

　　布伦坦诺先生的小册子，除了自我辩护的序言之外，还包含有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中有“兑换论”的摘录，这些摘录是要证明，这本书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我不准备谈论这一新的喷射墨水的行为。我要谈的只是刊登在“协和”杂志上的旧的控告。马克思在自己整个一生中没有能够迎合布伦坦诺先生，而且也没有想要迎合他。所以布伦坦诺先生自然对马克思怀有无穷无尽的怨恨，如果我来一一议论它们，我就成了傻瓜。这就等于是为了满足布伦坦诺先生的要求而做无聊的事。
　　在那里，在引文的末尾，要求马克思“复述预算演说的原文”，那只能说是太天真了。而布伦坦诺先生正是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引证。自然，如果任何时候都必须复述演说的全部原文，那末引证任何一篇演说都永远只能是“捏造”了。
　　在第二个附录中布伦坦诺先生向我进攻。据说我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中给所谓不正确的引文又增添了“晨星报”这样一个引文出处。这一点也被布伦坦诺先生利用上了，他又用喷射墨水的办法把原来的争论目标，即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完全模糊起来；他改用了塞·泰勒先生所援引的“资本论”的一个地方作为目标以代替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为了证明我指出的出处不正确和马克思只可能从“兑换论”中借用“假引文”，布伦坦诺先生以几栏并列的形式刊载了“泰晤士报”、“晨星报”的报道和“资本论”中的引文。这第二个附录也转载在本书中，——文件第14号［注：见本卷第207—210页。——编者注］。
　　布伦坦诺先生用“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I　must　say　for　one　etc．）这句话来开始“晨星报”的报道。这就是说，他是以此断言，前面关于1842年到1852年和1853年到1861年应该课税的收入的增长的那几句话，在“晨星报”上没有，由此自然应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引用的不是“晨星报”，而是“兑换论”。
　　“反正和他打交道的”他的小册子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但别人是有办法监督他的，这样，他们会看到，在“晨星报”上还是有这个地方的。我们把它转载在这里，而把“资本论”中的那个地方也并列在旁边，并且把英文和译文都写出来，以便对布伦坦诺和他的读者有所教益：

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 　　In ten years，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as nearly as I can make out-a very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ten years．But in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gain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by 20 per cent．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资本论”第1卷第1版第639页；第2版第678页；第3版第671页；第4版第617页注103[156]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8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d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20 per cent！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翻译出来就是：

在从1842年到1852年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就我所能查明的，增加了6％，——这在十年内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但是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布伦坦诺先生的引自“晨星报”的引文中没有这句话，这是他用以证明他下面这样一个论断的主要王牌：马克思引证的是“兑换论”，而不是“晨星报”。他以并列的各栏中这一揭露性的空白来反驳引文是引自“晨星报”的说法。可是“晨星报”上有这句话，并且正和马克思引的词句完全一样，而那个揭露性的空白原来是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捏造的。如果说这不是“删掉”，不是“歪曲”，那末这些词就毫无意义了。
　　但是，如果说在引文的开头布伦坦诺先生作了“歪曲”，如果说现在他已经避免断言在这同一引文的中间马克思“增添”了一句话，那末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依旧断言马克思在引文的末尾隐藏了它的一部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引文是到下面这个地方为止：
　　但是在“泰晤士报”和“晨星报”的报道中，句子到此还没有结束。在点了一个逗点之后，接着还有一句话：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从中间截断了这句话，“迫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因此这句话失去了任何意义”。布伦坦诺先生在第二篇答复（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中已经把它称为“毫无意义的话”。
　　格莱斯顿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这句话，是一句完全明确的完整的话。如果说它有意义，那是它自己单独地有意义。而如果说它没有意义，那末不管用什么样的“可是”给它添上无论多么长的结尾，这一结尾也不会赋予它意义。如果说这句话在马克思的引文中没有“任何意义”，那末这不应该怪引用这句话的马克思，而应该怪说这句话的格莱斯顿。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重要的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根据布伦坦诺先生的“惯例”一般唯一应当加以引证的材料来源，即永无谬误的“汉萨德”。按照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那里说：
　　句点。而正是在这个句点之后才开始一个新的句子：“可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也点了一个句点，那末他正和毫无瑕疵的“汉萨德”做的一样，而如果布伦坦诺先生根据这个句点给马克思造出一个新的罪名，硬说什么马克思是从句子中间截断了格莱斯顿的话，那末他正好是相信了“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因而他自己应该对后果负责。这也推翻了所谓马克思用这个句点把句子弄得毫无意义的论断；句点不是他的，而是格莱斯顿的，让布伦坦诺去和格莱斯顿讨论这句话有无意义吧，这已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其实，布伦坦诺先生本来就在和格莱斯顿先生通信。诚然，我们不知道他向格莱斯顿先生写了些什么，也很少知道格莱斯顿先生向他写了些什么。归根到底，布伦坦诺先生只公布了格莱斯顿信中的两句空空洞洞、语焉不详的话（文件第16号［注：见本卷第211—212页。——编者注］），关于这两句话我在自己的答复（文件第17号［注：见本卷第212—213页。——编者注］）中指出，“这种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他采取不公布整个通信而发表片断句子的手法，这一事实正好作了完全不利于他的说明。
　　但是我们暂且假定，对这两句空空洞洞、语焉不详的话只能作最有利于布伦坦诺先生的解释。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前大臣的话，据说——因为，就我所知，格莱斯顿先生没有用德文写信的习惯——是这样讲的。
　　这是否等于说：我没有讲过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和马克思“增添”了那句话呢？当然不等于。1863年4月17日伦敦的八家晨报会一致揭发这种论断是撒谎。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这句话曾经讲过。可见，即使格莱斯顿先生未曾在“汉萨德”的报道中作过任何修改，——我虽然比他年轻十二岁，对于二十七年前发生的这种小事情，我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相信自己的记忆，——那末，“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这也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反而作了很不利于“汉萨德”的说明。
　　如果把“增添”句子这唯一的一点放在一边，那末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在这里就根本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一点放在一边，我们就将陷入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的意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十分清楚，当自己的话被人们引证时，格莱斯顿先生宁愿赞同自己的热烈支持者布伦坦诺先生的引证方法，而不赞同对他进行尖锐批评的敌人马克思的引证方法，而这的确是他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至于对我们说来，以及对解决马克思是恶意地还是非恶意地进行引证这个问题说来，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甚至还没有随便碰到的任何一个与事无关的第三者的意见重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格莱斯顿先生已经不是证人，而是当事的一方。

七

　　最后，我们还要简单地谈一谈，格莱斯顿先生在他1863年预算演说中的那个由于布伦坦诺先生而真正变得“声名狼藉的”地方说了些什么，从他所说的话中马克思究竟引用了什么，以及“增添”或“删掉”了什么。为了尽可能地迁就布伦坦诺先生，我们将以毫无瑕疵的“汉萨德”为根据，并且用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
　　对马克思引证的这一句话，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提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对，而只是说什么引文是从“兑换论”来的。但是关于布伦坦诺先生的引文，在这里应该指出，他也根本没有引证“预算演说的原文”。他删掉了格莱斯顿先生接下去讲的一段关于这种惊人增长的原因的题外话，甚至没有用删节号来表明被删去的地方。接下去的引文是：
　　下面接着就是据布伦坦诺先生说是被马克思“增添”的、但4月17日所有八家晨报都证明是格莱斯顿先生确实讲过的那句话：
　　“汉萨德”则在“收入的增长”之后紧接着写道：
　　尽管“汉萨德”删去了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它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还是和其他报纸说的完全一样：如果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仅限于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富裕阶级〕，这对演讲人说来是很不愉快的。但是，虽然他对此很感遗憾，他所描述的增长还是仅限于不属于工人阶级的、有钱纳所得税的人，是啊，这的确是“资本的简单增长”！
　　在这里，终于泄露了布伦坦诺先生发怒的秘密。他在成立宣言中读到了一句话，在那里发现了不幸的自白，他拿来“汉萨德”的文本，在那里没有发现那句倒霉的话，于是就赶忙向全世界宣布：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拿出“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上的这句话给他看。这时，布伦坦诺先生终于不得不——哪怕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结果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遗憾的是，他忽略了：这样一来，“增添”的句子也应该在实质上和“汉萨德”完全一致，而最后还应该由此得出结论：“汉萨德”在实质上和成立宣言一致。
　　而整个这场争论，正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忽视了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虽然塞德莱·泰勒先生硬说他这样做了）引起的，而且他实质上甚至不了解根据“汉萨德”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究竟讲的是什么。的确，要了解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尽管布伦坦诺先生断言，这篇演说“特别是由于……它的清楚明确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扬”，读者可以看到，根据“汉萨德”，这篇演说用的是极其夸张和混乱的语言，附带许多保留条件，演讲人自己也被自己那些重复的词句弄得糊里糊涂。尤其是下面这句话是纯粹的胡说：资本的增长对工人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如果说某种商品和劳动竞争而这种商品（例如，机器）变得便宜的话，那末由此产生的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资降低。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说法，这也会“对工人阶级有极大的好处”！有几家伦敦的报纸，例如“晨星报”，在自己的“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中，用格莱斯顿先生大概想讲的东西暗中代替了上面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认为他想讲的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有利，因为主要消费品会减价；这些报纸这样做实在是太讲仁爱了！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确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不是指除了他刚刚谈到的增长之外的另一种增长，即他所谓的全国状况的大大改善；他是不是立刻忘记了，他所谈的是缴纳所得税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而不是任何别的增长，——这我们不得而知。马克思被控告进行捏造，因而问题在于本文和它的语法含义，在于格莱斯顿先生讲过什么，而不在于他可能想讲什么。他想讲什么，布伦坦诺先生也不知道，就连格莱斯顿先生本人，过了二十七年之后在这方面也已经不是什么权威。不管怎样，这丝毫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
　　所以，这些话的十分清楚的意思是：应该课税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如果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我将感到非常遗憾，但是这种增长的确限于他们，因为工人们没有应该课税的收入；所以，这是资本的简单增长！但是它对工人也有好处，因为它……
　　现在我们引证马克思的话：
　　引起整个这场激烈争论的话，在成立宣言中就是这样转述的。但是自从布伦坦诺先生不敢再断言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以来，已经不再提成立宣言，而把全部攻击指向“资本论”中对这个地方的引证了。在那里，马克思还加引了下面一句话：
　　可见，马克思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实质上”“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正好转述了毫无瑕疵的“汉萨德”所刊载的、格莱斯顿先生讲过的话。唯一可以指责马克思的地方是，他利用了“晨星报”，而没有用“汉萨德”，因而使格莱斯顿先生的末尾一句话有了意义，而格莱斯顿先生原来讲的是没有意义的。
　　根据“汉萨德”，往下是：
　　马克思的引文是：
　　马克思只是扼要地转述了两句干瘪的正面的论断，这两句话在“汉萨德”中是浸泡在一长串毫无内容的、令人肉麻的辞藻中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两句话没有因马克思的转述而失去任何东西，相反，它们显得更好了。
　　最后，“汉萨德”在结束的时候说：
　　这句话在成立宣言中被引用在上面引述的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前面几行。那里说：“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可见，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引证了。可是布伦坦诺先生顽固地不让自己的读者（当然，他们是无法监督他的）知道：成立宣言上有这个地方，就在第一版第四页上。我们也不可能向他的读者每人赠送一册，就像赠送给塞德莱·泰勒先生那样。
　　Nota　bene〔注意二：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6号［注：见本卷第172—181页。——编者注］）中只是为成立宣言辩护，因为到那时为止，布伦坦诺先生还没有把“资本论”中的这个地方列入他的挑剔的范围。而在布伦坦诺先生此后的第二篇反驳（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中，攻击也还是针对成立宣言和马克思为它做的辩护。
　　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事情才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同时，这个转折不是布伦坦诺先生，而是他的一位剑桥的卫士完成的。直到这时才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掩盖了格莱斯顿先生关于英国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的响亮论断，因而使格莱斯顿先生的话具有了相反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放过了一个运用出色的修辞手段的机会。在引言中引用了格莱斯顿的演说的那整个一节，目的是要证明，正是在财富获得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处于困苦和被凌辱的状况。如果把格莱斯顿先生所谓英国工人阶级处于历史上一切国家和时代没有先例的幸福状况的那些夸张之词，和从议会自己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摘引下来的这些关于群众的贫困状况的材料放在一起，会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但是，既然马克思并不想利用这种修辞效果，他当时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引用格莱斯顿的这些话。第一，这些话不过是英国的每一个财政大臣认为自己有义务在良好的、甚至中常的时期加以重复的礼仪性的惯用语，因此它们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格莱斯顿一年之后就否定了这些话，当时，他在工业更加繁荣的时期，在1864年4月7日发表的下一篇演说中，谈到了处于“赤贫边缘”的群众和“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根据“汉萨德”，他还说：
　　但是格莱斯顿先生的这篇预算演说，马克思紧接在1863年演说之后就引证了它，而如果格莱斯顿先生自己已经在1864年4月7日宣布，他在1863年4月16日有“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存在的那种没有先例的幸福状况已经不存在了，那末马克思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引证这些兴高采烈的、但可惜对格莱斯顿先生说来也是过于短暂的论断。马克思可以以演讲人下面这样的自白为满足：虽然150英镑和150英镑以上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可是极贫和极富之间的鸿沟未必缩小。
　　我们不打算谈论德国官方经济学家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的话的手法。如果他每次看到这样的引文都要像布伦坦诺先生那样大喊大嚷，那末他的反驳就会永远不能完结了。
　　可是，让我们来稍微仔细地看一看英国工人——农民或矿工，有技术的工人或没有技术的工人——当时所享有的生活资料的没有先例的增长吧。
　　在英格兰以及在苏格兰的大部地区，“农民”只是指农业短工。在1861年共有农民1098261人，其中作为奴仆生活在农场的有204962人［注：这里的数字部分根据1861年的调查统计，部分根据1863—1867年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157]。］。从1849年到1859年，他们的货币工资一周增加了一先令，在有的情况下是两先令，但是归根到底这种增加大部分只是名义上的。1863年他们的状况怎样，他们居住在什么样的名副其实的狗窝里，汉特医生曾经做过描述（1864年度“第七号公共卫生报告书”[158]）：
　　根据同一个报告，供给一部分短工家庭的食品（尤其是在八个列举出郡名的郡里），少于为避免因饥饿而致病所绝对必需的最低数额。而格莱斯顿先生的政治上的支持者撒罗耳德·罗杰斯教授，在1866年曾说（“农业史和价格史”[159]），农业短工又变成了农奴，而且，如他详尽地证明的，他们吃得和住得都很差，生活得比他们在阿瑟·杨格时代（1770—1780年）的先辈差得多，比十四至十五世纪的短工也差很多。——因此，在“农民”方面格莱斯顿是一点也不走运的。
　　“矿工”的情况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1866年的议会报告[160]。1861年联合王国有565875名矿工，其中在煤矿中的有246613人。在后面这一部分人中，男工的工资略有提高，而且大多是八小时一班，未成年工则必须做工十四至十五小时。矿山视察制度纯粹是开玩笑：3217个矿井共有十二名视察员。因此大批矿工死于本来大都可以避免的爆炸事件。矿主经常是先稍许提高工资，然后通过少给尺寸和少给分量的办法克扣工资，使自己得到补偿。根据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报告，金属矿的情况更糟。
　　而“有技术的”工人的情况又怎样呢？拿五金工人来说，他们共有396998人。其中机械钳工有7万到8万人，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老的强大而富裕的工会具有抵抗力，处境确实很好。其他的五金工人，由于他们必须有体力和技能，其状况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在从1859年和1860年重新开始的工业复苏时期，这是很自然的。相反，从事这同一种生产的女工和童工（仅仅在北明翰及其郊区就有1万名女工和3万名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工）的状况却相当困苦，而制造钉子的铁匠（26130）和制造链条的铁匠的状况则极端困苦。
　　在纺织业中，456646名棉纺工和织工（另奇缺、美国内战正酣的时候，在（1862年10月）百分之六十的纱锭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织机停工，其余的每周只开工2—3天，5万多棉纺织业工人（单身的和有家眷的）向社会慈善机关或救济委员会领取补助，而（1863年3月）136625人为不足糊口的一点钱从救济委员会那里获得公共工程或缝纫学校的工作的时候（瓦茨“棉荒实况”1866年版第211页[161]），如果他们竟听说自己是无比地幸福，大概会大吃一惊！其余的纺织工人，尤其是毛纺和麻纺部门的工人，生活比较不错，——由于棉花缺乏，他们的活增多了。
　　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就一系列较小的行业的情况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说明。织袜业有12万工人，其中只有4000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其余的（内中有很多年纪很小的儿童）则无限度地工作；在大部是家庭手工生产的编织花边和上浆的行业里，在15万工人中只有1万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有大量的童工和青年女工从事过重的劳动；编草帽辫和做草帽的有4万人，几乎全是被工厂主们无耻地用过重的劳动折磨得虚弱不堪的儿童；最后是成衣和制鞋业，在这个行业里有370218个缝外衣的女技师和女时装工，380716个缝内衣的女裁缝——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73380个男工，其中有273223个鞋匠和146042个裁缝，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在这125万人中充其量有百分之三十为私人订货者干活的男工生活还多少可以过得去。其余的人，——和这里提到的所有行业中的人一样，——都遭到中间人、代理人、小业主这些在英国叫做sweaters〔吸血鬼〕的人的剥削，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他们的状况：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领取少得可怜的工资。
　　至于谈到造纸业（10万工人，其中一半是女工）、陶器制造业（29000工人）、制帽业（仅英格兰一地就有15000工人）、玻璃制造业（15000工人）、印刷业（35000工人）、假花制造业（11000工人）等等行业中的工人的“没有先例的”幸福，情况也并不更好一些。
　　总而言之，童工调查委员会要求，要让在工业中从事劳动的总数不下140万人的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都得到工厂法的保护，使他们免于过度的劳动对他们大多数人的致命的危害。
　　最后，依靠社会慈善事业的救济度日的赤贫者的数目在1863年为1079382人。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1863年无疑生活很坏的工人的大略数字上：农业短工按整数计为110万人，棉纺织业工人为469000人，女裁缝和女时装工为751000人，裁缝和鞋匠——除去百分之三十——为401000人，花边业工人为15万人，造纸业工人为10万人，织袜业工人为12万人，童工调查委员会调查的小行业的工人为189000人，最后，赤贫者为1079000人。总共有工人4549000人，在许多情况下还必须加上他们的家属。
　　要知道1863年还是工业情况良好的一年。工业已经完全从1857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需求迅速地增长，除棉纺织业外，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可是，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在哪里呢？
　　四十年代的工厂立法大大地改善了它所涉及的工人的状况。但是在1863年，它只涉及毛纺织、亚麻纺织、丝纺织工业中的工人，按整数计，他们共有27万人，棉纺织业的工人则在挨饿。在漂白和染色业中，对劳动的法律上的保护仅仅是一纸空文。此外，在需要整个的男劳力，而且往往还需要技能的工业部门，由于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的抵抗，工人在工业情况良好的时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利益，即较高的工资，因而可以说，在这些需要使用繁重的男工劳动的工业部门，工人的生活水平平均说来确实有所提高，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一提高说成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可笑的。但是，尽管大量的生产劳动已经转移到了由弱的男工、女工和未成年工看管的机器上，政治家们却仍然愿意只把强壮的从事重劳动的男工看做工人，根据他们的状况来判断整个工人阶级状况。
　　同上述450万处于困苦状况中的工人和赤贫者相对的，是27万报酬高的毛纺织、亚麻纺织和丝纺织工人。我们还可以假定，在376000五金工人中，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另外三分之一还可以过得去，余下只有三分之一，即十八岁以下的工人以及制钉工人、制链条的铁匠和女工处境不好。566000矿工的状况可以认为多少过得去。建筑工人的状况，除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可以算做是好的。在细木工中最多有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大多数则为榨取血汗的小业主（sweaters）干活。铁路职工当时已经普遍地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这种劳动只是在最近二十年才引起了有组织的反抗。总而言之，把所有数字加起来，我们也难以凑满100万工人，对于这些工人我们能够说他们的状况随着工业和资本家利润的增长而获得了改善；其余的人处于中等状况，他们从工业状况的普遍改善中整个说来只获得很少的利益，或者说，这类工人在性别和年龄上这样参差不一，以致男工劳动状况的改善为女工和未成年工的过度劳动所抵销。
　　如果上面所说的还不够充分，那末还可以参看“公共卫生报告书”，而“公共卫生报告书”之所以需要，正是因为在到1863年为止的最近二十年中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就表现在伤寒、霍乱以及其他种种同样美妙的传染病的流行上，这些疾病最后终于从工人住宅区也蔓延到城市的贵族住宅区。在这些报告书中调查了英国工人在居住和饮食方面的“生活资料”的没有先例的“增长”，发现在无数情况下，他们的住宅都是传染病的真正发源地，饮食则只能勉勉强强达到，或者甚至低于不至于因饥饿致病的水平。
　　总之，1863年初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格莱斯顿先生所吹嘘的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就是如此。如果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责备马克思的话，那就是：他放过了格莱斯顿先生上述那段吹嘘的话，给了格莱斯顿先生不应得到的帮助。

---

　　结论：第一，马克思没有“增添”任何东西。
　　第二，他没有“删掉”任何东西，足以使格莱斯顿先生有权报怨。
　　第三，布伦坦诺之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成千上万条引文里只是像水蛭那样紧紧地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这一情况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也就是说，他引证的是正确的。

文件

一
被指控的引文

第1号　成立宣言[162]

　　第一版用的标题：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定价一辨士。“蜂房”报社，弗利特街波耳特巷10号，1864年。宣言以下面的话开始：
　　翻译出来就是：

第2号　“资本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版第670—672页[163]
　　根据这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164]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三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比1851—1853年三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三年中，即1863—1865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注：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Miscellaneous　Statistics　of　the　Un．Kingdom》，Part．Ⅵ，London，1866，p．260—273，passim．[166]
　　第二版附注。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女婚嫁用度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作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于敛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注：《Think　of　those，who　are　on　the　border　of　that　region（pauperism）》，《wages…　in　others　not　increased…　human　life　is　but，in　nine　cases　out　of　ten，a　struggle　for　existence》．（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英国的一位作家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167]：
　　《Voilà　l’homme　en　effet．Il　va　du　blanc　au　noir．
　　Il　condamne　au　matin　ses　sentiments　du　soir．
　　Importun　à　tout　autre，à　soi　meme　incommode，
　　Il　change　à　tous　moments　d’esprit　comme　de　mode》．
　　（《The　Theory　of　the　Exchanges　etc．》London，1864，p．135[168]）．］。不像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二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第3号　控告
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在卡尔·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注：转载于1872年1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5号。（布伦坦诺注）］中有下面一段话：
　　马克思的这段引文获得了很大的名声。我们在很多文章中都遇见了它。自然，作者们很少指出，这段话他们是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摘引来的。他们暗示，他们自己读过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实际情况，可以从下面对照格莱斯顿的演说来判断（参看“汉萨德议会议事录”第3辑第170卷第243页及以下各页）：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150英镑和150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第4号　马克思的答辩[170]

1872年6月1日星期六“人民国家报”第44号
　　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寄了一份3月7日出版的“工人问题杂志”“协和”第10期给我，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论。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顺便引用了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中是没有的。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坦率逻辑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说：“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因此它幸灾乐祸地流露出自己的狂喜，用黑体字和工厂主的德话写道：
　　说什么，最初用英语在伦敦当着格莱斯顿的面出版的成立宣言中有一句话是我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句话在七年半的岁月里畅行无阻地载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现在才终于被柏林的德国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闻。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p．6，Inaugural　Address　etc．）．（逐字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上的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被伦敦各家报刊讨论的文章中，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518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那好吧！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现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Ｔ．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30号。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134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
　　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
　　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谎”！
　　我们顺便指出，作风正派的“协和”还用黑体字转载了格莱斯顿嘟嘟囔囔地说出的另一句话，他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二十年来获得了“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说来都是异乎寻常的和没有先例的”改善。黑体字是要证明，我隐瞒了这个地方。完全相反！在成立宣言中我恰恰强调指出了这句无耻的话和英国官方关于这个时期的报告中所引用的“令人恐怖的统计”（《appalling　statistics》）——比斯利教授就是这样正确地形容的——之间的尖锐的对比［注：这篇演说中的其他胡謅的辩护词我在“资本论”一书（第638—639页）[171]中曾予以批驳。］。
　　“兑换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摘录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4月17日发表了4月16日的预算演说。我曾努力想从自己1863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不过这与事无损。虽然伦敦各报上登载的议会报告总是互有出入，但是我还是相信，没有哪一家报纸能够完全忽略格莱斯顿的这个极其耸人听闻的声明。于是我翻开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它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格莱斯顿的机关报——并在第七版第五栏关于预算演说的报道中找到了下面这段话：
　　译成德文是：
　　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而且只要一想到财富的这种增长只是有利于有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它的真正富裕的部分，他就有点惊恐。
　　《Italiam，Italiam！》〔“意大利！意大利！〕［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册。——编者注］最后，我们来谈谈“汉萨德”。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contra〔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173]把“泰晤士报”上登载的格莱斯顿实际发表的演说和格莱斯顿本人事后删改过的演说全文仔细地核对一下，会得到不少笑料，来品评这位巧言令色的、迂腐的、笃信宗教的、畏畏缩缩地把自己的虔诚和自由主义的《attitudes　of　mind》〔“情绪”〕展示出来的资产阶级英雄。
　　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先生们也迭有所闻。但是他们想：
　　说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们感到怀疑的引文，他们便向伦敦的同事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自己就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那段话抄下来，赶忙送到拉芒什海峡对岸去。现在他们知道我的生产秘密了。我不仅制造了原文，而且也伪造了它的引语。他们陶醉于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请看“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一下子永远信誉扫地，而且所用的办法正是工厂主们应该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没有花费一文钱来对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窃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第5号　匿名作者的反驳
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

一
　　我们的读者或许会记得今年3月7日本刊第10期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文。我们在那里研究了马克思写的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名声，它经常被用来，特别是被社会民主党用来作为明显的证据，证明在保持现代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状况必然恶化。马克思在这里引证了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有了“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他并且以所得税的增长作为证明。但是他为此而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它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收入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问题是，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格莱斯顿说的刚好相反：他不认为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因此，马克思这样歪曲地进行引证的无耻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慨，我们声明：“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