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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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589]kWt品论天涯网

　　这篇登载在1889年5月25日“正义报”上的宣言，力图向全世界宣告有关上述代表大会的“明明白白的真相”。对这些“明明白白的真相”负责的是“社会民主联盟国际委员会”和“社会民主联盟总委员会”。我们不清楚这两个机构是由哪些人组成的。一个名字都没有提到，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注意到宣言的作者们喋喋不休地抱怨海牙“秘密会议”，它的参加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向任何人隐瞒自己的名字的话。然而社会民主联盟的总委员会也好，它的国际委员会也好，都是根本莫名其妙的东西。有人可能还记得，1888年10月23日，社会民主联盟总委员会以七票对二票的多数做出了一个谴责海德门先生“贿买”“正义报”的决议；海德门先生以极端蔑视的态度对待这个决议（1888年10月27日“正义报”），称它是“偶然的”，并且很快就以同样的或者还要多一点的多数票把这个决议取消了。在这以后，这个总委员会甚至甘冒自己被人称为“秘密会议”的危险而不列举人名，这是毫不足怪的；而事实上，在这以后列举人名与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宣言是这样开始的：
　　这里提到的“非社会主义者”是哪些人呢，他们的名字被小心翼翼地隐瞒起来了，正如提出上面那种说法的人的名字被小心翼翼地隐瞒起来了一样；因此不能确定，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明明白白的真相”，或者不是。然而，这种说法不是有意识的诽谤，就是根本毫无意义的东西，当它从那个与可能派订立了紧密的攻守同盟的组织的代表们的口中说出来时，听起来是相当奇怪的，这些可能派在没有“其他非社会主义者”的帮助的情况下还从未能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1883年，他们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出席的外国人只有以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为首的英国工联主义者的首领们，并且布罗德赫斯特先生非常满意会上的发言和通过的决议。他们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就其成员而言同第一次代表会议没有多大差别，而1888年的伦敦代表大会甚至是由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召开的，大家都知道它的成员“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恰恰相反。
　　然而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宣言的作者们利用这个机会提醒我们，社会民主联盟是“大不列颠人数最多和力量最强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件新闻在每一号“正义报”上一周复一周地宣布几乎已经有六年之久了，但毕竟有一些堕落的人竟敢怀疑社会民主联盟的伟大和实力；他们甚至敢于断言，这些发誓要人相信社会民主联盟的伟大和实力的话，恰好在社会民主联盟的实际伟大和力量衰败的时期说得特别频繁、响亮和令人厌恶。他们援引这样的事实：去年年底“正义报”的版面“只是在节日期间”才缩小一半；可是，这些节日却一直延长到今天，而且有些熟悉报纸情况的人断定，这家印数号称超过四千份的报纸现在的发行量几乎只及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还断定，联盟有一些这样的分部，它们从来没有举行过集会，连门面也不装潢一下，而在许多大工业城市里根本没有人读这份报纸。应当说，像波尔顿分部的报告（1888年5月28日“工人选民”报）——它同宣言不一样，不是匿名的而是由八名联盟盟员署名的——这样的报告对于证实这些说法是很有帮助的。当向敌人透露自己的被夸大了的力量的时候，无论怎样为这种军事上的计谋辩护都行，但是当这种计谋被用来蒙蔽自己的同盟者和同志们的时候，对它的评价就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了。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或许才能在联合王国找到一个绝无仅有的人会让自己受社会民主联盟的这些使人厌烦的吹嘘的欺骗。
　　我非常抱歉，我迫不得已用这样的口气来谈论一个做了不少好事，它本来还可以做更多好事，而且它的成员里有很多优秀分子的组织。但是，只要它像目前那样听人摆布，它就别指望获得它所企求的地位。
　　其次，宣言的作者们声明说，他们方面为了达成协议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既然这看来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他们现在决定，仅限于“叙述从来没有人争辩的，明明白白的事实”。这些明明白白的事实共有十四件。
　　这件“明明白白的事实”确实是没有人争辩的；只是1886年会议当时不过称为“代表会议”，而现在，为了使它具有更大的分量，就把它变成了真正的“代表大会”。其次，有一个重要的疏忽：格里姆佩没有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因此他出席代表会议绝对不等于“德国人”同意委托可能派办事。
　　对这一点没有异议。
　　硬说法尔雅代表“所谓马克思派或盖得派”是与事实不符的。法尔雅是由伦敦代表大会之前几天在波尔多开幕的法国工会代表大会派往伦敦去的。只有把所有非可能派的法国工人都当做是“马克思派的或盖得派的”，才能把派遣了六十三名代表到波尔多去的二百五十个地方工会叫做“马克思派的或盖得派的”。波尔多代表大会也一致决议“召开并着手筹备1889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而且它是在伦敦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之前几天做出这个决议的。可是，既然派代表去波尔多的那些人全都被可能派像对待敌人一样地排斥了，那他们根本不可能想到授权这些可能派去召开代表大会，因此硬说“法尔雅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简直是荒谬的，就像说“马克思派”应该受法尔雅的这次投票的约束一样荒谬，其实，他根本没有投票，就算他投过票，那也只是出于错误，连他本人也不能受其约束。
　　至于投票赞成上述伦敦决议的安塞尔和克罗耳竟然“参加了海牙秘密会议”这一情况，那它确实能使每一个会对我们所分析的宣言的“明明白白的真相”和“不可争辩的事实”感到满意的人难于置信。但是从这篇回答的附录［注：见本卷第613—616页。——编者注］中可以看出，安塞尔和克罗耳认为不仅需要到海牙去，而且需要完全避开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并支持召开一个对垒的代表大会；这样做的不仅有安塞尔和克罗耳，而且还有其他的伦敦代表，而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欧洲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代表。宣言的“明明白白的真相”他们全都早就一清二楚了，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恰好仍然——人类天生的劣根性就是这样！——同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这样费尽心机地想强加给他们的结论相反。
　　在市镇选举中可能派的确获得了近五万张选票，其中有很多是他们的反对者，集体主义派（所谓的马克思派）所投的，他们相当宽厚，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努力抛弃派别分歧。可是断言可能派“无论在巴黎或是外省”都是“绝对最强大的法国社会主义党派”，这纯粹是撒谎。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巴黎是可能派的堡垒，然而即使在这里，可能派的状况从他们不仅公开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而且还同机会主义派这帮成为目前法国官方集团腐败现象的化身的证券投机商人结盟以来就急剧地恶化了。可能派在同布朗热做斗争的借口下所结交的正是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的渎职罪行恰好为布朗热树立了声望，并且迫使所有各阶级的数以十万计的人大声疾呼：“宁愿要布朗热，宁愿要魔鬼，就是不要这个吸干我们的全部血液的腐败制度！”——这个事实吓跑了许多可能派过去的忠实信徒；而当可能派在１月选举中支持资产者雅克（他在市镇参议会上一贯投票反对一切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决议），并且实际上反对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布累的时候，他们队伍中的不满迹象就开始增加了。当他们的一位演讲人雷提在集会上为雅克辩护的时候，拥护布累的工人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和打断他的话；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讲台，并大声嚷叫：“是的！我将投雅克的票，可是我要报复那些迫使我干这个卑鄙勾当的人！”而布累，尽管遭到了可能派的疯狂反对，仍然获得了一万八千工人的选票。
　　在这之后，巴黎可能派内出现了瓦解的征兆，这是用不着惊奇的。4月16日巴黎第十四选区小组被代表委员会开除了，反对开除的只有两个人。4月23日阿列曼要求强迫两名党员交出某些信件，否则这些信件可能被用来损害某些领袖，这个建议被交给二十六个小组夫进行表决。但是十五个小组反对它，三个弃权，而第十三选区的许多重要组织都因此退出了联盟，同时声明说：
　　这虽然还只是开始，但是勿庸置疑：甚至在巴黎，可能派首领们的统治也严重地动摇了。
　　至于断言可能派在外省是“绝对最强大的”，那末这不仅不是“明明白白的真相”和“不可争辩的事实”，而且简直是荒诞的。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社会主义组织都没有加入可能派的联盟，而是同它敌对的。例如，里昂（五名市镇参议员是社会主义者）、马赛（一名省参议员是社会主义者）、鲁贝（两名市镇参议员）、阿尔芒提埃尔（五名市镇参议员）、蒙吕松（两名市镇参议员）、科芒特里（市镇参议会全体参议员以及市长都是社会主义者）、加来（两名市镇参议员）、利尔（在最近的市镇选举中拥护非可能派社会主义者的有四千票）、布尔日、维埃尔宗、罗昂、波尔多、纳尔榜、阿累斯等等，等等。在这些市镇参议员和省参议员中一个可能派也没有。在所有这些城市里一切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都无可争辩地掌握在可能派的反对者的手中。
　　的确，近几年来可能派在外省甚至都不敢露面。1887，他们想选择一个举行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哪怕是多少有点成功希望的地点，他们不得不选定阿尔登省的一个未必有人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偏僻市镇。去年冬天，当他们宣布在特鲁瓦（在他们看来，当地工人代表是可以信赖的）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的时候，特鲁瓦地方委员会声明说，这一次代表大会的门将真正地，而不是仅仅虚有其表地向法国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敞开。当巴黎可能派的首领们弄清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他们就宁肯不出席自己的代表大会，也不愿同集体主义派和布朗基派见面，这两派人已来到特鲁瓦，并举行了由可能派召集的，但是被他们所抛弃的、而实际上是从他们那里夺取过来的代表大会。
　　可见，可能派是绝对最强大的这个“明明白白的真相”同宣言中关于社会民主联盟的伟大和实力的大吹大擂的声明是一类货色。
　　然而，不管他们强大还是不强大，他们“认为召开巴黎代表大会是自己的职责”。
　　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此目的而授与他们的全权是否有效的问题。
　　1886年的巴黎代表会议只有很少外国代表参加，——一般说来很难把它称为有代表性的会议——因此它的决议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这种决议顶多对那些投票赞成它的人，就是说对可能派和英国工联主义者才有约束力。这些工联主义者在他们最近的赫尔代表大会上已经抛弃了巴黎决议。因而，剩下的就只有这样一件事实，即1886年可能派在巴黎自己授权自己于1889年召开巴黎代表大会。
　　现在谈谈伦敦代表大会。
　　伦敦代表大会不是全体工人的代表大会，这是工联召开的、除了工联主义者以外原则上没有让任何人参加的工联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不是工联主义者的工人，或者对于所有社会主义者说来怎么能有约束力——这对我说来倒是个秘密。工联代表大会可以召开另一次工联代表大会，但止此而已。如果它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那就越权了；这种举动本身是可以获得我们的同情的，因为它标志着对陈旧的工联主义偏见的胜利，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召开代表大会不属于伦敦代表们的职权范围，因此这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无疑地，波尔多代表大会也只是工会的代表大会，因而，它关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同样程度上也是无效的。但是，这项决定在同年12月为特鲁瓦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批准了，甚至连可能派也没有理由能够反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因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他们自己召开的，如果说他们没有出席大会，那末这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
　　谈到由于故意不让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数几乎等于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数）的代表参加伦敦代表大会而使这次代表大会变成残缺的代表大会，这倒是“明明白白的真相”，真正“不可争辩的事实”；甚至连宣言也不反对这一点，它只是抱怨说，德国人给了代表大会一个这样的称呼，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呼。
　　况且残缺的代表大会（它的少数派，可以说对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在自己的活动中并不是不受拘束的。一旦英国的希普顿派工联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希普顿派就通过希普顿本人的口声明，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就宣布代表大会闭幕；他们完全可以这样做，因为会场是他们租的。这样一来，一开始就令社会主义者感到，他们处在爱尔兰佃农的地位，而他们的大地主希普顿已做好准备，如果需要，就借助于女王陛下的武装力量来行使他的强迁权。
　　社会主义者屈服了，而在当时情况下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可是他们没有提出正式抗议，这是个错误。然而他们毕竟没有忘记，由于奖励他们表现出来的信任，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并且，从这本小册子的附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坚决表示，这种情况绝不允许重演。
　　此外，议会委员会为代表大会准备了一大堆规章和指令，指望利用它们来堵住社会主义者的嘴，并使他们俯首听命。代表资格证的审查、议事日程、表决方式——实际上整个议事规程都是由希普顿派事先拟定好，并以立即驱逐作为威胁而强加给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的。伦敦代表大会并不比一个受雇为资本家工作的工人更自由，也不比一个从敲骨吸髓的大地主那里租种三、四英亩土地、面临要么接受他的条件，要么饿死的抉择的爱尔兰农民更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将载入工人运动史册这已经是够可耻的了；可是还要在这样的或者类似的条件下召开一个代表大会——这是绝不容许的！
　　尽管如此，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者少数派仍然痛斥了希普顿多数派，以致议会委员会很快就对这一个打算冷淡下来了。它公开地把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首先是关于召开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当做一张纸片那样来对待。
　　因此，可能派从伦敦代表大会那里得到的委托是没有充分根据的，第一，因为它是工联代表大会颁发的，而工联代表大会是无权拿义务来约束没有参加工联的工人和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第二，因为伦敦代表大会不让德国人和其他人参加而成了残缺的代表大会；第三，因为它的行动是不自由的；以及第四，因为召开代表大会并在代表大会上构成多数派的那些人首先宣告了这个委托无效。
　　如果不是可能派和他们在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拥护者经常向我们提到伦敦代表大会的委托就像提到什么神圣的和没有瑕疵的东西一样，一般说来我是不会参加这场争论的。这个委托被看得高于一切；不用说，它一笔勾销了早先在波尔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后来又由特鲁瓦代表大会批准的决议；它不仅对于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它的人有约束力，而且对于那些没有到伦敦去、甚至被有意排斥在外的人都有约束力。因此当这些奢望被提出来时，确定这个委托的真正价值就成为绝对需要的了。
　　应该说，虽然伦敦的委托就其实质而言是无效的，虽然它对其余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波尔多代表大会说来是当众打的一记耳光——诚然，这一记耳光并不是大多数投票赞成委托的人有意打的——毕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未参与委托的人对这个委托表示了极大的尊重，而且要不是这些可能派的无原则的行为，委托事实上或许已经终于为大家所同意了。
　　可能派宣布召开代表大会的第一个通告表明，他们不仅不谴责议会委员会用以束缚伦敦代表大会的自由的方式，而且认为这种专横霸道的行为开了一个先例，并觊觎议会委员会篡夺的那些权利。他们事先拟定了议事日程、表决和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式，而且代表资格证的审查应该由各个全国性的小组单独进行。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一切都只是临时性的，并且应当由代表大会来批准。
　　然而，伦敦代表大会不能授与可能派任何它本身并不具有的权力。任何代表大会都不能提出下次代表大会无权废除的决议。因而，伦敦代表大会没有权利授权可能派制定巴黎代表大会必须遵循的规章和指令。而且它也根本没有这样做。然而可能派却觊觎这样的权利。正是可能派的这些无耻的野心引起了随之而来的一切分歧和争论，由于他们不愿意明白清楚地表示放弃这些野心，因而导致了分裂和召开第二个代表大会。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者不希望再一次——这一次是他们眼睁睁地——落入圈套。
　　可见，争论的东西与其说是伦敦的委托，——这里要达成协议并不困难——不如说是可能派对委托的使用，他们的野心，即强行制定代表大会必须遵循的法律，从而把议会委员会对待伦敦代表大会的专横霸道行为推崇为今后一切代表大会的先例。
　　这个“明明白白的真相”的主要部分已经被我们驳倒了。但是断言“可能派直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参加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们这一次打算要这样做”——这或者是蓄意制造弥天大谎，或者是证明宣言的作者们对自己写的东西根本莫名其妙。在1882年5月中央联合会联盟（法国）第三次地方代表大会上，可能派宣布，代表大会允许一切社会主义者参加。然而当三十名集体主义派（即所谓马克思派）相信了这个声明，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时候，却被毫不容情地撵走了，借口是可笑的：他们由于采用了《Fédération　du　Centre》〔“中央联合会”〕的名称而同可能派的《Union　Fédérative》〔“联合会联盟”〕进行了不光彩的竞争。1887年，当十二名集体主义派的代表根据多次发表的关于邀请一切社会主义者参加的声明前来出席这个联盟的第八次地方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喊叫声和嘲笑声的欢迎，并被迫离开了代表大会，当时还做了一项决定：“永远不许马克思派参加我们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比这更妙的是，1888年，当受委托组织可能派特鲁瓦全国代表大会的地方委员会威胁说，这一次要实现始终不断地重复的关于允许一切社会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话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可能派宁肯离开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就是不愿实践自己许下的虚夸的诺言。
　　在这一切发生以后，集体主义派确信“可能派有不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并利用代表大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意图”，这难道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南锡代表会议是德国人而不是拉法格召开的。相反地，拉法格反对召开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并想尽一切办法来取消它，他成功了。可能派不是“最后”被邀请的，而是和所有其余的人同时被邀请的。因此，第六件“明明白白的真相”是彻头彻尾的撒谎；但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它证明的又是什么呢？
　　再次断言可能派是最后被邀请的，还是撒谎。他们是和所有其余的人同时被邀请的；尽管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仍然专门把它讲清楚。代表会议订于2月28日召开，而2月17日当可能派举行他们的全国委员会会议时不仅已经接到了邀请书，而且已经收到了李卜克内西对他们的包含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的信的回答，也就是对那些，用宣言的话来说，“一封都没有回答”的信的回答。他们自己说，李卜克内西“没有回答他们的有关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的问题”。［注：见2月23日他们的正式机关报“无产阶级”[590]。］据我所知，他告诉他们说，他们将在这个代表会议上得到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或许，可能派是希望就先决条件问题进行长期的通信，从而把代表会议拖延到代表大会本身之后。但是那些认真致力于达成一个受到一切有关方面一致尊重的协议的人则根本不希望这样做。不管怎样，可能派后来没有出席代表会议，因此代表会议不得不在确实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举行了。
　　由于海牙代表会议是德国人召开的，他们邀请了那些同他们保持联系的外国社会主义者，即荷兰人、比利时人、丹麦人和瑞士人，以及两个法国党派（当时他们需要在这两派之间担当调停人）。派遣威·　莫利斯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同盟是拉法格邀请的，而可能派也曾经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邀请社会民主联盟；不管怎样，在这里，即在伦敦，谁也不清楚，谁被邀请了和谁没有被邀请，以及谁被授权邀请谁。至于被邀请的只是显然与可能派为敌的那些人，这是谎话。比利时人同他们已经保持了好几年的友好关系，并在今年复活节举行的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表明，最不希望因某事而引起他们的不满。[591]荷兰人、丹麦人和瑞士人也不是与他们为敌的，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显然为敌”。如果说拉法格成了法国的唯一代表，那末这只应归咎于不愿接受邀请的可能派。说拉法格同可能派的“多年的激烈的纷争”带有私人的性质，这是撒谎。拉法格、盖得、杰维尔以及一大批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组织同党的多数派断绝了关系，是因为多数派背弃了自己的纲领，而宁肯建立一个根本没有纲领的党。
　　在第八条和第九条里唯一正确的地方是，代表会议是“秘密的”，因为它不是公开的。公众和报刊的代表当然没有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如果它对可能派说来是“秘密的”，那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出席代表会议。然而，代表会议之所以做出决议，就是专门为了要通知可能派，并且立即由沃耳德斯通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对“秘密的”代表会议发出的这种埋怨究竟有什么意思呢？无论如何，代表会议比起要对宣言负责的两个谜一般的机构的会议来，它的“秘密”性质要少得多。全世界不仅知道它的各项决议——因为它们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甚至连代表的姓名都知道。而邀请报刊的代表参加旨在为两个意见不一致的社会主义者的团体进行调解的代表会议，这当然是荒唐的。
　　在对预谋的代表会议和秘密会议的做了各种含混的暗示之后，读者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会对这个“在我们看来，是追求不良目的”的、阴谋家的会议的可耻行径和卑鄙暴行进行惊人的揭露。而结局如何呢？在海牙通过了“许多没有引起严重异议的决议”！能说社会民主联盟国际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了吗？
　　我们的作者们企图尽快地躲开这些决议。要知道，这些决议中所做出的让步比可能派希望能够得到的要多得多。然而未被允许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德国人，以及为伦敦代表大会所忽视的法国集体主义派表示愿意承认伦敦的委托，允许由此而废除波尔多和特鲁瓦的各项决议，和保留可能派召开和组织代表大会的权力，只要他们明白清楚地表示放弃强行规定代表大会必须遵循的规章和“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切企图。终究必须指出，甚至连宣言也不能对海牙的各项决议吹毛求疵。
　　然而，又据说，主要的祸害不是决议本身，而是他们企图迫使可能派接受这些决议的方式。这里又开始臆造了。派沃耳德斯去为的是要“把这些决议强加给可能派”。沃耳德斯之所以被派到那里去，是因为他是海牙代表会议所有代表中唯一最坚决地为他们辩护的人！“伯恩施坦写作”的东西除了他本人以外，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像宣言的作者们现在应该知道的那样。尽管我没有权利代表“德国领袖们”说话，但我深信，如果我建议社会民主联盟和它的巴黎盟友发表所收到的这些领袖们的任何一封来信，他们是不会反对我的。
　　海牙的各项决议都公布了，可能派受到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决议，那末有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那些组织就要召开另一个代表大会，也就是在波尔多和特鲁瓦做出决议要召开的那个代表大会。可能派或许会觉得这是“非常恶毒的和盛气凌人的”，然而这是开导他们的唯一办法，如果一般说来这是可能的话。
　　往下是最精彩的东西——的确是整个宣言的精华。
　　海牙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们曾声明说，他们准备在下述两个条件下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第一，可能派应该同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协同召开代表大会，这些组织的代表应该同可能派一起签署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可能派断然拒绝履行这个条件，无论谁来签署都行，就是同他们对抗的法国集团的代表不行。如果宣言的作者们不知道这件事，那就请向“正义报”的编辑［注：海德门。——编者注］打听一下吧，这件事他知道得非常清楚。
　　第二个条件是，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制定议事日程方面应该是有主权的。对这个条件可能派不论在“实际上”还是在别的不管什么上也都没有承认。起初，他们规定，代表资格证的审查由每个民族的小组单独进行。对方声明说，应将这个问题提交全体代表大会解决，对此可能派回答说，特殊事件可以交由代表大会解决，然而什么事件才算是特殊的，却只字不提。不，他们在继续争吵哪些权利该交给代表大会，哪些不该交给，并且他们只是在接到召开“对垒的代表大会”的通告以后才终于迫不得已明确和直截了当地声称，全国性小组对代表资格证有异议的一切事件都将由代表大会来解决。如果他们及时发表这个声明，主要的困难就已经被克服了，当然，现在太晚了。
　　在议事日程问题上他们也玩弄了这种花招。他们不是把自己看做受委托来拟定——为使代表大会便于进行工作——将由代表大会自行决定批准或取消的临时性措施和建议的人；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像支配未来代表大会的某种神秘的、实质上是无限的权力的体现者一样，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权利让出一部分，以讨好外国组织，然而后者为此就应该承认他们窃取控制代表大会的权力的其余的野心。只要看一看他们5月13日的最近的决议就够了，那时他们已经收到关于召开对垒的代表大会的通告（见5月25日“正义报”）。他们一直同丹麦人在议事日程上讨价还价，好像他们或者丹麦人受权解决唯有代表大会本身才有权解决的问题似的。后来他们慷慨地同意接受英国工联抗议委员会关于把召开和组织未来代表大会的规定列入议事日程的建议。“正义报”天真地对此补充说，即使还有不满的理由，“我们的德国同志们和其他同志们这一次总会同意了吧”。“只是这一次”请按我们的意见去做吧，而下一次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建议当然是诱人的，可是，很遗憾，去年在伦敦设法采用了这样的路线，并且“那一次”这样做也就已经够了。
　　可能派只要说一句话，协议也就达成了，即他们应该在他们所有的规章和指令里加上“临时性的”、“应由代表大会批准的”等字样。然而，就是这一点，任何力量都不能从他们那里争得；因此，第二个代表大会对于所有不希望再次成为希普顿化［shiptonized］的人来说才成为必要。
　　因为这次辩论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正义报”上进行的，所以十分明显，以社会民主联盟的名义说了第十二条里的那些话的人们，要么没有看他们自己的正式机关报，要么故意咬定与事实相抵触的东西。
　　可见，结论是，海牙代表会议的代表们似乎对可能派郑重承诺不在7月而“在9月”，或者“不在今年就在明年”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但是，要知道７月的第三个星期毫无疑问是“在今年”，因此对李卜克内西无论如何是无可非难的。为了尊重我们的读者，我们将不就这些幼稚的怨言进行辩论。不过，我可以说，选定7月14日至21日这个时间，首先是为了满足法国人的一致要求，而其次是因为，唯一的、还没有经过检验的使两个代表大会合并的方法，如果这一方法一般地说有可能的话，——那就是使它们同时开会。
　　14．“海牙秘密会议和巴黎对垒代表大会的主要筹划人是拉法格、盖得、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女士（拉法格同她的姐姐，卡尔·　马克思的女儿结了婚）、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表示完全赞同他们的活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