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I.答“正义报”）

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Y4C品论天涯网

答“正义报”[574]Y4C品论天涯网

　　“正义报”即“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在它1889年3月16日的那一号上，攻击了被它一般称之为“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那些人（不管他们是谁），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正式机关报”（指伦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上述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人报”从我们的德国朋友根据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得拥有这种正式机关报，否则即犯有加入“秘密会社”之罪[575]的时候起，就不再是“正式的”机关报了。该报从那个时候起，正像它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甚至已不是“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而只不过是“讲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引以自豪的是：它享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充分信任，而这个党的力量远远不限于1887年投票赞成它的那七十七万个选民。
　　“正义报”认为：
　　这种指责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按照“正义报”的说法，住在外国的德国人，应该放弃自己的本族语言，即他们在自己的同胞中间唯一可用的宣传工具，并且应该仅仅变成他们卜居的国家所能发生的任何运动的附属品。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专供讲德语的读者阅读的德文报纸。它的印数的十分之九是直接寄往德国的。它之所以不得不在英国出版，是因为比英国用来对付爱尔兰的手段更坏的非常法，迫使编辑部把自己的活动移到国外，而瑞士政府慑于俾斯麦的压力把编辑部的全体同事都赶出了瑞士。
　　“伦敦自由新闻”[576]是地方性的德文报纸。它已经存在三年多了，这足以证明需要有这种刊物。其实可以让它自己为自己说话。
　　对于在美国的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为了说明“正义报”对他们提出的指责，我们可以指出：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577]（虽然它起初、甚至现在主要是由德国人组成的）那里，有许多非德国人支部——英美人支部、斯拉夫人支部、斯堪的那维亚人支部等等；除了可以全部自给或者几乎全部自给的为数众多的德文报纸以外，它还出版一种英文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578]，并且正在弥补它的平衡表中直到现在还有的那个相当大的赤字（见1889年3月2日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刊登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它自己出钱保证一位英美工人的宣传员加赛德教授的生活；在美国有人指责它，说它是一小撮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竟干涉与他们无关、他们又不理解的美国事务。尽管在美国的德国人不是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就是打算加入并且定居美国，而人们还是这样对他们说。如果住在英国、而且大多数只是那里的临时居民的德国人遵循“正义报”给他们提出的教导，如果他们开始为英国读者出版英文报纸、积极参加在英国人中间的公开宣传、干预英国的政治生活、履行英国人的一切义务并要求英国人的一切权利，那末他们就会受到同样的指责，并且在指控者中间可能会有“正义报”。
　　至于在美国的德国人似乎“应该学习英语”这一主张，我只能说，这也是我的愿望。但是，很遗憾，情况远不是这样。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可能，有效而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宣传。在美国也好，在瑞士也好，在东欧和北欧也好，如果没有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德国人的活动，那末社会民主党就不会占有它今天这样的地位。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他们都是第一个在不同民族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建立互相的联系，而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现在的地址是托登楠街托登楠大院路49号）早在1840年就是第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组织。[579]如果“正义报”连这些事实也不知道，那末国际警察和国际资本对这些是了解得很清楚的。每四个被大陆的警察局迫害、缉拿或者驱逐的外国社会主义者之中，就有三个是德国人。现在美国国会正在审查的关于禁止外国社会主义者迁入的法案，主要是反对德国人的。
　　“正义报”继续说道：
　　为了弄懂所有这一切，必须知道1871年以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某些事实。在1871年公社的日子里被击溃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逐渐恢复了元气，并且重新出现在1879年马赛代表大会的舞台上，在那里他们组成了工人党；但是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每个派别都把自己叫做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er），但是，最好是用它们彼此赠送的称号来叫它们，那就是可能派和马克思派。除了这两个集团以外，还有一个布朗基主义者集团，它有着自己的独立组织，虽然一般说来，它起先曾同工人党合作过，而分裂后又同所谓马克思派合作过。在这些不同派别的每一派的势力范围内，有许多工会（chambres　syndicales）和其他工人联合会。一般说来，可能派在巴黎势力最大，而在地方却几乎完全是所谓马克思派的天下。这两个独立的集团之间的分歧的实质，我现在不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分歧是存在着的。但是，同样分成几个不同集团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也好，只是在1875年才联合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好，都无权指责法国人缺乏统一。
　　可能派为了争得公认他们是法国唯一的真正的工人政党，就开始召开国际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883年在巴黎，后来是在1884年（这次出席的外国代表主要是英国工联主义者），第三次是在1886年，当时也有其他国家的几个代表出席。在最后的这次代表会议上，决定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委托可能派组织这次代表大会。但是，无论是德国代表格里姆佩，还是奥地利代表，都没有投票赞成这项决议。不管怎样，这次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除了可能派和英国工联主义者外，只有一小撮比利时人，一名澳大利亚人，一名德国人，一名伦敦德意志协会的代表，一名瑞典人和一名奥地利人）的决定，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有代表的人们，根本不认为这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对自己有约束力，这一点已经由英国工联证明，它们在赫尔代表大会上拒绝承认这次代表会议的许多决议。
　　1887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瑞士的圣加伦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在1888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当工联大约同时宣布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德国的工人政党表示准备放弃自己的代表大会，如果允许它的成员——只要允许！——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话。
　　工联在宣布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时声明说，只有bona　fide〔可信任的，正式的〕工人组织的bona　fide代表才允许参加代表大会。但是，要知道，在德国现在实行非常法的情况下，政府会把任何胆敢选出代表并把代表派往伦敦的工会组织立即解散，并且没收它的基金。工联理事会提出的条件，等于堵塞所有德国代表进入代表大会的道路。当时德国的工人政党派了我们著名的帝国国会成员奥·倍倍尔在本书作者的陪同下去伦敦。他拜会了议会委员会[581]和工联理事会的书记，并且同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582]的代表们谈了话。随后保持了长时期的通信，德国人试图在通信中争取改变参加代表大会的条件。但是，工联理事会议会委员会的决议仍旧有效，我们进入代表大会的道路被有意识地堵塞了。这以后，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对这样的代表大会发表了抗议。
　　代表大会举行了。在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中，从来还没有在这样屈辱的条件下召开过工人的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历次工人代表大会都认为自己是有主权的。它们的组织者可以初步制订规则，但是每个代表可以不同意这些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则由代表大会本身作出最后决定。而这一次，参加条件、议事规程、程序和表决的规则、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一切都是议会委员会这个反社会主义的工联伦敦理事会的反社会主义机关预先指示的。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仍然都接受了这种屈辱，因为不然，租有会址的工联理事会就会干脆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认为——而这也完全正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证明英国工会组织的行列中存在着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少数派。但是，他们是应该表示抗议的，而他们没有这样做。
　　这样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甚至对于曾经向代表大会派出代表的那些人来说，也未必能够被认为是有约束力的，并且它的发起者即议会委员会本身，哪怕是由于拒绝贯彻决议中的一个决议（1888年11月的报告第2页）[583]，也就是背弃这些决议了。认为这些决议对于那些不但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代表参加而且被有意识地排除在外和对此表示过抗议的人有约束力，这简直是荒谬的。不管怎样，代表大会已经决定，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委托巴黎的可能派组织代表大会。
　　和伦敦代表大会同时，与法国的所谓马克思派有联系的法国工会在波尔多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它也决定1889年在巴黎组织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波尔多曾向伦敦代表大会派了一名代表，但是他只是在大会快完了的时候才到伦敦。
　　后来，法国可能派于去年12月在特鲁瓦召开了自己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但是，特鲁瓦的地方组织者——也是他们这一派的成员——声明，他们认为邀请法国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这个代表大会是自己的义务。于是，可能派离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由承认波尔多通过的关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所谓马克思派和布朗基派组织的。这样做只是自卫，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伦敦代表大会既然委托可能派在巴黎组织自己的代表大会，就是准备把一切不受可能派影响的法国工人从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名额中排除出去，虽然伦敦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样，1889年在巴黎就必须召开两个对垒的代表大会。虽然“正义报”完全不让自己的读者们知道法国各大工人团体已在1888年秋天在波尔多和特鲁瓦举行了会议（在波尔多有63名代表出席，代表马赛、利尔、里昂、鲁贝和其他城市的250个地方联合会；在特鲁瓦有36名代表出席，代表327个不同的组织，即各地方工会和社会主义小组），并且决定召开他们也会有代表出席的代表大会，——但是这些事实仍然传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于是，德国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尽一切努力来防止这两个对垒的代表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知道，这两个代表大会将互相敌视，并且必然两败俱伤），并且试图由这两个残缺的代表大会组织一个真正的代表大会。
　　为了这个目的，德国人——组成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帝国国会的成员——建议召开国际代表会议，并且邀请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两个派别、以及和他们保持关系和通信的其他非德国人的社会主义组织参加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2月28日在海牙（荷兰）举行的，我不是作为代表而只是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了代表会议。法国的两派都被邀请了，但是可能派没有到会。拉法格代表了马克思派。代表中间有两名德国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名荷兰人（多梅拉·纽文胡斯和克罗耳）、两名比利时人（安塞尔和沃耳德斯）和两名瑞士人（赖歇耳和舍雷尔）。
　　当时应该解决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召开统一代表大会的措施；第二，制定参加统一代表大会的条件，凡是愿意在统一代表大会上有自己的代表的小组，任何一个也不会被排除在外；第三，代表大会在它的内部事务方面的主权。应该指出，可能派由于跟着工联议会委员会的脚印走，已经事先把他们打算用来束缚代表大会的守则和规章公布了。不但完全预定好了日程，而且此外还有一条规则，即不应该由整个代表大会，而应该由每个全国性的小组单独来审查和批准代表资格证。虽然代表大会后来可以接受或拒绝这个日程和这个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法，但是，接受或拒绝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疑应该给代表大会本身，何况，可能派规定的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法，实际上使他们有可能只许合乎他们愿望的法国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人们记得，几个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样差一点被议事规程制定委员会排除掉的，在这个委员会里，英国工联同外国人比起来只占微不足道的多数。而巴黎是可能派的支柱，而且他们打算请求巴黎市政委员会提供5万法郎（200英镑）供代表大会之用，由他们支配这些款项。
　　于是，海牙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由此看来，代表会议向可能派百般让步了。根据伦敦代表大会的决定，代表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委托给了他们，而他们的法国对手是被排除于这项工作之外的。人们要求可能派做的，只是公布一个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同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同样也由其他一切有关的党派签署，并规定：（1）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2）参加代表大会的主要条件；（3）代表大会对议事规则和议程的主权。这种让所有在上面签字的组织负有义务的共同通知书的形式，是保证代表大会的真正普遍性和国际性的最好手段，更确切些说，是唯一的手段。共同通知书提出的参加代表大会的主要条件，可以防止重演不容许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代表参加的丑事，而由于这种丑事，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当代的无产阶级运动代表面曾经是如此不充分。在议会委员会企图创造先例和可能派仿效它的榜样之后，要求特别指出代表大会在它的一切内部事务方面享有主权，就成为必要了。这个要求涉及的仅仅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完全没有侵夺伦敦代表大会授给可能派的全权，因为伦敦代表大会并没有授权而且也不能授权世界上任何人来规定对以后的代表大会有约束力的规章。
　　海牙的决议根本不是以同伦敦代表大会相抵触的精神通过的；下面的情况证明了这点，即同意这个决议并且在它上面签了字的代表当中，有两名代表——根特的安塞尔和海牙的克罗耳——也是1888年11月在伦敦的代表，并且不仅是亲身出席的代表，而且是代表外国人的执行主席。这点还可以用另一种情况来证明，即没有被允许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两名德国人和没有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法国人，都同意可能派保留在那里能够享有和已经授给他们的一切全权。他们只要求一点：根据同其他代表平等的原则，保证他们有可能参加巴黎代表大会，并且在这个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代表大会本身能够最后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由于海牙代表会议敢于以这种和解的精神行事，“正义报”就称它为“秘密会议”！
　　可能派拒绝了向他们建议的合作。他们同意外国的社会主义者同他们一起在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上签字，但是，不属于他们这一派的任何一个法国社会主义者，都不应该签上自己的名字。由此可见，他们是在追求法国唯一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个角色，并且指望我们这些外国人承认他们就是这种组织。此外，他们不同意由整个代表大会规定代表资格证的审查方法，据说是有可能派事先指示的守则和规章，而代表大会应该毫不推诿地接受。
　　这些情况，会打消人们对去年11月在伦敦决定召开、并且委托可能派组织的代表大会并不只是一个假代表大会所抱的一切希望。我们可以等着看，在海牙有代表的团体现在会怎样做；不管怎样，它们已决定共同行动。
　　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正义报”硬说，似乎这家报纸在伦敦代表大会以后“拚命嘲笑和辱骂可能派”。“正义报”号召所有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我们联合起来，真诚地谋求结束这种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
　　“正义报”用它那特有的调子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论和行动，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种嘲笑和辱骂，或者对这种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一次也没有抱怨过。无论是在我们党内，或者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其他国家的支部，我们德国人已经习惯于进行非常坦率的批评。我们非常清楚地懂得，把这个运动变成一个相互吹捧的协会或鼓动家彼此保险的保险公司，这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那么娇嫩，已经能够忍受住“正义报”的攻击而不打一下哆嗦。但是要知道，我们来到英国，并不是为了放弃我们在俾斯麦面前曾经保持过的、英国人在过去光荣的革命战斗中争得并有理由引以自豪的那种自由批评权。所以，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就要不客气地公开说出自己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当然也有英国社会主义者的“争吵和倾轧”的意见。
　　可能派近来所奉行的政治路线，绝对不是一向得到其他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普遍赞同的，而他们在最近巴黎选举期间采取的立场，也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在把共和国从布朗热手里拯救出来的借口下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最会卖身投靠的分子，同靠吸法兰西的血而发财致富已经有十年的机会主义派[584]联合起来；他们拥护和投票赞成政府的候选人、酿酒资本家、“下流的候选人——法国的约翰·詹姆森”（1889年1月19日“正义报”）。而当社会主义者工人布累，即不久前组织了挖土工人大罢工的那个人被提为候选人与布朗热和雅克相对抗的时候，他们附和了资产阶级的合唱：不要在伟大的共和派的队伍中制造纠纷！在英国这里，伟大的自由党用同样的话不止一次地声明反对“正义报”提出的候选人。如果使工人们有可能投票赞成他们自己的代表中的一个，而不是使他们面临这样的选择，即要么投票赞成布朗热，要么赞成资本家中的一个（正是资本家想把法国的财富弄进自己腰包的贪欲，像海德门先生在1889年2月2日“正义报”上非常正确地指出的，才使布朗热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对布朗热的斗争岂不是会更加成功。
　　对“正义报”应该公正［注：双关语：《Justice》有“公正”的意思，也是该报的名称。——编者注］：它既没有为可能派的这些行为辩护，也没有为“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党在某种程度上有损名誉的联系”（1月28日“正义报”）辩护；但是，它也对自己的读者只字未提可能派的机关报“工人党报”[585]曾经在反对布朗热的狂热中要求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可恶的出版自由”［注：“我们应该不倦地重复，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危急时期，这种出版自由应该取消”——1889年3月18日（正是在这一天！）“工人党报”。］和结社自由。“正义报”用尽一切办法来瞒过自己的读者，既不让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也不让他们知道围绕着工人候选人的斗争和工人候选人仍然获得了17000张选票。由于我们公开地谈到可能派的这些可耻行径，这个不敢为它的可能派朋友的行为辩护的报纸就指责我们，说我们是在搞嘲笑和辱骂，是在搞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
　　问题在于，可能派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内阁社会主义者，并且享有这个地位的一切好处。当波尔多代表大会被当局禁止，受到警察局的迫害、并且只是由于它在一个市长有革命情绪的临近小城的市政厅里给自己找到容身之地才能举行的时候，当警察局向特鲁瓦代表大会进行了几次袭击，制止悬挂红旗的时候，——这些事实可能派的报纸既没有谴责，甚至也没有提到——这些“非常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却正在同巴黎的查理·沃伦之流非常和谐地合唱。当巴黎当局禁止了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筹划的要求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的时候，他们不仅不表示抗议，反而公开欢迎这个步骤。
　　由此看来，如果今年在巴黎举行两个代表大会的话，其中一个不但会得到警方的保卫，而且会得到赞助。它将得到政府、省当局和巴黎市政委员会的赏识。它将受到祝贺和百般的巴结。它将得到官方的外宾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所享有的一切优待和特权。
　　好心的共和派将躲开另一个代表大会，当局将警惕地注视着它，顶多只是不去打扰它而已。如果英国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他们会感到置身在巴黎就像突然又出现在特拉法加广场上了。

---

　　注释：
　　[574]这篇抨击文的初稿是伯恩施坦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写成的，用以答复刊载在1889年3月16日“正义报”上的编辑部短评“德国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和巴黎国际代表大会”。抨击文的原文经恩格斯修改后，用英文在伦敦出了单行本，同时译成德文用本报编辑伯恩施坦的名义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抨击文在揭发法国可能派的阴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可能派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会主义领袖的支持下，曾企图把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权和这次代表大会的领导权拿到自己的手里。
　　“正义报”（《Justice》）——从1884年1月起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周报，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在1884—1925年用这个名字出版。——第573页。
　　[575]指帝国法院刑事厅批准1886年8月4日夫赖堡萨克森法庭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批领导人（倍倍尔、奥艾尔、弗罗梅等）同副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有联系而犯了加入“秘密会社”罪所作的判决。被告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法庭是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35）作出判决的。在帝国法院批准判决以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带有党的机关报的比较正式的性质是适宜的，所以从1886年11月5日起，报纸就用“讲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这个副名出版了。这个决定得到恩格斯的赞同。——第573页。
　　[576]“伦敦自由新闻”（《Londoner　Freie　Presse》）——社会主义者周刊，由德国流亡者出版。从1886年起用“伦敦工人报”（《Londoner　Ar-beiter-Zeitung》）的名称出版，而从1887年10月至1890年6月用本名出版。——第574页。
　　[577]见注376。——第574页。
　　[578]“工人辩护士报”（《Workmen’s　Advocate》）——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1885年在纽约创刊；1891年4月以前用本名出版。——第574页。
　　[579]见注250。——第575页。
　　[580]“人人权利报”（《Recht　voor　Allen》）——荷兰社会主义者报纸，斐·多·纽文胡斯于1879年创办。——第575页。
　　[581]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577页。
　　[582]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
　　社会主义同盟——英国社会主义者组织，1884年12月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来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中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分子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便瓦解了。——第577页。
　　[583]这里提到的议会委员会关于1888年伦敦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对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新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的适宜性表示怀疑。——第578页。
　　[584]机会主义派——见注268。——第584页。
　　[585]“工人党报”（《Parti　Ouvrier》）——法国报纸，可能派的机关报，1888年3月在巴黎创刊。——第5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