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军事法[396]
一
看一看帝国国会中的民族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397]对待军事法第一条的态度,确实是一件有趣的事,军事法第一条规定:
“陆军部队士官和列兵平时实有人数在没有颁布其他法令以前定为401659人。”
他们叫嚷说,这一条不能接受,因为这就取消了帝国国会的预算法,使批准军事预算成了一出纯粹的闹剧!先生们,说得对极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这一条文不能接受,所以你们一定会基本上接受它。过去你们经常婀娜下跪,现在要求你们再跪一次,又何必那样忸怩呢?
普鲁士军队的改组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这次改组引起了一场著名的冲突。[398]在整个冲突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贯彻了曼托伊费尔的原则:“强者勇于退让”[399]。丹麦战争以后,退让的勇气愈来愈大了。1866年俾斯麦从萨多瓦凯旋归来,要求奖赏在此以前一直非法支出经费的行为,这时候退让就再没有任何止境了。军事预算立刻获得批准,而任何东西一旦在普鲁士获得批准,那就永远被批准了,因为根据普鲁士宪法规定,“现行的〈一旦获得批准的〉各种赋税仍将继续征收!”[400]
接着,召开了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讨论了联邦宪法。[401]纷纷议论预算法,宣布政府的提案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缺少财政监督。翻来复去,最后还是吞下了苦药丸,规定普鲁士宪法中有关军事预算的所有重要条款都适用于北德意志联邦。这已经使军队的平时编制从20万人增加到30万人。
现在又来了光荣的1870年战争以及靠它帮助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又是一个制宪的(!)帝国国会和新帝国宪法。[402]又是些冠冕堂皇的演说,数不清的关于预算法的保留意见。而这些先生们作出了什么决定呢?
帝国宪法第六十条规定:
“德国军队平时实有人数在1871年12月31日以前定为1867年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并且在联邦各邦之间pro〔按〕人口rata〔比例〕加以分配。今后军队平时实有人数都通过帝国立法程序加以确定。”
1867年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就是401000人。不久,帝国国会又决定把这个决议的有效期限延长到1874年12月31日。 第六十二条:“为了支付德国军队全军及其所属机构的费用,在1871年12月31日以前应该根据第六十条所规定的平时军队人数按一个士兵每年225堪勒计算把钱交给皇帝支配。在1871年12月31日以后,联邦各邦应该把这笔款项缴纳给帝国国库。为了计算这笔款项,第六十条关于军队平时实有人数的临时规定在未经帝国特别的法律予以变更以前仍然有效。”
这是我们的民族自由党人对不可侵犯的军事预算的第三次下跪。如果现在俾斯麦出来要求把方便的临时规定变成更方便的经常规定,这些先生们就会叫嚷说,有人一连三次破坏那个已经被他们当做祭品的预算法。民族自由党的先生们!请你们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吧!“请你们斟酌当前情况采取行动吧”!抛弃“那些无法实现的理想”,在“现有事实的基础上”勇敢地继续从事你们的工作吧。你们不仅干了第一次,而且已经干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那就不要怕干第四次!暴跳如雷、捶胸跺脚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在这里你们终究是要再作一次臭名远扬的“妥协”的,而政府也一定会实现它所希望的一切,如果不挨揍就了结了事情,那就算你们走运啦。把预算法让给醉心于实利主义的英国人、堕落的法国人、落后的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去享受,用不着效法“外国的榜样”,从事“真正德国的事业”吧!如果你们一定希望要有预算法,这就只有一个办法:请你们下一次只选举社会民主党人!
二
民族自由党人是愚蠢的——虽然小拉斯克尔精明能干——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但是我们还是不认为他们会像毛奇所说的那样愚蠢,这位沉默大师在帝国国会里讲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是他仍然是沉默大师,因为他对自己的听众几乎隐瞒了他自己所想的一切。只有两点他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第一,不幸的第一条是完全必要的;第二,他说了一段出名的话:
“我们花了半年时间用武器夺得的东西,应该手执武器保卫它半个世纪,使别人不能再从我们手里把它夺走。我们自从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到处都受到了重视,但是哪里也没有受到爱戴。”[403]
Habemus confitentem reum〔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已经招了供的罪犯〕[注:西塞罗“关于利加里的演说”。——编者注]。这里我们已经使罪犯认罪了。当普鲁士在色当会战[404]以后提出了割地的要求的时候,有人就说:新的疆界完全是由于战略必要性所决定的;我们所要的只是为我们的防御所绝对必需的东西;在这条新疆界以内,在我们的工事构筑好以后,我们就能够抵抗任何侵犯。如果谈的是问题的纯粹战略方面,的确是如此。拥有科伦,科布伦茨和美因茲这三茲个大型的主要要塞的莱茵河筑垒线只有两个缺点:第一,它可以通过斯特拉斯堡来加以迂回;第二,它缺少由能够使整个战略基地具有纵深的筑垒据点组成的突出线,吞并亚尔萨斯—洛林补救了这两个缺点。斯特拉斯堡和麦茨现在构成第一线,科伦、科布伦茨、美因茲构成了第二线。这些全都是头等的要塞,它们拥有远远向前突出的堡垒,能够抵抗现代的线膛炮。此外,这些要塞之间相隔的距离,对现代庞大军队的自由运动都极为有利,而且它们都配置在非常便于防守的地方。只要比利时的中立没有遭到破坏,法国的进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麦茨和佛日山脉之间的狭窄地带上被遏止;只要愿意,从一开始就可以退到莱茵河东岸,迫使法国分兵进攻麦茨、斯特拉斯堡、科布伦茨和茲,从而使它在第一次大会战以前就削弱自己的力量。按威力来说,这是全欧洲的其他任何阵地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威尼斯四边形要塞区[405]同这个几乎无法攻克的阵地相比简直就是一件儿童玩具。
恰好是为了保持这个几乎无法攻克的阵地,德国才被迫——用毛奇的话来说——要手执武器把夺得的东西保卫整整半个世纪!最强大的阵地本身并不能保卫自己,它要求有人来保卫它。为了保卫它,就需要兵士:就是说,阵地越强大,需要的兵士就越多,这样继续下去,形成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还要补充一点,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亚尔萨斯—洛林的“被夺去了的同胞们”,却丝毫也不想知道任何有关德意志母亲的情况,而法国人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一有恰当的机会,就会设法从德国的怀抱中把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解放出来。德国一方面得到了强大的阵地,另一方面也迫使法国人支持任何想进攻德国的人,这样一来,两者就相互抵消了。换句话说,强大的阵地本身包含着欧洲结成同盟反对德意志帝国的萌芽。在出现这个事实的情况下,无论是两三个皇帝举行会见还是举杯祝贺,都丝毫也无济于事,这一点没有谁比毛奇和俾斯麦知道得更清楚了。毛奇用下面那句忧郁的话谨慎地暗示了这一点:
“我们自从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到处都受到了重视,但是哪里也没有受到爱戴!”
这就是毛奇的真话。现在我们再谈谈他的假话[注:原文《Dichtung》这个字同时有“诗”和“假话”的意思;这里暗指歌德自传性作品“我的生平。诗与真”的标题。——编者注]。这位伟大的战略家发出阵阵感伤的叹息,表示自己对于军队遗憾地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耗费这样多的钱感到难过,在这阵阵叹息中,他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装扮成除了热切希望从元帅变为园丁以外别无他求的普鲁士的辛辛纳图斯,我们不准备去谈这些感伤的叹息。还有一种不算新颖的理论,说什么由于中小学教师对民族进行不良的教育,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被送进由士官担任教授的高等学校里去学习三年,我们更不准备去谈这种理论。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对民族自由党人说话,像可怜的毛奇不得不做的那样。我们直接就来谈谈他向自己惊奇的听众编造的骇人听闻的军事谎言,这些谎言曾引起了总参谋部的普遍活跃。
事情又牵涉到借口法国人似乎拥有更大量的军备来为德国的大量军备辩护的问题。请听,毛奇通知帝国国会说,法国政府现在已经有权征召120万人参加基干部队,征召100万以上的人参加地方部队。他说什么法国人为了能够动员这样多的人,“哪怕是一部分”,已经增加了他们的正规军基干人员的数目。说什么他们现在就有152个步兵团(战前是116个),9个新的猎兵营,14个新的骑兵团,323个炮兵连(从前是164个)。而且,“这种扩军工作还没有结束”。军队实有人员的人数在平时定为471170人,比1871年多48000人。将来,法国派来打我们的将不是战争开始时的8个军,而是18个军,还有第十九个军将用来对付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直接强迫政府接受用于军备的钱,各市政厅纷纷捐献演习场和军官俱乐部,用自己的经费建造兵营,表现了在德国曾经只能是梦想的几乎不可抑制的爱国主义精神,简言之,正在为一次大规模的复仇战争做好一切准备。
即使法国政府做完了毛奇硬说它在做的一切,那它也只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经过了像1870年的那些失败后,政府首先有责任大力发展国防力量,以便消除重演这类不幸事件的可能性。1806年普鲁士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旧式军队全部都被免费送到法国去做俘虏了。战后,普鲁士政府竭尽一切努力要把全民武装起来。人们只受了六个月的训练,虽然毛奇看不起民团,但是有布吕歇尔可以作证,他说,这些“后备军的营”在经历了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并不亚于基干营。如果法国政府也这么办,如果它也努力在五六年内把全民武装起来,——那它也只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情况恰好相反。除了重新编制的那些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现在刚刚达到德国基干军编制的水平以外,其余一切都只是一纸空文,在军事方面,法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弱。
毛奇说:“法国完全抄袭了我们的整套军事制度……首先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同时却以20年的服役期作为基础,而我们只是12年。”
即使情况确实如此,20年和12年又有什么差别?哪里有一个德国人在后备军[406]里待了12年以后就真的不再服兵役了?难道不是有人到处在说:只有当我们人员足够的时候,12年的兵役期才能生效,而在目前你们应该在后备军里待14年、15年、16年。如果不是为了使每一个穿过军装的德国人都服役到死的话,那我们把早已被人们忘记了的民军[407]重新搬出来又是为了什么呢?但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在法国实行的情况却是非常特殊的。法国没有像普鲁士半封建的东部各省那样的省份。而普鲁士的东部各省是普鲁士邦和新的德意志帝国的真正基础,它们提供能够无条件服从的新兵,而且以后当了民兵也不会变得聪明多少。在西部各省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结果在1849年就已经证明,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全部适用的。[408]现在在整个德国推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最多经过毛奇所看中的12年——如果这家小店真能维持这么久的话——就将培育出一批会使用武器的人来,他们将夺去一切毛奇们和俾斯麦们的饭碗。
可见,在法国甚至没有可以使普遍义务兵役制能够为反动派培育出一批听话的兵士的基础。在法国,普鲁士的士官制早在大革命以前就已经过时了。陆军大臣圣热尔门1776年采用了普鲁士的杖笞;受过笞刑的兵士纷纷举枪自杀,于是当年就只好废除杖笞。如果法国真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教会人民群众使用武器,那梯也尔和麦克马洪的结局会怎样呢?可是,梯也尔和麦克马洪虽然根本不是天才,但毕竟不是毛奇所描绘的那样的小学生。的确,他们在纸面上恢复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却极其固执地坚持五年服役期。[409]但是,谁都知道,普遍义务兵役制甚至同普鲁士的三年服役期也是完全不相容的:因为这样一来不是德国平时的军队人数至少将达到60万人,就是像现在那样只得让人们有可能免服兵役。如果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那末五年服役期会使它平时的军队人数达到多少呢?几乎100万,但是,甚至毛奇本人也无法把哪怕是这个数字的一半硬加到法国人头上去。
就在毛奇使自己的听众感到惊讶的那一天,“科伦日报”[410]刊登了一则有关法国军队的“军事消息”。“科伦日报”的这些军事消息都是来自非常可靠的半官方人士,可想而知,这个军界的“倒霉鬼”由于犯了这个非常不合时宜的错误将受到应得的惩罚。问题在于这个人确实说了真话。据他说,法国官方的最新数字表明,
“法国即使做最大的努力,也未必能够完成它在新的兵役法中提出的军事任务”。
他认为,“今年军队的人员定为442014人”。这里首先应该减去计有27500人的共和国宪兵自卫军;“根据预算中各兵种的数字来看,军队的实有人数实际上只有389965人”。这里须要减去 “招募来的部队(外籍军团、阿尔及利亚土著部队)、后勤部队、士官和超期服役的人员,根据法国以前的可靠资料,他们的总数定为12万人。即使假定这些现役人员的真正实有人数总共只有8万人,那末剩下还要征集的军队实有人员也只有309000人,这些人员由第一类的五种役龄的适龄人员和第二类(预备部队)的一种役龄的适龄人员组成。第二类的一种役龄的适龄人员共有3万人,根据这一点第一类的一种役龄的适龄人员和每年为它征召的人数共计为55800人。这里要加上第二类的3万人,因此法国军队每年征召的最高数字共计只有99714人”。
可见,法国每年大约征集6万人,服役5年。20年共计120万人,而如果我们按照普鲁士后备军里实际出现的比例来计算法军减员的数量,那末充其量也不过80万人。其次,应征服役一年的3万人——在毛奇看来,这是不合格的民团——20年将是60万人,除去减员数量最多不过40万人。因此,如果法国人在20年中将毫无阻碍地表现出被毛奇大加称颂的爱国主义,那末,到那时他们能够用来同德国人对抗的,归根到底最多不过是80万受过训练的兵士和40万民兵,而不是毛奇所说的220万人,但是毛奇现在就已经可以随便动员150万受过全面训练的德国兵士了。这就是震惊帝国国会的毛奇那篇演说在总参谋部里引起一片活跃的原因。必须给毛奇以应有的评价:在他同贝奈德克和路易-拿破仑那类愚蠢的敌人打交道以前,他一直都竭力完全正直地进行战争。他准确地、一丝不苟地、认真地恪守了拿破仑第一所采用的战略原则。任何一个敌人都不能责备他曾经利用突然袭击、伏击或者其他任何庸俗的军事计谋。因此,过去可以怀疑毛奇是否真的是一位天才。自从毛奇被迫同势均力敌的对手——帝国国会的天才们进行斗争以后,这个怀疑便消失了。在对待他们的关系上,他证实了,如果需要,他也能够比他的对手更机智。再也不必怀疑了:毛奇是一位天才!
毛奇对于法国的武装力量究竟是怎样想的呢?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些线索可寻。1866年的胜利不可避免地在法国官方人士中引起了为萨多瓦复仇的呼声,1870年的胜利也将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促使官方俄国去“为色当复仇”,这对毛奇和俾斯麦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直到现在仍旧是俄国的顺从奴仆的普鲁士,突然成了欧洲的头等军事强国。在欧洲局势中这种剧烈的和不利于俄国的进展,无异是俄国政策的失败。复仇的呼声在俄国叫得相当响亮。在柏林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尽快地拿定主意,不让俄国人有时间备战。至于当时普鲁士方面为了准备对俄战争做了什么事情,大概只能留到下一次再谈。这里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在1872年夏天就几乎全准备就绪,其中包括作战计划,不过这一次计划没有规定任何“打击心脏”的行动。当时俄国皇帝亚历山大未经邀请就到柏林来访问德皇,并在一个“权威的地方”提交了某种文件,从而打消了这个得意的计划。重新恢复的神圣同盟把矛头首先指向土耳其,暂时推迟了最终仍然不可避免的对俄战争。
这个小计划当然也预先考虑到了法国同俄国结盟来反对普鲁士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只采取防御办法来对付法国。那末他们认为需要多少人才足以击退法国的进攻呢?
要有一支25万人的军队!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2月底—3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1874年3月8日和11日“人民国家报”第28和2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注释:
[396]“帝国军事法”一文是恩格斯由于帝国国会正讨论关于增加平时军队人数的法律而专门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这个法律经批准后被称为七年期限法,它使整个德国都采用普鲁士的军事制度。这个法律反映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壮大和德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意图。 这篇文章曾载于1874年3月8日和11日“人民国家报”第28和29号,俄译文第一次发表。——第548页。
[397]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最终成了大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日益具有了效忠皇帝的性质,同时民族自由党事实上放弃了他们过去提出的那些自由主义要求,其中包括1866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需“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
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和民族自由党不同,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进步党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第548页。
[398]指的是1862年至1866年普鲁士的宪制冲突,这个冲突是由于普鲁士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拒绝批准用于改组和进一步武装军队的拨款而引起的。俾斯麦政府不顾自由派的拒绝,竟在许多年内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军费。宪制冲突是六十年代德国革命形势的表现之一。只是到1866年,当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了奥地利,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第548页。
[399]引自1850年12月3日曼托伊费尔在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就与奥地利达成的奥里缪茨协定所作的演讲,根据这一协定普鲁士被迫暂时放弃了它想取得德国霸权的要求。——第548页。
[400]恩格斯引的是1850年普鲁士宪法第一○九条。——第548页。
[401]从1867年2月24日至4月17日召开的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同意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并通过了联邦宪法。——第549页。
[402]指1871年3月21日开幕并于1871年4月16日批准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帝国国会。——第549页。
[403]这里和下面引用的都是1874年2月16日毛奇在帝国国会的演说。——第550页。
[404]1870年9月2日的色当会战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决定性会战之一,在这次会战中由麦克马洪统率的法国军队被普鲁士军队所击溃,拿破仑第三当了俘虏。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复灭,并导致法国宣告成立共和国。从这时起,这次战争便完全失去了它原来对德国所具有的防御性质,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普鲁士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掠夺野心。——第551页。
[405]威尼斯四边形要塞区(又称意大利四边形要塞区)是由意大利北部的四个要塞——维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克拉组成的非常坚强的筑垒阵地。四边形要塞区在十九世纪的历次战争中作为军队行动的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第551页。
[406]后备军是普鲁士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1814—1815年的法律建立的普鲁士陆军包括常备军(基干团)及其在战时动员时用来补充军队的预备队,还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后备军。早在1813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他们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在平时,后备军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训。在战时,第一类后备军(年龄从26岁到32岁的应征人员)则被用来补充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年龄从32到39岁的应征人员)则被用来担任警备勤务。根据1867年11月9日北德意志联邦关于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法律,第二类后备军被取消了,后备军的全体人员只限于27岁到32岁的应征人员。——第554页。
[407]民军是1813—1814年在普鲁士出现的一种民团。根据1867年法律,民军应由不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的、从17岁到42岁的应征人员组成,并且只是在受到敌人入侵的威胁时才征召。——第554页。
[408]1849年5月,德国西部和南部在维护帝国宪法的口号下爆发了一次起义。普鲁士政府企图把普鲁士西部各省的后备军动员起来镇压这次起义。这里指的是普鲁士政府的这一企图遭到了失败。按照1814年9月3日和1815年11月21日法律的规定,只有在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才能征召后备军。根据这一点,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后备军不仅拒绝服从命令,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有组织地带着武器转到了起义人民方面。——第554页。
[409]指的是1872年7月27日的军队编制法,这项法律宣布在法国实行服役期限为5年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但是在实施这项法律的时候,允许应受征召的人有很多可以例外。——第555页。
[410]“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莱茵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七十年代被认为是俾斯麦的喉舌。——第555页。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