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福格特先生”[183]
从福格特先生遭到惨败的1859年奥格斯堡战役[184]以来,看来他已经厌倦于政治。他以全付精力钻研自然科学,据他自己说,以前他在这方面就有过“惊人的”发现。例如,当居欣迈斯特尔和洛伊卡特阐明了肠内寄生虫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因而在科学上真正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福格特先生作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发现,即肠内寄生虫可分为两类:呈圆形的属圆类,呈扁形的属扁类。现在他在这个伟大的成就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更伟大的成就。由于发现大量史前时期的人骨化石,使得对不同人种的头骨进行比较研究风靡一时。学者们把头骨量来量去,比来比去,争论不休,但是得不出任何结果,最后福格特却以常有的胜利信心宣布他找到了谜底,即所有一切人的头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椭圆形的(长头骨),一种是圆形的(短头骨)。福格特简单地运用他的寄生虫原理就得到了最善于观察、最勤奋的科学家经过多年的顽强劳动还无法得到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惊人的发现上再加上一个政治动物学上的新种的发现,即“硫磺帮”[185]的发现,那末即使要求最苛刻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人一生能有福格特的这么些劳绩也就足够了。
但是我们的福格特的伟大精神是不知道安息的。政治对于这位甚至在啤酒店也创立伟业的人来说仍然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1860年anno〔夏天〕所受的打击已被安然忘却,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已不再发售,一切令人不快的事情早已化作烟云。我们的福格特在德国庸人的如雷掌声中进行了讲学旅行,神气十足地端坐在自然科学家的各种大会上,端坐在人文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代表大会上,混入了真正大学者的行列。所以,现在他又以为自己似乎相当“正派”,以为在政治上也负有教导德国庸人的使命,正如他在自然科学问题上曾教导他们的那样。这时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小拿破仑[186]在色当投降,普鲁士人兵临巴黎城下,俾斯麦要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这正是福格特发表重要言论的好时候。
这次的言论标有这样一个标题:“卡尔·福格特给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信”,1870年俾尔版。其中收了十二封信,这些信最初发表在维也纳的“每日新闻报”上,并由福格特的“通报”——俾尔的“商业信使报”[187]予以转载。福格特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反对德国的普鲁士化;使他十分恼火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完全追随可恨的社会民主党人即“硫磺帮”。不必叙述小册子的全部内容,因为某个福格特对这些事情的想法丝毫不会使人感到兴趣。而且他所提出的论据,只不过是在啤酒店里闲谈政治的庸人们最常用的论据,不同的只是福格特这次反映的是瑞士庸人们的观点,而不是德国庸人们的观点。我们感兴趣的,只是福格特先生本人的耐人寻味的变化多端的人格。
因此,我们现在把福格特的小册子拿来和他的“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188]——这是使他长期感到十分头痛的一本倒霉的书——加以对照。我们发现,尽管精神上极其近似,文笔也是同样粗糙(福格特在第10页上谈到他的“观点”是用“自己的耳朵”听到的,自然他的耳朵完全是特殊的[注:双关语:《eigene》既是“自己的”,又是“特殊的”。——编者注]),但是福格特先生现在谈的同他十一年前所宣扬的刚好相反。“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庸人相信,干预路易·波拿巴当时准备发动的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对德国是不合算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路易·波拿巴描绘成为各国人民的“法定”的解放者;必须保护他,使他免受共和主义者以至某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惯常攻击。冒牌的共和党人福格特也这样做了,虽然在他这样做的时候,脸上显得很勉强,好像胃痛似的。有些好议论别人的人和“硫磺帮”里的人都断言,好样的福格特所以要给自己招来这些麻烦,要做这些丑态,只是因为他从波拿巴那里拿了英国人所谓的《consideration》〔“津贴”〕,亦即拿了现金。传出了种种可疑的事情。福格特曾向不同的人说过,只要他们愿意按照他的意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即在报刊上称颂路易·波拿巴的解放人民的意愿,他就送钱。甚至布拉斯先生(众所周知,从他主编“北德总汇报”[189]以来,他的崇高德行就是无可置疑的)也公开地“拒绝了福格特打算给他安置的法国食槽”。不过我们不想在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上多做文章,让我们姑且假定福格特的胃痛和丑态都是天生的。但是从色当不幸事件发生以来,福格特先生完全变了。关于法国皇帝本人,这位“各民族的解放者”,他还谈得比较含蓄。他只说:
“革命已经站在他的背后。即使战争不爆发,帝国也势难在土伊勒里宫迎接1871年的新年。”(第1页)
至于法国皇帝的妻子!他说: “毫无疑问,如果欧仁妮获得胜利(须知这个缺乏教养的、甚至识字不多的西班牙女人,正在或者更正确些说过去曾在一长串狂热的神甫和农民的龙尾巴簇拥下进行战争),如果欧仁妮获得胜利,那末局势会立刻变得更糟”,即比普鲁士人获得胜利后还要更糟云云。
所以,1859年法国人战胜奥地利人是“各民族的解放者”波拿巴的胜利;而1870年法国人如果战胜普鲁士人,则是识字不多的欧仁妮及其龙尾巴的胜利。进步是很显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龙尾巴被批评得更厉害,因为现在发现他也有这样的东西。第2页就谈到“帝国的骇人听闻的挥霍浪费”。第16页谈到“领导帝国军队和政府的败类”。这样的挥霍和这样的败类早在1859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风行得势。福格特那时完全看不到它们,而现在把它们完全看清楚了。这又是一个进步。但是还不仅如此。虽然福格特没有直接骂他以前的“解放者”,但他还是不能不从一位法国学者的信中摘引了几段,其中说道:
“如果你有势力,就请你设法使我们摆脱最大的耻辱——celle de ra-mener l’infame〈即不让无耻之徒路易·波拿巴回来〉。亨利五世,奥尔良王室,任何一个霍亨索伦,无论谁都行,就是不要这个皇袍加身的坏蛋,这个坏蛋把他接触过的一切都染污了。”(第13页)
不过不管以前的皇帝和他识字不多的夫人以及他们的龙尾巴是怎样的糟糕,福格特还是安慰我们说,在这个家庭里毕竟有一个人是例外,此人就是常被称作普隆-普隆的拿破仑亲王。据福格特说(第33页),普隆-普隆曾对福格特本人说过,“如果南部的德国人是另一种做法〈即如果他们不和普鲁士人一起反对法国人〉,他会不再尊重他们”,他相信战争定会招致不幸的结局,并且毫不隐讳他的这种看法。现在还有谁会责备福格特忘恩负义呢?他这位“共和主义者”甚至在“亲王”倒霉的时候还友好地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为他提供他将来争夺那“无耻之徒”的位置时可以援引的证据,——这种情形谁看到会不动心呢?“研究”中谈到俄国和俄国的政策时,完全是用赞赏的口吻;这个帝国从它废除农奴制以来“与其说是解放运动的敌人,勿宁说是解放运动的朋友”;波兰最好与俄国合并(1863年的波兰起义正是证明了这点!),——而且福格特认为,俄国
“成为各斯拉夫民族日益争取团结在它周围的强大核心”,
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1859年俄国的政策和路易-拿破仑的政策一唱一和,在福格特眼中当然曾是一大伟绩。现在完全变了,现在我们读到的是:
“我毫不怀疑,斯拉夫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冲突即将来临……而且俄国将领导这场冲突中的一方。”(第30、31页)
接着说,在德国兼并亚尔萨斯之后,法国在这场冲突中会立即投向斯拉夫人方面,甚至会尽力设法加速这场冲突的发生,以便索还它的亚尔萨斯;所以,在1859年似乎对德国来说曾是幸事的同一个法俄同盟,现在却被说成是对德国的威胁和可怕的怪影。但是福格特了解自己的德国庸人。他知道,他可以对这种庸人随便乱说,丝毫也不用怕前后矛盾。不过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福格特十一年前要无耻地吹嘘,说什么俄国和波拿巴法国的同盟是德国和欧洲自由发展的最好保证呢?至于普鲁士!在“研究”中曾明显地向普鲁士示意,它应当间接地支持路易-拿破仑反对奥地利的计划,只限于保卫德意志联邦的领土,然后“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酬劳”。未来的北德意志联邦的疆界——厄尔士山脉,美因河和大海——当时已被用作诱惑普鲁士的钓饵。“研究”的第二版是在意大利战争期间出的,那时波拿巴分子的处境不妙,不能再在托辞和闲谈上浪费时间,于是在这一版的后记中,福格特就已经直言不讳:他劝普鲁士在德国发动内战,来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由普鲁士吞并整个德国。他断言,如果说意大利战争要费时数月,那末这样统一德国则用不了几个星期。果然,恰好七年之后,正如路易-拿破仑的想法,普鲁士完全按照福格特像鹦鹉学舌般随声附和的波拿巴的唆使行动起来;它马上开始自相残杀的战争,暂时争取北德平原作为酬劳,建立(至少在北部)统一的中央政权。而福格特先生怎么样呢?福格特先生现在突然开始抱怨“1870年的战争是1866年的战争的必然后果!”(第1页)他埋怨普鲁士的贪得无厌的掠夺政策,普鲁士向来“像猛虎扑羊似地冲向猎取物”(第20页)。
他写道:“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和人民比普鲁士更配得上这样的称号”(强盗国家)。(第35页)
他痛哭德国为普鲁士所吞并,认为这是德国和欧洲所能遭到的最大的不幸(第八封信和第九封信)。这就是俾斯麦执行了福格特的忠告的结果,这也就是福格特向俾斯麦提出了忠告的结果。可是,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的福格特说来似乎一切还是顺利的。过去的丑事在庸人们的记忆中真的已经全无痕迹,“研究”已经完全被人遗忘。福格特又能冒充体面的公民和正派的民主主义者,甚至还能以他的“政治书信”跟德国庸人的平庸潮流完全违背来把自己略微炫耀一番。甚至福格特在兼并亚包萨斯和洛林问题上的观点跟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幸吻合,也只能为他增添光彩:既然福格特没有投到“硫磺帮”那一边去,那末结论必然是“硫磺帮”跟着福格特走了!可是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不久前公布的路易-拿破仑秘密开支表上的一行小字:
《Vogt-il lui a été remis en Août 1859…fr.40000》.
“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190]
福格特?这是哪一个福格特?这里没有做更确切的说明,这对福格特到来是多么不幸!自然,要是这里写着:日内瓦的卡尔·福格特教授,住在哪一条街,门牌多少号,那末福格特就可以说:“这不是我,这是我的兄弟,我的妻子,我的大儿子,无论谁都可以,只是不是我。”可是单单写个“福格特”!没有注明外表特征、名字、住址的福格特,只能是那个福格特,那个驰名全世界的学者,首先发现圆的和扁的肠内寄生虫,椭圆的和短的头骨以及“硫磺帮”的伟大科学家,他的赫赫声誉甚至为掌管秘密经费的警察所熟知,以致对他不必做任何确切的标记!而且,难道另外还有那么一个福格特在1859年为波拿巴政府帮过这样大的忙,致使该政府在这年8月(当时福格特恰好在巴黎)赏给了他4万法郎吗?福格特先生,正是您帮过这样的忙,这是人所共知的;您的“研究”一书就可作为此事的证明;“研究”的第一版在春季问世,第二版在夏季问世;您自己承认过,从1859年4月1日到夏季,您曾向许多人说过,只要为波拿巴效劳,您就送钱;1859年8月,战争结束后,您在巴黎。考虑到这一切情况之后,难道我们还必须相信,波拿巴在1859年8月下令付与4万法郎的那个直接指称的“福格特”,是另外那么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福格特吗?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凭着一切圆的和扁的肠内寄生虫起誓:您如果不向我们提出相反的证据,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里所说的福格特就是您。“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190]
但是,您也许会说,这种说法无非是以现在的法国政府,即公社社员,也就是那些被称为“硫磺帮”的共产党人的声明为根据的,谁会相信这些人呢?对这一点可以这样回答:“皇室文件和通信”是由“国防政府”公布的,这是该政府负责的官方行动。而您是怎样看待这个政府,怎样看待茹尔·法夫尔、特罗胥等人的呢?
关于这些人您在第52页上写道:“现在推举出来的人们,就其智慧、精力以及信念之坚定而论,是不比任何人差的;但是他们无法做到他们力所不及的事情。”
对,福格特先生,力所不及的事情他们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为了对这种他们很少得到的热情赞誉表示感激,他们至少是能够把您的名字划掉的!不过,福格特先生,正如您自己所说的,“金钱毕竟是个人人格所受损失的等价物”(第24页);如果您的尊贵的人格由于您在1859年的政治飞跃而受到某种“损失”,——但愿只是精神上的,——那末就请以这种“等价物”作为慰藉吧!
去年夏天当战争的喧嚷甚嚣尘上的时候,您曾
“相信,这幕滑稽剧完全是法国政府为了用表面的扩军备战来掩饰帝国的惊人浪费才搞出来的。在路易-菲力浦时代钻木虫扮演了这个角色:超过预算的秘密开支都记入了建造舰只的木料开支帐上;而在帝国时代,用全球的钻木虫也不能够抵偿全部的超支”(第4页)。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您如此心爱的虫子上来,即回到钻木虫上来。它们属于哪一类呢,是圆虫还是扁虫呢?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您福格特先生,并且您也的确把它解决了。正如“通信”所证明的,您自己属于“钻木虫”之列,因为您也吞食了“超过预算的秘密开支”,而且是吞食了4万法郎。至于您属于“圆虫”一类,所有认识您的人都是知道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5月5日 载于1871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
注释:
[183]恩格斯的“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是对马克思在1860年发表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395—691页)的补充,马克思在那本小册子中揭露了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造谣诽谤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人物。
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1870年秋第二帝国崩溃后福格特又发表一个小册子“卡尔·福格特给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信”(《Karl Vogt’s Politische Briefe an Friedrich Kolb》.Biel,1870),他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掩饰他过去和波拿巴派的关系。恩格斯在文章中也利用了报刊上公布的证实马克思在1860年所做的关于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的结论的新材料。还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0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报道过这些消息。4月15日“人民国家报”第31号刊载了一则基本上是摘自马克思给李卜克内西的那封信的简短报道:
“在正式公布于法国政府报告中的‘皇室文件和通信’(《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里有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接受波拿巴赠款的人的名单,在它的字母《V》下有这样一条:
《Vogt;il lui est remis en août 1859 40000Fr.》 翻译出来是:
“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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