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事
在桌子开始跳舞[324]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注:指太平天国革命。——译者注]。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为了描写这些“灾星”,我们把夏福礼先生(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信摘录如下[注:夏福礼此信发表在1862年6月17日“泰晤士报”上,信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译者注]。
夏福礼先生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传说太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国传教士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10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
夏福礼先生继续写道:不错,太平军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比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但他们的优点仅限于此。
太平军如何供养自己的军队呢?他们的兵士没有饷,靠战利品生活。如果太平军夺得的城市富,兵士们就吃饱喝足;如果穷,他们就表现出模范的忍耐态度。夏福礼先生问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平军兵士,问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那个兵士回答说:“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什么,我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砍头的样子。这的确不是空话。在太平军看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贵。
革命军的核心是由正规军——服务多年并且久经战斗的党羽们构成的。其余的部分则是一些年轻的新兵或出掠时抓来的农民。在某个被征服的省份里征集的军队,统领们总是把他们派赴其他遥远的省份。例如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传到了遥远地区。在每个地区,所有的地痞无赖和流氓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太平军禁止结婚和吸鸦片,违者处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结婚。作为补偿,太平军在拿下一个城市的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及时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女的carte blanche〔行动自由〕。三天以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强迫离开城市。
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他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这种妙计的效用。他们吓人的方法,首先是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出现大批人马。他们先派探子秘密探路,散布惊人的谣言,到处放火。这些探子如果被清朝官吏抓住处死,那末马上就由别人来代替,直到清朝官吏同城市的居民一起逃出城市;或者像占领宁波时有过的情况一样,直到已经发生的惊惶现象能帮助叛乱者获得胜利。
主要的吓人方法,是太平军穿着五色相杂的丑角服装。这种服装只能引起欧洲人的大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一种奇效。因此,这种丑角服装在作战的时候给予叛乱者们的好处,是线膛炮也比不上的。此外,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一双凶狠的眼睛,他们发出惨叫,装出凶恶发狂的样子——这就足以把规矩的、温顺的、拘谨的中国老百姓吓死。
在探子散布了惊惶消息之后,便出现了故意从乡下赶出来的难民,他们也夸大就要到来的军队的人数、实力和凶猛。当城里起火,城市守军在这种可怕的场面下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些吓人的五色相杂的怪物,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到了适当的时机,成千成万的太平军就拿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狂叫着向吓得半死的敌军冲去,只要不遇到抵抗就一路上扫荡个干干净净,像不久前在上海发生过的情形那样。
夏福礼先生最后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nothingness)的大怪物。”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6月下半月—7月初 载于1862年7月7日“新闻报”第18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
注释:
[324]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欧洲、特别是德国,广泛迷信降神术。——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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