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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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95]a9Q品论天涯网

　　冯·施韦泽先生在发表吕斯托夫先生和海尔维格先生关于不再作撰稿人的声明（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时写了一篇后记，他在后记中附了一篇从伦敦寄给“新法兰克福报”的文章，想以此证明“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的行为多么前后不一和本质上多么没有根据”。他企图捏造事实。因此我们作以下的事实核对。
　　1864年11月11日冯·施韦泽先生书面通知我关于创办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事，并且顺便作了有关这件事的如下报道：

　　“我们向大约6—8个经过考验的党员呼吁，或者至少是向靠近党的人呼吁，希望他们撰稿，而且几乎可以不用怀疑，他们会表示同意。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您，德国工人政党的创始人〈着重号是冯·施韦泽先生自己加的〉［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和它的第一名先进战士能够帮助我们撰稿，那将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联合会在严重的斗争中遭到巨大损失之后能够得到您的支持，虽然它的产生间接地归功于您个人的活动。”

　　随这封邀请信附来一份“作为手稿印行”的纲领。尽管现在冯·施韦泽先生追随着“新法兰克福报”自欺欺人地说这个纲领“是以拉萨尔的口号为基础”，或者说“在旗帜上写着拉萨尔的名字”，而实际上在这个纲领里既没有拉萨尔的口号，也没有拉萨尔的名字。纲领只包括三点：“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是统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消灭资本的统治”。我和恩格斯就是由于这个纲领才答应撰稿的。
　　1864年11月19日冯·施韦泽先生来信说：

　　“如果您还想对纲领的公布提一些意见，请尽快寄来。”

　　我没有提任何意见。
　　接着冯·施韦泽先生问我：

　　“我们〈编辑部〉希望您时常撰稿，不知我们的希望能否实现，此外，不知您是否允许我们把这点通知我们的读者？”

　　我和恩格斯要求首先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将要在什么样的一伙人当中公开露面。冯·施韦泽先生后来列举了撰稿人的名字，并补充说：

　　“如果这些先生之中任何一位的参加对您有妨碍，那末希望问题会得到解决，假如您注意到在本报的撰稿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严格的一致。”

　　11月28日冯·施韦泽先生写道：

　　“您和恩格斯的表示同意，在党内传开之后引起了极大的欢腾。”

　　在最初试办的两号报纸中就已经包含着某些引人怀疑的东西。我提出了抗议。而且我顺便表明我因下面的事情而感到愤慨：从私人的信（这封信是我得知拉萨尔去世后写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中摘录一些吊唁的话，不经我签字同意就发表出来，并且蛮横无理地加以滥用，对拉萨尔敲起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祭钟”。12月30日冯·施韦泽先生回答我说：

　　“阁下：请体谅我们，事情会逐渐就绪，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好事不可能一下子做出来，因此我希望您放心地观察一个时期。”

　　这时已经是1864年12月30日，当时我手里只有试办的最初几号报纸！
　　1865年1月初，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最初几号中的一号被没收后，我向冯·施韦泽先生祝贺这个事件，并且说，他应当公开同内阁决裂。
　　当蒲鲁东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要求我写一篇关于蒲鲁东的文章。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很快就把文章寄了出去，不过我也利用了这个机会，为的是现在在他自己的报纸上来说明，“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都违背“简单的道德感”，而蒲鲁东在政变以后向路·波拿巴的献媚是“卑鄙”［注：见本卷第35页。——编者注］。在同一个时候恩格斯把一首古代丹麦农民歌曲［注：见本卷第37—39页。——编者注］的译文寄给他，想通过对这首歌曲的解释来暗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读者必须同顽固不化的容克地主作斗争。
　　可是，在同一个1月份里我不得不重新向冯·施韦泽的“策略”提出抗议[96]。2月4日他回答我说：

　　“至于谈到我们的策略，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多么困难。我们一定要设法首先站稳脚跟，云云。”

　　1月底，“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来自巴黎的通讯中的诽谤，迫使恩格斯和我发表了一篇声明［注：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在声明中我们顺便谈到，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断定我们的意见得到了证实：“巴黎的无产阶级还像过去一样毫不妥协地反对两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即土伊勒里宫式的和罗亚尔宫式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出卖自己的作为革命先进战士的历史的长子继承权。”声明最后说：“我们把这个榜样介绍给德国工人。”
　　同时巴黎通讯记者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更正了自己过去的报道，这就使我们的声明失去了直接的理由。因此我们对于冯·施韦泽先生拒绝刊登这篇声明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当时我写信告诉他：“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详细说明我们关于工人对普鲁士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看法。”终于，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用实际的例子，用关于联合的问题向他说明，他的“策略”即令是真正出自纯正的动机，也依然有很大缺陷。[97]他在2月15日回答我说：

　　“如果您愿意像在最近的一封信中那样，向我说明一些理论（！）问题，那我会感激地接受您的这种训诫。至于当前的策略中的实际问题，那末请您注意，为了要判断这些情况，必须处在运动的中心。因此，您不论在任何地方和用任何方式表示您对我们的策略的不满，那对我们都是不公正的。您只有在确切了解情况的时候才能这样做。另外，请不要忘记，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个团结一致的组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自己的传统的约束。要知道，事物in　concreto〔实际上〕总是带有某些复杂性。”

　　我和恩格斯关于不再做该报撰稿人的正式声明［注：见本卷第88页。——编者注］，就是对施韦泽的这个最后通牒的答复。

卡尔·马克思
1865年3月15日于伦敦

载于1865年3月19日“柏林改革报”第6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改革报”
　

　　注释：
　　[95]“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是马克思于1865年3月15日写的，写这篇声明的原因是施韦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65年2月23日发表关于停止为该报撰稿的声明以后掀起了一场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运动。在1865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上，施韦泽利用卡·布林德发表在“新法兰克福报”上的文章来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态度，并且捏造他们不再给该报撰稿的原因。
　　马克思把这个声明同时发送给几家德国报纸。除了刊登在“柏林改革报”上以外，还刊登在1865年3月20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79号、1865年3月20日“公民报”第79号、1865年3月25日“海尔曼”报上。——第95页。
　　[96]马克思指的是1865年2月2日他给李卜克内西的信，这封信我们没有得到；马克思在1865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这封信的内容。——第97页。
　　[97]这里指的是1865年2月13日马克思给施韦泽的信，这封信我们没有得到，但是马克思在1865年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地援引了这封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施韦泽的政治策略，同时向他说明联合的作用，说明工会是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要工具，是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施韦泽追随拉萨尔否认罢工和工会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的作用，他提出拉萨尔派关于普选权和生产联合的要求，把它当作唯一的方法，并认为这是通过和平的、改良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同时，像拉萨尔一样，施韦泽授意工人要信赖普鲁士政府及其大臣俾斯麦的帮助。——第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