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72]
（1878年2月中—3月中）
一
去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事件，是欧洲工人阶级收获很大的一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组织和发展工人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度受到小小的但活动积极的宗派[73]威胁的统一，实际上已经恢复。工人阶级运动日益走上目前政治的首要地位，而各种政治事件，不管它们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都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有利于这个运动的发展，这是胜利日益临近的可靠征兆。
1877年一开始，就取得了一次胜利，这是工人曾经获得的多次最重大胜利中的一次胜利。1月10日，根据普选制举行了三年一次的德国国会（帝国国会）选举；这种选举从1867年起就使德国工人党有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的和不断壮大的队伍。1874年，工人候选人获得了40万票；1877年获得了60多万票。10名工人候选人在1月10日当选，还有24人在两周后举行的补选中进行选举。在这24人中，实际当选的只是少数，因为所有其他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在帝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阶级运动大踏步前进的这个事实并没有失去它的重大意义，在下次1880年的选举中，所有这些选区无疑都会转到工人阶级手中。柏林、德勒斯顿、萨克森的整个整个的工厂区和佐林根都争取到了。在汉堡、布勒斯劳、纽伦堡、莱比锡、不伦瑞克，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以及在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莱茵的工厂区，所有其他政党的联盟仅以简单的多数勉强地战胜了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迅速发展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国内其他一切的力量，无论是执政的或非执政的，今后都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次选举造成了惊人的影响。资产阶级真正感到惊惶失措，尤其是因为资产阶级报刊过去经常把事情说成是，似乎社会民主党现在已不起任何作用。工人阶级为自己本身的胜利所鼓舞，更加振奋地在一切适宜的战场上继续战斗；而其他国家的工人，正如我们就要谈到的，不仅把德国人的胜利当做自己本身的胜利来庆祝，而且在这一胜利的影响下作出了许多新的努力，使他们在争取劳动解放的竞赛中不致落后。
德国工人党的迅速进步，是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付出重大牺牲才赢得的。政府的迫害、罚款、更经常的是监禁，纷纷落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早就不得不作好在狱中度过大半生的精神准备。虽然判刑多半是短期的，从两星期到三个月不等，但是，长期的监禁也决不是罕见的事。例如，为了保护萨尔布吕肯的重要工矿区免受社会民主主义毒素的传染，不久以前给两名鼓动者判处两年半徒刑，罪名都是胆敢进入这个禁地。帝国有伸缩性的法律可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提供许多理由，而在缺少这些理由的地方，法官多半都很乐意牵强附会地援引那种可以用来定罪的条文。
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同时，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平时相互隔绝的工会团结起来，保证它们相互支援。
我们的德国同志在德国国会选举中取得的成绩，促使他们也到其他选举中去碰碰运气。这样，他们使工人在帝国的两个较小的邦的议会选举时当选了，他们还进入了相当多的市政府；在萨克森的工厂区，许多城市已由社会民主党的管理机构领导。由于在这次选举中的选举权是有限的，也就不用指望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每争取到一个席位，都有助于向政府和资产阶级证明，它们今后必须重视工人。
但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就是它的定期报刊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在这里，也应当跨出俾斯麦“帝国”的疆界，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活动决不仅限于此。到1877年12月31日，用德文出版的为工人政党服务的定期报刊，总共不下75种。其中在德意志帝国出版的有62种（包括15个工会的15种报刊），在瑞士有3种，在奥地利有3种，在匈牙利有1种，在美国有6种；共75种，比用其他各种文字出版的工人报刊加在一起还要多。
色当会战[74]以后，1870年9月，德国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选民说，战争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从而德国工人肩负起新的责任和更崇高的义务，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力。1877年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同时还表明，德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他们所肩负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个别领袖犯了什么错误（错误很多，而且又是各种各样的），群众仍然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坚毅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国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逢迎和胆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当德国资产阶级堕落到极其拜占庭式地逢迎“常胜的威廉”，把手足捆起来向俾斯麦投降，从而结束了自己的前程的时候，工人阶级却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政府和资产阶级为了镇压他们而想出来的措施，反而使得工人阶级的运动加快和加强了。
二
德国选举在国内的影响是十分大的，然而，它在国外的影响还要巨大得多。首先，这种影响恢复了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一致，这种一致近六年来由于一个不大的但活动非常积极的宗派的狂妄企图而遭到了破坏。
我们那些考察过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读者都会记得，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紧接着就在伟大的工人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造成了公开分裂，后来更造成了瓦解。造成分歧的祸首是俄国人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他们不择任何手段，力图在他们只占区区少数的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主要的拿手办法是根本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而他们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们眼里，参加选举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们不容许任何其他的行动方法。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首先在瑞士生了根，以后便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有一个时期的确在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在“国际”内部，他们得到了比利时人的某种支持，比利时人也主张放弃政治活动，虽然是出于别的动机。分裂以后，巴枯宁派保持了一个徒有其名的组织，并且举行代表大会，而在各次大会上，老是那同样的二十来个妄图代表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人，以欧洲工人阶级的名义宣传自己的信条。但是，1874年的德国选举以及德国运动由于它的最积极的活动家有九人参加国会而得到的巨大利益，就已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怀疑的因素。在西班牙，在政治事件的进程中，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消失了，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在瑞士，主张进行政治斗争的并且是同德国人携手一起工作的那一派日益壮大，并且很快就在数量上超过了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比例是300∶1。在意大利，作了一次实现“社会革命”的幼稚尝试（1874年在博洛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举动中无论是在智谋方面或勇敢方面，都表现得不好。在此以后，真正的工人分子开始寻求比较合理的斗争方法。在比利时，由于领导者采取放弃政治活动的政策，工人阶级失去了进行实际活动的任何地盘，因而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实际上，当德国人的政治活动使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在那些以放弃政治活动为当前口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最后对那种没有任何结果的运动厌烦起来；他们的组织被忘却了，他们的报刊一个个地消失了。这种对比不可能不引起这些工人当中的那部分头脑比较清楚的工人的注意。意大利和比利时一样，爆发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和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的反抗，人们开始问自己和别人，为什么他们恰恰要放弃运用那些结果证明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而去迎合愚蠢的教条主义。这就是当德国人在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从而打消了各种怀疑，克服了一切动摇时的情况。在这种顽强的事实面前，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的。意大利和比利时都赞成进行政治活动。剩下的那些拥护放弃政治活动的意大利人，由于绝望而企图在那不勒斯附近再举行一次起义[75]；三十来个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了“社会革命”，但是警察很快就来照顾他们。他们所争得的，不过是他们本身在意大利的宗派运动完全破产而已。这样，妄图领导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又回复到它原来的萌芽状态，回复到瑞士汝拉山区的二百来人，在那里的僻静的山区避难所里，继续反对世界上其余地方的战无不胜的邪说，而保持他们现在已故的皇帝巴枯宁所建树的真正正统信仰。而去年9月在比利时根特召开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他们自己召集的）的时候，他们面对着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伟大组织的代表，在会上成了微不足道的少数。这次大会在坚决拒绝他们可笑的学说和狂妄的要求，并肯定它所拒绝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宗派以后，最后对他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这样经过四年内部斗争以后，欧洲工人阶级的行动一致完全恢复了，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所宣布的政策，已完全被事件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基础已经重新恢复，欧洲各国工人又可以在这种基础上一起坚决地行动，相互支援，这种支援就是运动的主要力量。国际工人协会已经不可能存在下去……［注：本文的英文原文此处脱漏一两行。——编者注］他们禁止这些国家的工人参加这类国际的联盟。政府就可以不再为此感到不安了。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大大发展，以致于这类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本身还成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的组织而继续存在于强大得多的统一团结的联盟之中，存在于行动和政策的一致之中，这种一致现在鼓舞着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并且是欧洲工人阶级本身的极大成就。在不同国家的工人当中，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的工人当中，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有要求树立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和学理主义的领导地位的妄想了，而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它最初是由国际确定的，现在已得到普遍承认，因为它是从各地的斗争中、运动的需要中自觉地或自发地产生的；这个计划能够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然而在任何地方又都能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一致，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
三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同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史有关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基本事实。但是，必须再谈一点。
西班牙在1868年和1872年间，运动发展得很迅速，当时国际可以夸耀在那里有3万名以上缴纳会费的会员。但是，这一切多半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际情况；多半是国内政局不稳定所引起的一时情绪激昂的结果，而不是觉悟真正提高的结果。西班牙国际在卷入1873年联邦共和起义以后，就同起义一起被绞杀了。有一个时期，它以秘密团体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个团体的核心无疑一直保存到今天。然而，既然这个团体除了派过三个代表出席根特代表大会以外，从来没有显示出丝毫生机，我们也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这三个代表所能代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程度，就跟从前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缝代表英国人民[76]差不多。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当某种政治上的震荡使西班牙的工人可能重新起积极作用的时候，新的斗争马上就会开始，但不是由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而是由有觉悟、有毅力的工人的不大的组织来进行。这些工人在1872年依然忠于国际[77]，现在正在等待时机，而没有去搞密谋。
在葡萄牙，运动始终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传染，并且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在合理的基础上发展。葡萄牙工人有数量很多的国际支部和工会。他们在1877年1月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代表大会，并且开始出版一个出色的周报“抗议报”[78]。但是，他们也受到针对他们而制定的那些限制出版自由、结社和公开集会权利的法律的束缚。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继续斗争，并且现在正在波尔图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将使他们能够向世界表明，葡萄牙的工人阶级正在对伟大的全世界争取劳动解放的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意大利工人的活动也大大受到资产阶级立法的限制。借口镇压盗匪活动和分布广泛的秘密盗匪组织而制定的一系列特别法律，赋予政府以极大的、无限制的权力，无限制地用来对付工人协会；工人协会中杰出的成员同匪徒一样地受到警察的监视，不经审判、侦讯就被放逐。然而，运动在向前发展，它具有生命力的最好标志，就是它的重心从罗曼尼亚一些受人景仰的但死气沉沉的城市转移到北方生气勃勃的工业城市和工厂城市，这个转变保证了真正的工人分子取得对一小撮混入运动的、过去掌握着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优势。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经常被政府查封和解散，但又以新的名称出现。无产阶级的出版物虽然其中许多报刊因出版者受到迫害、罚款和判刑而办不长久，但在每次失败后又重新恢复起来，而且尽管有种种障碍，还是有一些报纸办得比较久。其中有几个刊物，多半是短期出版的，还在信奉“无政府主义”学说，但是这个派别放弃了任何领导运动的妄图，并且同马志尼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逐渐地消失了。而这两个集团失去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真正的和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所赢得的每一寸土地。
在比利时，工人阶级活动的重心也转移了，因而活动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875年以前，这个重心是在国内讲法语的地区，其中包括一半讲法语、一半讲佛来米语的布鲁塞尔。在这段期间，运动受到蒲鲁东学说的强烈影响，这种学说也规定不干预政治，特别是不参加选举。因此，只举行了一些通常被军队的血腥干预镇压下去的罢工，以及经常重复老一套的空话的群众大会。工人对此感到厌烦，于是整个运动就渐渐停息了。但是，从1875年起，国内佛来米语地区的工厂城市参加了斗争，它们以较大的热情，并像后来很快就证明的那样，以新的精神进行斗争。在比利时，没有限制妇女或儿童劳动时间的工厂法，因而根特及其郊区的工厂选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保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迫像奴隶一样每天在纱厂劳动15小时以上。蒲鲁东主义空论家认为这类小事情不值得忙于虚无缥缈的革命主义的人去注意，他们的反抗没有成功，并且逐渐被克服了。在法律上保护工厂童工的要求，成了比利时工人阶级纲领中的一项，而同时，一向把政治活动当做禁忌的那种魔法咒语也不灵了。事情由于德国人的例子而告完成，现在比利时的工人，同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工人一样，正在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并同它们相对立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目的，是通过当前条件所需要的任何政治行动来求得工人的解放。
瑞士的很大一部分工人，即讲德语的那部分，几年前联合成为“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到1876年年底拥有5000多名交纳会费的会员。除它以外，还有另一个组织，即格留特利联盟，它最初是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为了向工农传播激进主义而建立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到这个分布很广的联合会，最后控制了它。1877年，这两个团体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几乎等于合并，目的是组织瑞士工人政党；它们采取了十分有力的行动，使新的瑞士工厂法在全民投票中通过了，在所有现行的工厂法中，这个工厂法对工人最为有利。现在它们组织了警惕的监督，以保证这个工厂法很好地执行，而不管厂主有多么强烈的不满。“无政府主义者”抱着超革命观点，当然疯狂地反对这全部活动，说这是真正背叛了他们所谓的“革命”。但是，既然他们充其量不过二百来人，而且在这里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所以，他们出来反对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瑞士工人党的纲领同德国的几乎是一致的，甚至是过分地一致，把后者的某些不完备的和糊涂的论点也包括进去了。但是，如果在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正确的，纲领的措词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丹麦工人约在1870年参加斗争，起初很快就取得了成就。他们同小自耕农的政党结成同盟，在小自耕农中间顺利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取得的政治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以这个农民政党为核心的“联合左派”在议会中保持了好几年的多数。但是，运动的这种迅速发展，多半是表面现象，而没有实在的基础。有一天，竟发现两个领袖把向工人募集的党的经费私自花光以后失踪了。这件事出丑到了极点，使丹麦的运动至今还没有消除由此而来的失望情绪。但是，不管怎样，虽然丹麦工人政党现在的行动比过去审慎，然而，有一切理由认为，它所失去的那种短暂的和虚假的对群众的控制，定会逐步被更实际的和更持久的影响所代替。
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不得不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政治自由，只要涉及出版、集会和结社时，在这里也就降到了同伪宪制的君主制相适应的最低水平。法典具有空前的伸缩性，因此，甚至在胆怯地表达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设法给人定罪。然而运动在这里也和各地一样，正在不可遏制地发展。基本的中心是波希米亚的工厂区、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工人的报纸用德文、捷克文和匈牙利文出版。继匈牙利之后，运动也在塞尔维亚展开，战前这里有一家塞尔维亚文的周报[79]；但是战争刚一爆发，该报就干脆被封闭了。
可见，在欧洲各地，不论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顺利地发展，而且在迅速地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完全的思想一致恢复了，而同时，在各国工人之间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的经常的和定期的联系正在建立起来。1864年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人们，在先是反对外部敌人、后来又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年代里，一直高举着它的旗帜，直到在较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上的必要性而不是由于内部纷争，造成了分裂和表面上的退却为止。现在这些人可以骄傲地高呼：“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完全达到了自己的伟大目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其压迫者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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