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hd2品论天涯网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hd2品论天涯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1]hd2品论天涯网

　　到现在为止，总委员会都一直认为应当完全避免发表任何关于国际内部斗争的言论，而且也从来没有公开回答过两年多来国际某些会员对它进行的公开攻击。
　　但是，如果说，当问题还只局限于几个阴谋家玩弄诡计，有意力图在国际和某个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国际抱敌视态度的团体［注：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之间制造混乱的时候，总委员会还可以继续保持沉默，那末现在，当欧洲反动派在这个团体所干的丑事中为自己找到了支柱，当国际经受着从它创立以来从未经受过的危机的时候，总委员会就不得不对所有这些阴谋作一个历史的概述。

一

　　总委员会在巴黎公社复灭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资产阶级、各种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正以公社的活动为借口来对巴黎的战败者大肆进行最卑鄙龌龊的诽谤的时候，公布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2]，宣布自己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甚至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也不了解，遭到失败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对于总委员会说来，这种情形的证明之一就是，它的两名委员，即公民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了总委员会，宣布他们完全不同意这个宣言。可以说，宣言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公布为统一工人阶级对巴黎事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国际在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英国的大报刊中找到了非常强大的宣传手段，因为国际以这篇宣言迫使它们参加由于总委员会的不断反驳而继续进行下去的论战。[3]
　　公社流亡者大量来到伦敦，使总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救济委员会，使它在八个多月中一直履行这个完全不属于它的一般责任范围的职能。[4]不言而喻，战败了的并遭到驱逐的公社社员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的援助。至于工人阶级，关于援助的要求是在他们也很艰难的时刻提出来的。已经有大批流亡者来到瑞士和比利时，需要给他们以支援，或者帮助他们转移到伦敦去。在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募集的钱都送到瑞士去了。在英国，以新堡事件[5]为决定关头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紧张斗争既耗尽了工人个人缴纳的会费，也耗尽了工联的基金。这里顺便提一下，按照章程的规定，这些会费和基金也只能用于工会斗争的目的。然而，由于不倦的活动和通讯的结果，总委员会募集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钱，每周加以分配。美国工人最广泛地响应了它的号召。在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的想像中，国际财务处拥有千百万巨款，要是总委员会能够把资产阶级的想像慷慨赠予国际财务处的这笔巨款变成现金，那就好了！
　　1871年5月以后，一批公社流亡者被吸收为总委员会委员，以代替由于战争而离职的法国代表。在加聘的委员中有的是国际的老会员，也有一些是以具有革命毅力而闻名的人，选举他们是表示对巴黎公社尊敬。
　　除了这一切事务而外，总委员会还要为自己召开的代表会议进行筹备工作。[6]
　　由于波拿巴政府对国际的残酷迫害，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一事已无法实现。总委员会就行使章程第四条赋予它的权利，于1870年7月12日发出通告，宣布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7]与此同时，它写信给各个联合会，建议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从英国迁往任何别的国家，并要求就这个问题发给代表们以限权代表委托书；各联合会一致主张总委员会留在伦敦。[8]几天以后便爆发了普法战争，使得代表大会根本不可能召开。于是我们征询各联合会的意见，它们就授权我们根据局势的发展情况确定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日期。
　　当政治局势一有了可能，总委员会就依据1865年代表会议[9]和在每次代表大会期间就组织问题举行的秘密会议的先例，召开了秘密代表会议。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欧洲的反动派正在过自己的狂饮节；茹尔·法夫尔要求各国政府，甚至是英国政府把流亡者当做刑事犯引渡给他；杜弗尔向地主议会提出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法案[10]，后来马鲁又把这个法案的伪善的赝制品奉送给了比利时人；在瑞士有一个公社流亡者，由于被要求引渡而在联邦政府还没有作出决定之前就遭到了审前羁押；对国际会员的迫害成了博伊斯特和俾斯麦结成同盟的公开基础，而且维克多－艾曼努尔也赶忙表示赞同反对国际的协议的条款；西班牙政府完全听命于凡尔赛的刽子手，迫使驻在马德里的联合会委员会到葡萄牙去寻找避难所[11]；最后，团结自己的组织并接受各国政府向它提出的挑战已成为国际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时候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把大陆的代表交到各国政府的手里。
　　所有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联系的支部，都及时地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尽管不是公开的代表大会，但是它的筹备工作仍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不言而喻，法国由于当时的处境不可能推选代表。在意大利，当时唯一已经组织起来的支部是那不勒斯支部；但它还没有选举代表就被武力驱散了。在奥地利和匈牙利，最积极的国际会员都被关进了监狱。在德国，一些最著名的国际会员被控叛国而遭到迫害，另一些会员则被关进了监狱，党的经费完全用来救济他们的家庭。[12]美国人把本应用来派遣代表团的经费用来支援流亡者，只给代表会议送来了一份关于国际在他们国内的状况的详细报告。[13]但是，所有的联合会都认为必须召开秘密代表会议以代替公开的代表大会。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在自己工作结束时曾责成总委员会公布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综合出一个总的组织条例，并用三种语言把它同修改和审订后的共同章程一起公布，执行关于以会费券代替会员卡的决议，改组在英国的国际[14]，以及筹措为完成这种种工作所必需的经费。
　　当代表会议的材料刚一公布，从巴黎到莫斯科，从伦敦到纽约的反动报刊就宣称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决议[15]是图谋不轨，——“泰晤士报”指责它是“冷静预谋的卤莽行为”，——因此必须立即宣布国际为非法。另一方面，谴责了宗派主义的冒牌的支部的决议[16]，使国际上的警察得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借口，掀起一场似乎是捍卫受它保护的工人的自由自治而反对总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侮辱性专制的叫嚣。工人阶级感到自己受到总委员会如此“沉重的压迫”，以致总委员会不断从欧洲、美洲、澳洲，甚至从印度收到要求加入国际的申请书和关于成立新支部的通知书。

二

　　资产阶级报刊的诬控和国际上的警察的怨恨，甚至在我们协会内部得到了同情的反应。表面上反对总委员会实际上是反对整个协会的阴谋，在协会内部制造出来了。在背后制造这些阴谋的总是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产儿。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回来后便开始在赫尔岑的“钟声”报上宣传他多年实验的成果——泛斯拉夫主义和种族战争。[17]稍后，在旅居瑞士期间，他被选入为了同国际对抗而建立的和平和自由同盟[18]的领导委员会。由于这个资产阶级团体的处境越来越不妙，它的主席古·福格特先生依照巴枯宁的劝告向1868年9月在布鲁塞尔开会的国际代表大会建议与同盟缔结联盟。代表大会一致声明，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同盟追求的目的和国际是一样的，那末它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它别有所图，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缔结联盟。几天之后，在伯尔尼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来了一个转变，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仓卒拼凑的纲领，这个纲领的科学价值，从“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这句话中就可以判断出来。[19]支持他的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于是他和同盟决裂，以便加入国际，企图用他的偶然的、被同盟否决了的纲领来代替国际的共同章程，用他的个人独裁来代替总委员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专门的工具——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预谋把这个同盟变成国际中的国际。
　　巴枯宁在他旅居意大利期间结识的那些人中间，以及在一小群俄国流亡者中间找到了成立这个团体所必需的分子；他们替他当密使，替他在瑞士、法国和西班牙拉拢国际会员。但是，只是在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一再拒绝承认同盟以后，巴枯宁才决定把自己的新团体的章程提请总委员会批准，这个章程只不过是“莫名其妙的”伯尔尼纲领的精确的翻版。总委员会于1868年12月22日发出下述通告[20]作为回答：

　　几个月以后，同盟又写信给总委员会，问它是否承认同盟的原则：是还是否？如果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同盟就声明它准备溶化在国际各支部中。同盟收到的回答是下面这个1869年3月9日通告[21]：

　　由于同盟同意了这些条件，被巴枯宁的纲领上的几个签名所蒙骗的总委员会接受了同盟加入国际，它以为，同盟已被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承认了，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后者始终避免和它打交道。同盟达到了它最近的目的：争得了派代表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权利。虽然巴枯宁的信徒采取了龌龊的手段，采取了除了这次而外在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从未有过的手段，但是巴枯宁的打算还是落空了，他本想使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迁到日内瓦去并正式批准巴枯宁作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点提出来的一种措施，即圣西门主义关于立即废除继承权的胡说。这就成了同盟对国际进行公开不断的战争的信号，这个战争不仅反对总委员会，而且也反对一切拒绝承认这个宗派集团的纲领、尤其是拒绝承认它关于完全放弃政治的学说的国际支部。
　　还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当涅恰也夫来到日内瓦的时候，巴枯宁就和他建立了联系，并在俄国的大学生中间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他经常用各种“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掩盖起来，从而猎取了用卡利奥斯特罗时代的一切可能的欺骗和愚弄手段来维持的无限权力。这个团体的主要宣传方法是，从日内瓦用黄色信封给人寄信，信上盖着有“秘密革命委员会”等俄文字样的印记，从而使这些无辜的人受到俄国警察的怀疑。已公布的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就是卑鄙地滥用国际名义的证明［注：不久即将公布涅恰也夫案件的摘要[22]。读者可以从中找到荒诞的，同时也是卑劣的准则的典范，而巴枯宁的朋友们却让国际对这些准则负责。］。
　　在此期间同盟开始同总委员会进行公开的论战，起初是在洛克尔出版的“进步报”[23]上，后来是在日内瓦的“平等报”[24]上（这是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继巴枯宁之后还有几个同盟盟员混入了该报）。总委员会不屑于理睬巴枯宁的私人机关报“进步报”的攻讦，但是对于“平等报”的攻讦却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它认为，这些攻讦是得到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同意的。于是总委员会便于1870年1月1日公布了一份通告[25]，其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