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卷——引论。一、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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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论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注：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一段是这样叙述的：“现代社会主义，虽然实质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编者注］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24]，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25]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26]，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27]，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象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学说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象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这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注：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而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编者注］。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28]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我们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29]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30]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31]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注：在《引论》的草稿中，是这样描述黑格尔哲学的：“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编者注］。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而且，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既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注：在《引论》的草稿中，这里还有下面几句：“在法国，1834年的里昂起义也宣布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历史的重要性，而且也必然在德国引起反响和批评，虽然在德国，产生还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小规模的经营。因此，现在与其说在德国还不如说在德国人中形成起来的理论的社会主义，过去曾不得不输入它的全部材料……”。——编者注］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新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2]；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因为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着事态发展本身，不如说是针对着所产生的恶果。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吵大嚷地跳上舞台，并且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以及……他是怎样履行他的诺言的。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首先与此有关的是杜林先生的下述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33]。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
　　就在第一页上，杜林先生已经宣布自己是
　　这样，他就把自己说成是现代的和“可以见到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谁不同意他，谁就是不同意真理。早在杜林先生以前，就有许多人想象自己是这样的，但是，除理查·瓦格纳以外，他也许是第一个大言不惭地这样说的人。而且他所说的真理还是
　　杜林先生的哲学是
　　因此，这一哲学有这样的特性，竟使杜林先生能够超越连他自己也不否认的他个人的主观局限性。这的确是必要的，如果他能够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话，但是我们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个奇迹怎样才能实现。
　　在经济政治的领域内，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
而且，他还以自己的完全制定好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规划作结束，这个规划是
因此，和杜林先生的哲学一样，是没有谬误的和唯一能使人进入天国的；因为
　　杜林先生献给杜林先生的这束颂辞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十倍。这束花现在已经足以使读者发生某些怀疑：他真的遇到了一位哲学家呢，还是遇到……但是我们必须请求读者，在没有更详细地了解上述的根本性以前，暂时不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拿出上面的这束花也只是为着表明，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说出自己的思想而让往后的发展来评定其价值的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硬把自己说成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很不寻常的人物，如果人们不愿意堕入最不可饶恕的异教，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唯一能使人进入天国的学说。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绝不是充满各国社会主义文库而且近来也充满德国社会主义文库的那些著作中的一种，在这些著作中，各种各样的人力图以最诚恳的态度弄清种种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许或多或少是缺乏资料的；在这些著作中，无论有着怎样的科学上和文字上的缺陷，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总是值得赞许的。相反地，杜林先生却给我们提出了由他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那些原则，因此，这些原则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见根本就是错误的；正象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一样，他也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他是对的，那末他就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个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或者他是不对的，那末不管我们的判断如何，要是对他的可能是善良的愿望予以好意的考虑，这总会是对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
　　既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那末，当然就要对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学的人类采取颇为轻视的态度。因此，当杜林先生以极端轻蔑的态度谈论他的先驱者的时候，当只有被他本人破格封为大人物的少数人才在他的根本性面前得到恩赦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奇了。
　　首先听听他对哲学家的意见：
　　对康德还可以勉强忍受；康德以后，就一塌糊涂了：
　　自然科学家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是他只举出了达尔文的名字，所以我们只能以他为限：
　　可是最倒霉的是社会主义者了。也许除了路易·勃朗这个在一切社会主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余的全都是罪人，都不应当享有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后）的那种荣誉。这不仅是从真理和科学方面来看，不，而且也是从品格方面来看的。除了巴贝夫以及1871年的几个公社社员，其余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个空想主义者被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在他们当中，圣西门还算受到宽大待遇，因为只责备他“过分夸张”，并且还以同情态度指出，他是为宗教狂所苦。可是在谈到傅立叶的时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了，因为傅立叶
　　最后：
　　最后，罗伯特·欧文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极端刻薄地以各自的名字来形容这些空想主义者：圣西门——saint（神圣的），傅立叶——fou（疯狂的），安凡丹——enfant（幼稚的），那末所差的就只是加上：欧文——呜呼！〔o　weh！〕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用四个词简单地判决了，谁怀疑这一点，“那末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从杜林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我们为了节省篇幅只举出有关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那些话：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这还是从杜林的玫瑰园中随手采来的一小束花。自然，我们暂且根本不谈这些可爱的谩骂——如果杜林先生稍稍有点教养的话，他在谩骂时就不会把任何东西都看做是恶劣的和无耻的——是否也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我们现在也得注意丝毫不要怀疑这些谩骂的根本性，因为不然，也许我们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选我们所属的白痴的范畴。我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只是在于，一方面举例说明杜林先生所谓的
另一方面证明：在杜林先生那里，他的先驱者的一无是处，象他自己的没有谬误一样，是肯定了的。如果一切确实是这样，那末，我们就在这位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面前诚惶诚恐，叩首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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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4]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其中黑格尔的话引自《历史哲学》第4部第3篇第3章。见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第2版第9卷第535—536页（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Werke，Bd．Ⅸ，2．Aufl．，Berlin，1840，S．535-536）。——第19页。
　　[25]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无权状态。消灭这种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
　　这个理论在卢梭的17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Amsterdam．1755）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Du　contract　social；ou，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Amsterdam，1762）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发挥。——第20页。
　　[26]恩格斯指“真正平等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社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第21页。
　　[27]恩格斯首先指的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托·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出版）。——第21页。
　　[28]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Le　neveu　de　Rameau》）是1762年前后写成的，后来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它是以歌德的德译本的形式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真正的法文版发表在1821年巴黎出版的《狄德罗轶文集》（《?uvres　inédites　de　Diderot》．Paris．1821）一书中，该书实际上是在1823年出版的。——第23页。
　　[29]科学发展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纪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因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而得名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第23页。
　　[30]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第24页。
　　[31]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他在1755年科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oder　Versuch　von　der　Verfassung　und　dem　mechanischen　Ursprunge　des　ganzen　Welt-geb?udes　nach　Newtonischen　Grunds?tzen　abgehandelt》．K?nigs-berg　und　Leipzig，1755）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他于法兰西共和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1—2卷（《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T．Ⅰ-Ⅱ，Paris，l’an　Ⅳ　de　la　République　FranL?aise［1796］）中得到了阐述。在作者拉普拉斯生前编好而在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该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六版中，这个假说是在该书的最后一个，即第七个注中加以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云雾体，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1859年创造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安·赛奇的书《太阳》（见A．Secchi．《Die　Sonne》．Braunschweig．1872，S．787，789—790；参看本卷第621页）。——第26页。
　　[32]还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1882年）中，恩格斯就作了重要的更正，对这个原理作了如下的表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29页。
　　[33]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E．Dühring．《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Leipzig，1875）。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E．Dühring．《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2．AuLfl．，Leipzig，1876）。该书第一版于1873年在柏林出版。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E．Dühring．《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2．A　ufl．，Berlin，1875）。该书第一版于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31页。
　　[34]法伦斯泰尔——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