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动荡局势
1859年11月15日于巴黎
现在querelle allemande〔德国纷争〕提到日程上来了,不管这个纷争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是多么无关紧要,但是它却可能酿成全德国的、甚至是全欧洲的灾难。作为主要条顿大国之间纷争口实的一个小国,在合众国的历史上名声很坏。大家都知道,英国曾经在德国买了成千上万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奴隶,经过大西洋送到自己的起义的殖民地去,奴隶主要靠黑森—加塞尔提供,因为黑森—加塞尔的宗法制的选帝侯通常是靠用自己忠实的农民去换不列颠黄金的方法来取得收入的。从这个值得纪念的时代起,直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发出黑森—加塞尔革命的信号为止,历任选帝侯和他们的臣民之间的关系看来变得越来越敌对了。这场革命得到现任选帝侯[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的暗中支持,当时他非常希望同他的最亲爱的父亲[注:威廉二世。——编者注]分担最高权力。小小的革命为1831年1月5日的黑森宪法扫清了道路,而宪法现在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斗争中的主要战斗口号。1850年,这部宪法使它们在布隆采耳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战斗,而在路易·波拿巴用“意大利问题”使大家厌倦了以后,如果情况顺利,这部宪法可能很快会使他从事“德国问题”的“研究”。为了说明当前的冲突,不妨简略地评述一下1831年的黑森宪法、它所经历的变迁沿革以及使它的命运同争霸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事件。
1831年的黑森宪法,抛开它所规定的选举办法,即由各旧有等级(贵族、城市居民、农民)选举代表的方法不谈,可以认为是欧洲曾经宣布过的一部最自由主义的根本法。没有哪一部宪法对执行机关的权限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为了说明这个奇怪的事实,可以说,1831年的黑森革命实际上是同各个“等级”中怀有不满情绪的人们一致行动的律师、文武官员所进行的反对专制君主的革命。根据宪法第一条的规定,凡是拒绝对宪法宣誓的黑森亲王都要被剥夺王位继承权。关于各部大臣的责任的法令绝不是空话,它使人民代表能够依靠国家法庭来解除任何一个只要被认为是犯有哪怕是曲解立法议会的某项决定之罪的大臣的职务。君主被剥夺了赦免权。他既无权让政府的成员退休养老,也无权违反政府成员的意志将他们革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随时可以向高等法院起诉。高等法院有权对有关任免制度的一切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众议院从议员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成类似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的活动实行监督,并把违反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是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时违反宪法,也不得例外。于是,官员便摆脱了王权的控制。另一方面,高等法院由于握有对行政机关的一切行动作出最后决定的全权,便成为全能的了。由人民选举的市议会议员,不仅应关怀地方当局的各种决定的执行,而且应当关怀国家的一般法律的实施。军官们在就职之前必须宣誓效忠宪法,他们在对王权的关系上享有同文职人员一样的权利。代议机关只由一院组成,它在同执行机关不论发生什么冲突时,有权停止征收一切赋税。
1831年的黑森—加塞尔宪法就是如此。当今执政君主的父亲威廉二世选帝侯“在各个等级的完全同意下”宣布了这部宪法,并且
“衷心地希望它将作为君主和他的臣民之间和睦一致的牢固纪念碑永世长存下去”。
这部宪法的草案当时是由黑森政府提交联邦议会的,而联邦议会虽然没有批准,可是显然把它作为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接受下来了。可以预料,尽管有一切pia desideria〔良好的愿望〕,宪法机器在黑森—加塞尔也是注定不能顺利开动的。从1832年到1848年,立法议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了十次,其中有两届甚至任期没有满就更换了。1848—1849年革命使1831年宪法具有了更加民主的精神:等级选举制废除了,最高法院成员的任命权转交给了立法机关,最后,从君主手中收回了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并把它转交给了要对人民代表负责的人——陆军大臣。1849年,当根据新选举法选出的第一届黑森立法议会开幕的时候,德国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反动;不过,一切都还处在蠢蠢欲动之中。旧联邦议会被革命浪潮扫除了,而德国的国民议会连同它那虚有其表的执行机关也被用刺刀消灭了。这样一来,全德意志联邦的总的中心便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要求恢复法兰克福的旧议会,那里它的影响始终是占居优势的,而普鲁士则力图建立北方联盟,想利用这个联盟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并把它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有四个德意志王国和巴登支持的奥地利,实际上已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把旧联邦议会的渣滓聚集到自己周围,而普鲁士也稍微尝试了一下在一些较小的邦的参加下在爱尔福特组织联邦议会。不言而喻,受自己的自由主义的立法议会领导的黑森—加塞尔被列入了奥地利的主要敌人之中,并且是普鲁士的拥护者。但是,当选帝侯刚一确信奥地利有俄国的支持,很可能在这场角逐中获胜时,他就抛开了假面具,表示赞成奥地利议会,反对普鲁士联盟,扶植以声名狼籍的哈森普弗鲁克为首的反动内阁上台执政,解散了拒绝表决通过赋税和持反政府立场的立法议会,并且在他企图依仗自己的权力去征收赋税而由于得不到军队、官僚和司法机关的支持遭到了失败以后,便在黑森—加塞尔实行了戒严。他采取了非常理智的预防措施,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去了,以便在那里受奥地利的直接保护。奥地利以它所恢复的旧议会的名义派出了联邦的一个军去废除黑森宪法,使选帝侯重登宝座。普鲁士则被迫表示赞同黑森宪法,反对选帝侯,以便加强它自己对恢复联邦议会的抗议,加强在它自己的庇护下建立北方联盟的尝试。于是,黑森宪法就成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斗争的口号。当时事态日益危急。联邦军队和普鲁士军队的前卫在布隆采耳附近相遇,但是,双方都吹了后退号。普鲁士首相冯·曼托伊费尔于1850年11月29日在奥里缪茨会晤了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向他屈膝求和,在有关议会、黑森—加塞尔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所有问题上完全放弃了普鲁士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一切要求。普鲁士作为低头认错的罪人回到了议会。奥地利的一个军向北海海岸的胜利进军,使普鲁士的屈辱又加了一等。1831年的黑森宪法自然被坚决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最初是戒严状态,后来是1852年由哈森普弗鲁克一手炮制、经选帝侯本人稍作更动并由联邦议会订正和批准的反动宪法。这部1852年宪法成了经常使国家和选帝侯之间发生纠纷的缘由,而且无论怎样调解,都是徒劳。不久以前的意大利事件和随后发生的德国的运动,在普鲁士政府看来,为洗雪奥里缪茨失败之耻,并恢复自己以往同奥地利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普鲁士知道,1850年曾经使奥地利取得优势的俄国,这一次将会朝相反的方向行动。直到现在角逐双方除了纸上交战以外,还没有任何别的接触。至于说1831年和1852年的两部黑森宪法,那只是它们斗争的口实。这从下面这一简单的情况中就可以看出:奥地利主张根据1831年宪法的条文来修改1852年宪法,而普鲁士则坚持1831年宪法要根据联邦议会的总的(君主制的)原则加以修订后再行恢复。人民和黑森—加塞尔的议会依靠普鲁士的支持,要求恢复过去的宪法。如果德国人民不在适当时机转过身来反对“自己的两个统治王朝”,这一切由利害相关的顾问们从外面进行操纵的事情,可能会以德国的内战告终。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1月15日 载于1859年12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0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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