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了马克思的预见
——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赵按：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我们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胸中有数”、“准确预判”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对金融风险点的“胸中有数”，取决于对金融危机根源的科学把握，而后者才是“准确预判”的前提所在。因此，重温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反思其中的教训，肯定是有益的。这是我发表在《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的一篇文章。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的编辑，正是由于他们的胆量和眼力，才使这篇与主流观点完全不合拍的文章得以发表出来，从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说一不二的经济学界，居然还有一丝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能够“顶风作案”，令“经济学家”们十分地不爽和恼怒。于是我把这篇文章挂出来，供大家参考。
内容提要：自1929年大危机爆发起，经济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可是主流的反思却始终不得要领，总是在“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之类的老生常谈上转圈。遗憾的是，对当下次贷危机根源的认识依然如故。表面上看，这两次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1929年大危机的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当下次贷危机的导火线却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度”。其实，资本世界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由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已经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因此，必须对危机作“马克思的追问”。
正文：
如果以2007年初为起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已经接近两年了，迄今不仅尚无缓解迹象，而且进一步恶化的势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当危机还处于萌芽阶段时，除了少数不识时务的另类以外(比如宋鸿兵)，学界的主流们好象并不在意，多半是漫不经心，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不要大惊小怪”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后来眼见危机的动静越来越大，于是又纷纷三缄其口，知趣地闭上了嘴。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是因为“有苦难言”还是因为“无可奉告”，面对或许是“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学界的许多重量级人物始终保持着惊人的沉默，忽然间集体失语。尽管沉默往往是自信的表现，但无论如何，现有的危机理论正在经历着危机本身的无情拷问。在这些危机理论中，我最感兴趣的，同时也是打算在本文中讨论的，就是对次贷危机根源的解读。
一、主流的解读
有关次贷危机根源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流观点(主要见诸于官方的报刊);另一类是非主流观点(主要局限在非官方的学术网站)。由于非主流观点通常并不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学界中的人也往往不屑一顾，所以本文的焦点将集中在主流观点上。在主流观点中，有三个重要人物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人物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名誉主席，有“金融期货之父”之称的梅拉梅德。此公对次贷危机根源的分析不仅“具象”、“直观”，而且“通俗”、“普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指出，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信息不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梅拉梅德认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不够透明。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这种债务风险不断积累，为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其次是政府监管缺位。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私人机构留下了太多操作空间，然而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可靠。[1]
2008年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金融高峰论坛”上，与会中美专家的分歧看似不小，其实仍然是梅拉梅德逻辑的展开。在争论中，部分学者将矛头指向了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他们认为：正是包括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债务抵押支持证券(CDO)在内的结构性金融产品，导致了金融风险在全球的扩散和放大;在OTC市场上，信用衍生产品能够不断“繁衍”，并且很难被监管。因此，金融产品的创新是造成目前“灾难”的主要原因。而纽约银行梅隆中国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总裁胡斌却认为：次贷危机爆发与金融创新无关，其根本原因是贷款机构放松了过去长期遵守的贷款发放、审核的基本标准，此外，信用评级机构也存在过失。[2]
第二个人物是闻名世界的美联储前老大——格林斯潘。很多学者认为，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应该对当前的次贷危机负责，理由在于：2003年中期，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到1%，并维持长达一年之久，由此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而现在的困境只不过是那些泡沫的破裂罢了。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一次召开的Jackson Hole会议上，就谴责美联储在2002年至2006年间采取了过分宽松的政策。[3]
这种谴责当然是格林斯潘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格林斯潘看来，就像太阳黑子的活动是无法抗拒的一样，当前的次贷危机也是一个无法抗拒事件的结果。格林斯潘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在过去5年的市场乐观情绪下，这场危机迟早都会发生。即使不被次级债定价不当的问题引爆，也会因为其他市场领域的问题而被点燃。他认为，次贷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全球经济扩张，正是一段时期以来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导致投资者低估了风险。[4]
一边是对格林斯潘的非议，另一边是格林斯潘的自我辩护。有人从中看到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幽灵。按照“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当局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私念”很可能成为经济周期的重要诱因。具体来说，在任者为了赢得连任或退休时的声誉，倾向于在当权时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此时有效需求受到刺激，产出就业得以扩张，但由此导致的泡沫通常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而当通胀真正来临或泡沫真正破灭时，执政者已经成功连任或已退休了。[3] 如此看来，格林斯潘的“私念”或许也难逃“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宿命。
第三个人物是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大官人。汶川大地震前夕，远道而来的约翰·斯诺在北京参加“2008年中国首席财务官论坛”时说：“在银行的借贷方面,美国的银行犯了很多的错误,创造了太多所谓的金融衍生工具。” 他认为，正是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次贷危机”从美国的银行流入到了资本市场，流入世界其他的资本市场。所以，“‘次贷危机’的根源，正是美国的银行”。[5]
无独有偶，汶川大地震之后不久，美国投资大亨巴菲特也向媒体表示，次贷危机的爆发应归因于那些冒着风险进行抵押借贷的各个银行。在他看来，“银行承担了太大的风险，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错误，没有必要怪罪他人”。[6] 应当说，这种分析完全符合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的话说：“我们看到好象这么多大的机构倒闭了，很多人为此扼腕叹息，其实一点儿不可惜，这些机构不知道从全世界敲诈了多少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死有余辜。”[7]
当然，不论怎样捉拿元凶，经济学家给出的说法都多少要与市场经济沾点边，不能太离谱。当年英国的大牌经济学家杰文斯以太阳黑子的活动来解释商业循环的周期，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人会再拿这个理论来忽悠民众了。
二、反思的底线
概括以上解读，次贷危机的根源无非在于“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也就是说，相对于资本世界的制度框架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经济学上具有“主流”色彩的危机理论，在政治上也具有“全球化”的普世价值。2008年9月23日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成了众矢之的，而矛头所指正是“监管不力”。比如，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卢戈认为：美国陷入次贷危机是“不道德投机，罪有应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反省商业道德，加强金融监管;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强调：“信贷机构在必要时将遭到惩罚和控制，透明将取代含糊不清”;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则埋怨：自己早就建议加强金融监管，但美国对此毫无兴趣。[8] 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全球的政治精英们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有着高度的默契。问题在于，如果危机根源是外生的，那么，“危机过后各国央行采取的补救措施也都尤为及时且愈加严厉，但为什么就是始终不能避免重蹈覆辙、走出金融动荡的怪圈呢?”[9]——这才是主流经济学应当好好反思的事情。
自1929年大危机爆发起，经济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反思。遗憾的是，主流的反思却始终不得要领，总是在“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之类的老生常谈上转圈，顶多也就是把这些人为的过失上升到“原罪”的高度而已。比如，在追究危机根源时，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愤然指出：“现在回顾来看，这其实是泡沫世界的‘原罪’——美联储纵容了上世纪90年代末所创造的股票泡沫，以及所衍生出的资产依赖型的美国经济”。[10]
格林斯潘的自我辩解虽然有为自己撇清的嫌疑，但他的反思显然要比他的那些同行清醒的多：“危机迟早都会发生”。当然，他的反思仍然超越不了主流经济学的眼界：危机的根源最终被框定在“投资者低估了风险”的雷池里。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投资者会低估风险呢?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答案除了归咎于人性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对这个追问耸耸肩膀了。看来，这种将危机根源追溯到人性贪婪的“本体论”，大概也算是主流经济学的最高境界了。
危机的元凶一旦捉拿归案，主流经济学就急忙宣布立即结案，停止反思，不得冤枉“无辜”。谁是“无辜”呢?说白了，这个“无辜”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你可以追究“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背后的人为因素，甚至可以一直追究到人性的贪婪的“原罪”，但决不允许你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说三道四，有丝毫怀疑。这是“反思”的底线所在，超越了这个底线，你就会被取消话语资格。正因为如此，除了少数非主流的学术网站之外，在官方的报刊上，我们很难看到超越这个底线的话语。
三、“扩大需求”为何成了危机的渊薮
把危机的根源最终锁定在人性的贪婪上，似乎已经是主流经济学的“终极关怀”了。但问题在于，比照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逐利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发现，这个“终极关怀”经不起如下追问：同样都是逐利的经济人，为何次贷危机只能发生在资本主宰的世界，而与资本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无缘呢?
与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不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从来就不承诺无条件地认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且，对于人的基因是否有贪婪“原罪”的血统论，马克思也并不感冒。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那么，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受得住现实的拷问吗?
不少人认为，对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之前的古典经济危机，马克思的理论或许还有较强的解释力，可是对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就几乎不再有什么说服力了，因为“此资本主义”已非“彼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具备了克服危机的免疫力。所以，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虽然引起了人们对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回忆，但许多经济学家却更多地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
表面上看，这两次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1929年的大危机，其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当下的次贷危机，其导火线却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以至于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已经成了美国当代文化先进性的标志)!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了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信用崩溃。自从1825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就与“生产过剩”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经济危机这个范畴总是与“生产过剩”这个关键词形影不离的。可是当下的经济危机却出现了新的异化：危机似乎不再是“生产过剩”惹的祸，而是与“需求过度”发生了链接。如果说，“生产过剩”曾经是经济危机的生存土壤，那么显而易见，“扩大需求”就是化解危机的题中之义;可是问题在于：化解危机的“扩大需求”何以又演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渊薮?进而言之，为什么会出现需求“过度”或“透支消费”?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危机的根源。
对于当代市场经济而言，在供给与需求的博弈中，具有主导意义的角色越来越不是供给，而是需求。一个社会的总需求由投资和消费两部分构成。尽管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时期，投资和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意义。在美国，由于消费者的支出部分大约占总体经济活动的2/3，因此，消费需求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最值得关注的因素。按照经济学的常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增长必须以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然而，从收入分配的格局来看，美国居民个人消费的增长显然缺乏相应的收入水平支持。资料显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国家干预的式微、“非标准就业”的扩展(即在总体就业中，“部分时间就业”和“偶然就业”占越来越大的比例)、工作时间的相对延长，以及国家对社会福利支出的削弱等，强资本弱劳工的力量格局愈益在美国显现，收入分配的天平越来越向资本一端倾斜。
各种数据表明，美国的个人消费增长缺乏应有的收入基础，因而消费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不可持续的。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避免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提高个人消费需求。怎么才能提高个人消费需求呢?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用过以下办法：(1)削减产量(比如把牛奶倒进大海)，这种办法既残酷，又与资本的逐利本性相悖。故在当今时代，简单地削减产量已被视为一种愚行。(2)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这是在私人缺乏消费意愿和实力的背景下(穷人买不起，富人不愿买)，由政府充当“消费者”和“投资者”。由于1970年以来的“滞胀”并发，西方政府对这种办法的效果已颇持怀疑态度。(3)调整分配格局(比如通过税收政策来促进购买力)，由于这种办法本质上是“打富济贫”，有违自由资本主义信条，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种“让步政策”决不会提上议事日程。(4)透支消费(比如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等)，这种办法虽然有损于资本的即期利益，但消费者也提前支付了远期利益(即“寅吃卯粮”)，故既能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接受，也能为囊中羞涩的普通劳动者认可，目前已成为西方极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
由于抓住了“扩大需求”这个要害，所以从实践来看，“透支消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透支消费”的扩展，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时期”，以至于不少经济学家断言：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已不复存在，“经济周期已经消失”。
在“透支消费”的支撑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居民的个人消费增速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不仅与大多数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水平相矛盾(虽然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在显著提高，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是趋于递减的)，而且在美国经济史中也实属罕见。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个人消费的增长，居民的个人储蓄也在不断下降。到2005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甚至已经下降为负数，美国全国进入不储蓄状态。据统计，“这20年来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从1984年的10.08%到1995年的4.6%，2004年为1.8%，2005年为-0.4%，2006年为-1%，2007年为-1.7%，真金白银越来越少，债务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11]
由此可见，美国的普通百姓不但用尽了自己的收入，而且还要透支“未来的”或“虚拟的”收入以支撑今天的消费(美国的家庭债务在20世纪80年代举债高峰期占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80%;到了2000年，这个比重就上升到98%)。结果，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由此形成了一个非理性的“透支消费”悖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美国居民在“透支消费”，而且美国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经济”。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投资速度的持续下降，美国转而倚重来自国外的投资以支撑本土经济的增长。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在全球经济都在为“过剩”而发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汽车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就能满足够世界用一年的汽车需求量)，美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正是在于其“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与“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费”毕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就如同为了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而不断加大吗啡的注射剂量一样，“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在美国，“透支消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透支无处不在。而引发这次危机的次级抵押贷款(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不过是“透支消费”中的个案罢了。换言之，只要“透支消费”不停止，那么即便没有“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四、危机的根源并未超越马克思的逻辑
现在我将上面的分析简化如下：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其实，以马克思的逻辑看来，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区别在于：在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而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1929年的大危机暴露出了资本的生存链条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缺陷，从而导致了凯恩斯革命;当下的次贷危机则进一步告诉人们，用“透支消费”同样不能根治“有效需求不足”，在资本统治的制度框架内，任何举措都不可能根除生产过剩危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资本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而是要说明：由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因此，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已经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
宋鸿兵把次贷危机的本质概括为“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11]，而我却更愿意把次贷危机的本质概括为“透支消费”。早在7年前，我在 《光明日报》上就已经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逻辑作过类似的分析，针对当时美国政府预防危机的降息举措，我指出：“不论这次降息的效果如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经典分析框架都没有过时。坦率地说，格林斯潘力图阻止衰退的努力不过是在‘和历史对着干’，其努力的最大效果也不过是延缓衰退的到来。” [12] 其实，这个结论不过是马克思逻辑的具体展开罢了。
基于次贷危机的教训，经济学界的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加强监管”、“不能实行没有监管的金融自由化”，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呼吁当然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能仅止于此：实行监管当然能够缓解危机、延迟危机的爆发，问题在于，即便实行了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是否就能从此真正告别“危机”或“周期”呢?如果我们对危机的反思能够做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追问”的话，那么可以预计，类似次贷危机的灾难今后肯定还会发生，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得到了完整的展开，其中有一段论述十分耐人寻味：“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3]以马克思的视阈来看，“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缺乏监管”之类的说辞，其实都是危机的表面现象，拿这些表面现象说事，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危机的真正原因。经济学发展到了今天，各种数学模型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为什么面对危机的根源却如此暧昧呢?如果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是真的糊涂，倒也罢了;可有些人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难怪马克思要把那种辩护性的现象经济学讥讽为“庸俗经济学”。
五、结语：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
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凯恩斯的理论几乎已经接近于马克思的逻辑了，虽然他由于“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最终未能跨出那致命的一步(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节点上，凯恩斯停了下来，并将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最终归咎于心理因素)。令人遗憾的是，与凯恩斯相比，当下的现代经济学不仅没有多少长进，反而后退了一大步：凯恩斯至少还承认“有效需求不足”，而现代经济学却连这一点都不敢正视，王顾左右，言不及义，只是一味地用“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缺乏监管”之类的数学模型来掩盖危机的本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这样做也就罢了，可我国经济学界有人也跟着起哄，这就很值得人们深思了。
很多年以前(大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周期消失论”在学界一度十分流行。虽然时隔不久，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这个理论有些难堪，但以“现代经济学”自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周期未能消失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周期消失论”有误，而在于东亚各国自己不争气——规范的说法是“裙带资本主义”、“坏的市场经济”惹的祸;他们还振振有辞地质问：人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怎么就没有爆发危机呢?记得1998年在我参加的一次海峡两岸东亚金融危机研讨会上，这种“质问”几乎成了研讨会的前提预设。
但好景不长，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发达的、“好的”市场经济国家依然不能幸免。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纳斯达克指数暴跌、安然事件，以及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等等，不仅让这个理论很难堪，简直就是让这个所谓的“经济周期消失论”从此几近消失。
次贷危机迟早会过去，资本的游戏仍将继续下去。但是，反复发作的危机最终会终结资本的游戏规则。马克思曾经对市场经济的危机有过相当深刻的剖析，即便是放在今天的语境中，其深刻性也依然是现代经济学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可是，自从以“新古典”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垄断话语权以来，经济学界几乎忘却了对危机根源作马克思那样的“终极追问”。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这种“终极追问”既是其不愿所为的，也是其无力所为的，更是其不敢去为的。所以，尽管“经济周期消失论”今天已经不再那么张扬了，但学界对危机根源的认识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澄清。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来分析危机，本来是我国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可是一段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越来越被学界淡化、耻笑，甚至某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忙着宣布：当代“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被计划所代替。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自由放任阶段的一种竞争态势。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国家干预和计划管理目标日益加强的条件下，无政府状态已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经济有周期波动是难免的，但又不会再酿成大萧条。”[14] 遗憾的是，这种论点可以蔑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存在，但在次贷危机面前却显得是那么地缺乏说服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控能力的确有所增强，但把这种增强说成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被计划所代替”，未免言过其实，因为这种增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总体上的无政府状态。至于说“经济有周期波动是难免的，但又不会再酿成大萧条”，就更是过于乐观了。这就好比说“小地震是难免的”，但有谁敢打保票说小地震“不会酿成大地震”呢?既然波动“难免”，那么有谁能百分之百地打包票说“波动”就一定不会演变成“萧条”，甚至演变为“大萧条”呢?
有人说：“实际上，次贷危机的真正实质是，美国金融市场滥用信用衍生品的创新、预支市场和社会信用……。再通俗一点来说，这其实是资本信用危机、或者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信用危机。”[15] 能这样认识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看过很多有关文献，行内的许多专家学者甚至连这点都不敢承认。但是，即便这种认识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进了一大步，我们仍然有必要对次贷危机作“马克思的追问”：他们为什么要“滥用社会信用”?他们不“滥用”行吗?如果不要他们“滥用社会信用”，难道要让他们“颠覆”资本世界的信用制度不成?对于资本主宰的世界而言，“滥用信用”或“透支消费”是命中注定的宿命而已。
格林斯潘关于“危机迟早都会发生”的马后炮说明，即便是“体制”中的人也并非全然没有这种“宿命”意识。问题在于，既然已经意识到“透支消费”的结果仍然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他们还要玩火自焚呢?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追问的问题。事实证明，现代经济学是无法将这个追问进行到底的，它最多也就是搬出“人性贪婪”之类的原罪来救驾。如果将马克思的追问进行到底，结论必然会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神圣性：“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这就是资本世界内生的悲剧所在。
经济学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才能立足于现代经济学之林;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以新古典为内核的现代经济学有不少东西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和借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盲目地、不加区别地跟在别人的后面东施效颦，亦步亦趋，这就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了。
(注：该文发表在《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参考文献从略。原标题为：《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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