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研究资产分布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学问。经济学的最高境界，在于找到道德和效率的平衡点，并由此延伸出，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可稳定持续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其实，经济学的难点在于对平衡点及其变动趋势的把握。至于如何建立概念和逻辑关系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因此，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深厚的哲学和社会学功底，并且可以熟练使用数理统计工具，还要拥有相当水准的语言运用能力。惟其如此，才能找到道德和效率的平衡点及其变动趋势，并且精确进行描述，并由此延伸出制度和政策建议。
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特定道德伦理基础上，依据西方特定社会条件，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关于平衡点及其变动趋势分析的，一整套概念和逻辑体系。毫无疑问，这套体系的建立是极其有意义的。这为西方制度和政策的安排奠定了理性的思考基础。当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好的样板。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理解西方经济学，要紧紧抓住其内在逻辑，要学习他们建立逻辑体系的方法。不能简单地撕取支言片语，以为窥一斑而知全豹。仅仅捡拾一些碎片和工具，根本无法建立起逻辑体系的大厦。当然，更不应该以此为脂粉，装神弄鬼，骗钱害人。
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分布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学问。其机理与经济学无异。其他学问亦具有相似性。
学问，说道底，是寻找真理的过程。说道真理，便想到《心经》中的一句话：诸法空相。
即使是最好的概念和逻辑体系，也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真理存在相对性。一旦陷入真理迷信，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谬误。中国学界时下流行“两个凡是”，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民主。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两个凡是”毫无深度可言。于是，中国的学术，演变成了文革式的“语录”泛滥。西方学者的名字、概念、工具满天飞。肢解和阉割了中国人自己的学问能力。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泛滥，已经很难看到真知灼见。学问异化成了贩卖本本和教条。无人静心治学亦无人诚实发问。本本和教条贩子成为学者和专家。拥有本本和教条的人们，用废话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话语霸权。中国社会科学界正在进行经典的三误：误国;误己;误人子弟。
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矛盾论》与《实践论》。这不是毛泽东有哲学偏好。中国不解决哲学问题，制度和政策的安排就没有逻辑基础。事实上，毛泽东对中国发展的内在规律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毛泽东当然清楚，民主和科学需要制度演变过程。毛泽东没有照抄西方和俄国的案例，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正确的含义，不是完美，而是现实有效。直接从哲学入手，这是毛泽东比曾国藩、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高明的地方。也是毛泽东在英雄辈出的时代，在中国乃至世界拥有超然领袖地位的原因。当然，哲学上的深刻，不能完全避免技术上的失误。不过，技术问题是可以改进的。一个民族，一旦丧失哲学思辨能力，最终将沦为精神奴隶。这样的民族国家只能成为他国的附属和附庸。世界现代史，已经有太多这样的案例。
当代中国也有一些优秀的学者，例如何新先生、王绍光先生等，他们重回经典、重回历史，重新发掘中国的伦理和道德基础，重建中国的概念和逻辑体系。这是极为艰难复杂的工作，这是没有现实利益的基础性工程，这是很难为当代人理解的愚公移山。但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的学问会慢慢地建立在他们整理出来的“地基”之上。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发轫于《易经》、《道德经》、《论语》等经典。由中国的伦理基础出发，寻找和建立中国道德和效率的平衡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这是多麽重要而伟大的学问过程。
笔者的孩子被剑桥大学录取了。这样的中国孩子越来越多。笔者不为剑桥的名气而高兴。笔者欣慰的看到一些希望。这些孩子们接受了相当的国学滋养，又可以系统的学习西方文化，学贯中西的他们，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重建中国各种学问的概念和逻辑体系。他们这一代，不再是物质上站起来，精神上匍匐下的一代。到那个时候，中国人就不必为数学上的小康而自豪了。我们不仅重建并拥有了真正的学问，我们同时可以完善并拥有人类的高度文明。
(以此文答复友人关于学者和学术的一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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