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不仅体现经济的社会形态具有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同时是促进宏观经济可持续地稳定运行和发展的基础。但是搬用西方宏观经济学提出的主张，却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基础割裂开来;把宏观经济调控从而当前的调整经济结构，与维护公有制经济基础割裂开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调整好当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必须纠正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削弱的态势，尽快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加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
以下分五部分来来进行论证：
(一)搬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调结构主张存在片面性
(二)市场调节机制是与所有制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三)所有制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基础
(四)私有制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不可能科学地调结构
(五)科学地调结构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
一、搬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调结构主张存在片面性
党的18大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求“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有很强的针对性。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严肃指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市场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都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这种失衡已比较严重，必须高度重视。
我国国民经济要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科学发展，就必须对宏观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但是，如何才能科学地解决好“重大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界认识并不一致。
用西方宏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一些学者，先是搬用凯恩斯主义，从驾驭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角度，从需求方面提出“需求拉动”的调结构对策;在2015年党中央做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后，又开始从供给方面提出调结构主张。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目前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为市场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失衡，主要原因在市场体制机制不完善;因而要解决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应当从市场需求方面或者市场供给方面调整。他们认为，2012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连续几年出现下行态势，这从国际经验看，属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发生的正常现象，不过，要避免经济增长继续下滑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调结构。他们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
——主张减少政府作用来进行“结构性改革”。认为经济“结构”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资源配置的结构”，中国经济减速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资源错配”，经济结构发生了扭曲;第二层意义上的“结构”，是“体制机制的结构”。认为“结构性改革”讲的，是后一层体制机制意义的“结构”的改革，要通过这种改革，即减少政府干预，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第一层含义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政府要起的作用，不是直接出手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等。认为采用行政命令方法解决经济结构扭曲的问题，效果很差，而且往往适得其反，为此有人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消除市场的价格扭曲。 还有人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要素市场应有实质性推动”，尤其要在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等领域，在服务业中像医疗、教育、文化这些领域，有实质性推动(即要有私人资本进入);并主张城乡之间的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流动的改革，不能再拖。这些调结构主张，简要地说，就是要尽量减少政府作用，建立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机制体制。
——认为供给侧是与需求侧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相对应的。有人提出了“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概念，认为这“实际上构成了供给侧的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供给侧”还包括与“物”的供给能力相匹配的、从“人”的利益关系来看的“制度供给”。]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以创新引领消费;要提升创新能力，“瞄准惠民生、利长远的发展项目，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制度供给的创新成为市场活力迸发的重要引擎”;“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
——认为供给侧方面结构调整的主要含义是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最要紧的任务是形成自主经营的、独立经营的产业主体”;“民营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是供给侧的”;企业活力必定主要靠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增强取决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 众所周知，流行的民营经济概念就是指私有制企业，可见，他们是主张通过扩大私有制经济、主要是通过扩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力量来“调结构”。
上述主张提出的完善市场机制体制、扩大市场有效供给、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增强企业的效率与活力、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等，初看起来不无道理。但是，问题在于经济结构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没有说清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贯彻唯物史观，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其中包含着商品生产普遍化社会的宏观经济一般结构。主要包括：(a)商品流通(又可进一步分为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b)生产资料所有制、(c)生产的社会分工(即通常所说的产业结构)、(d)人与自然的关系和(e)社会总资本三种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结构关系这五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经济层面。这些经济层面共同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基础。
而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学者所谈的“结构”，除了“资源配置的结构”可纳入产业结构这个经济层面，其余都不直接涉及宏观经济结构。所谓“体制机制的结构”，这属于经济管理制度范畴，并不是经济结构范畴;显然，不能用解决组织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来替代解决社会再生产各部门之间的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所谓调整“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方面的结构，这种结构观把国内经济本身的结构和国际经济关系混为一谈，显然不能用以揭示国内民族经济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因而不能用于指导解决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所谓“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这虽然从生产角度值得强调，但是这属于提高生产供给的效率和效益问题，并不能替代宏观经济的调结构。
这些主张具有的共同片面性是，都撇开了公有制基础来谈市场机制与调结构的关系;都不把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所有制结构，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内容，相反，还要通过鼓吹扩大私有制经济的力量，来进一步地削弱乃至瓦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有的观点在提出“制度供给”创新时，还使用了令人费解的话语，说“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制度供给方面的“颠覆性创新”是何含义?须知，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制度，只有像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公有制被瓦解了，才能称得上制度含义上的“颠覆”，难道“制度供给”的“颠覆性创新”，就是要颠覆公有制、“创新”私有制的制度?难道只有私有制的市场交易才是波澜壮阔的?
一言以蔽之，上述观点不但没有讲清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没有提出科学的调结构对策。而且还在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永恒合理的老观点。撇开其中包含的反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司马昭之心”不谈，单从学术上说，这些观点也实属调结构的认识误区，看起来振振有词，其实科学成分甚少，必须与之辨明是非。
二、市场调节机制是与所有制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撇开所有制谈市场调节机制(以下简称市场机制)及其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是错误的;撇开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来解决宏观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是不可能的。
这里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流通的科学论述谈起。马克思揭示出，生产决定分配，而流通是分配同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是无数不同种类、不同社会性质的商品交换关系相互交错的总和，“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 市场就是这种总体意义上交换关系或流通的表现形态。它是全社会商品流通的网络，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辩证逻辑，揭示了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三种流通范畴：
一是简单商品流通范畴。这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与小生产者相联系的商品流通;与此联系的市场，可称之为简单商品交换市场。这种市场的供求关系受价值规律调节。但是自然经济以自给自足的生产为特征，可以“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白居易诗)，主要不依赖于市场来进行再生产，所以，简单商品交换市场虽然对个别手工业生产者有反作用，但是对全社会的生产结构则起不到多少调节作用。
二是资本流通范畴。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流通范畴。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独立价值，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在生产领域的存在形式)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依次做循环运动，这就是资本流通。资本流通过程是流通环节与生产环节的统一。而无数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相互联系，综合形成了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从商品资本形态的循环公式
可以看出，其流通环节
在形式上与简单商品流通W—G—W相同，但是内容上则有根本区别：在商品资本W¢中包含着剩余价值，而货币资本G¢=G+g,其中G是资本价值，g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W¢—G¢不但是资本价值的实现过程，而且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货币资本G在流通过程中购买的A和Pm，分别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商品和生产资料商品。因此，作为社会总资本流通环节的表现形式的市场，它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P有内在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理应称之为资本主义市场，它已成为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市场时指出，“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是商品流通形式和社会总资本流通过程中的流通环节这种内容两者的统一，它是体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总资本的流通环节的“总表现”。从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角度看 ，资本主义市场对全社会的生产过程从而产业结构，具有调节作用。也只有在这种反作用含义上，才称得上是一种与社会生产过程相联系的市场调节机制。显然，只有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机制范畴才是现实的。这种市场机制不仅受价值规律调节，而且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调节;从现象形态来看，是受这两种基本经济规律相结合的平均利润率规律调节的。在资本主义市场上，与供求规律联系的商品(商品资本)的价格，已转化为生产价格，即“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的货币表现。由于资本主义市场与生产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是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所以，这种市场是与资本主义所有制或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三是作为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共性的商品流通一般范畴。《资本论》论述中的商品流通一般，是反映上述两种流通的共性的范畴。由于资本只有通过执行货币一般、生产一般和商品一般的职能，才能执行资本自行增殖的职能;只有通过遵循价值规律的运动，才能达到实现剩余价值的目的。因而，资本流通包括简单商品流通关于商品和货币的相同规定性。但是资本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的这种共性，是不包括生产环节在内的，因为如前所述，简单商品流通是与小生产联系的，而资本流通是与机器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参与社会分工的生产环节相联系的，从全社会角度看，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则是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的。因而与简单商品流通联系的小生产环节，和资本流通过程包含的生产环节，缺乏共性。商品流通一般作为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共性，只能体现在W—G—W这种流通领域的交换关系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流通领域的范畴。因此，说存在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共性含义上市场机制一般范畴，是不科学的。与自然经济联系的简单商品生产，是谈不上对全社会的生产有反作用意义上的市场机制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出现之前，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市场机制。
不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出现之后，却产生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共性的市场机制一般范畴。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处在向马克思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无商品货币)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还处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历史阶段。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决定了商品经济还有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现阶段仍处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经济形态(不过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力已不是商品)，也就是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中，公有制经济的生产资料依然要通过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流通，进入生产过程，从而依然要以价值体的形态运动，也就是还要采取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资本”(简称“公本”)的形态运动。这样，在私有制资本和公有制公本之间，就形成了以价值体的形态经过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运动的资本一般范畴。从社会的角度看，也就形成了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相联系的社会总资本一般的流通环节，以及作为这种流通环节表现形式的发达的市场一般范畴。这种市场一般由社会化的商品生产过程所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化的商品再生产过程，这就形成了市场机制一般。但是，这种市场机制一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是把其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两者不同性质的所有制或生产关系舍去了。
上面的阐述好像不那么通俗易懂，但这样的阐述是必要的。科学的经济范畴体现辩证逻辑，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科学使用经济范畴，就应当弄清它的历史含义和它反映怎样的现实经济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肤浅性就体现在，他们以历史唯心主义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不懂一般与特殊的历史辩证法，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永恒合理的经济形态。他们不明白简单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总是用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解释资本流通，实质上是要掩盖资本剥削关系的存在，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做辩护。他们不区分不同历史阶段的市场，不区分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市场机制，不懂得市场机制与社会化生产的内在联系，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看成是唯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他们就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机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市场机制。
当我们理解了马克思关于流通的理论，就可以认识到，资本(或公本)流通是包括生产环节的，是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因而现实的市场机制不是抽象的，它要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机制，要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或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基础上)的市场机制。而不同的所有制基础，则决定了市场机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必然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这就有助于进一步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流通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弄清市场机制与产业结构、生产资料公有制之间的关系，从经济结构深层的所有制基础层面入手，坚决地振兴公有制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调整好失衡的经济结构。
三、所有制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基础
市场机制一般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对生产过程，从而对产业结构起调节作用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本质上是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西方经济学所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市场供求状态，不过是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在流通领域的表现形态。毛泽东同志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停留在供求关系层面看市场和市场机制，只能看到“感觉到了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由此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供求机制的认识。马克思针对这种“肤浅”性，强调，“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论断太重要了!值得我们认真领会。
那末，“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自身互相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造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 显然，这里论述的市场供求，不是简单商品流通的市场供求，而是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包含下述两层基本意思：
其一，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及其阶级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基础性原因。马克思对此做了阐释，他说，“‘社会需要’，就是说，调节需要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 不难理解，其中的“第一”，指的是生产领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上的表现;“第二”指的是工商资本家阶级、银行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对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瓜分关系。显然，整个“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即剩余价值率)越高，全社会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在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产品(全社会新创造的价值)中占的比重就越多，即在“社会的总收入”中占的比重就越大，雇佣劳动者阶级在其中占的比重就越小。既然不同阶级的收入构成的总收入都要作为有购买力的需求投入市场，那么,市场有购买力的总需求就势必有两种性质绝然不同的部分。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需求占很小部分，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需求占很大部分。前者只对必要的个人消费资料形成需求，而后者的收入既要用于个人消费资料(其中包括奢侈品)需求，还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追加生产资料商品的需求，所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就会在市场总需求结构上表现为全社会对生产资料商品需求、奢侈品需求相应增大，必要消费资料商品需求的相应减少。在“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例中，利润是职能资本家直接剥削并实现剩余价值的收入;利息、地租是非职能资本家(银行家)和土地所有者等食利者阶级以各种方式分享剩余价值的收入;税收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收入，在这些收入中，职能资本家的利润占的比重越大，扣除自己个人消费的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越大，这在市场需求上就会表现为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商品的需求增大。由此可见，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确实决定着市场的总需求和总需求的基本结构。
其二，社会再生产各产业部门的分工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另一基础性原因。关于这一方面，马克思是通过“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来阐释的。其含义可以从马克思的另一段论述得到启发，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供给和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过程的全貌，包括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和使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流通过程，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这两个环节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在生产环节中，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而在流通环节，即在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市场关系中，则受“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有购买力的“社会消费力”的限制。有购买力的“社会消费力”，也就是上述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造成的市场需求，包括生产消费(生产过程中的消费)对生产资料商品的需求和个人消费对个人消费资料的需求。“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也就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的产业结构关系。
综合上述两方面含义，可以把“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借以发生的基础”，归结为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由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社会总收入的分配关系，实质也就是生产关系或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二是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决定的生产者自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以及他们的固定资本补偿的比例关系、社会扩大再生产中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等(以下统称社会分工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
正是这两方面的基本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的表现形态。后一种因素社会分工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关系，具有社会化商品生产的一般性;而前一种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这体现了资本主义供求关系的特殊性，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的本质。这种本质的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会经常出现不平衡，并必然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可见，在这两种因素中，所有制又对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起能动的决定作用。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是生产过程的控制者、指挥者;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狭义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因而它不但对商品流通的供给与需求起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作为广义生产关系另一层面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也会起决定作用。
马克思关于市场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以及所有制对产业结构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价值。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对产品分配关系起决定作用，又对社会分工比例关系起制约作用，这些作用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能动作用进行的，所以，它是在整个宏观经济形态起能动作用的基础层面。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当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如果只从市场的需求方面或者市场的供给方面来解释原因，并根据这样的解释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那是不能抓到问题的本质的。这里需要再次重复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告诫：“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应用上述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原因就清楚了：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出了问题。难道不是吗?简要地回顾一下，公有制主体地位逐步削弱与经济结构失衡逐步严重，确实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早在在1999年，中央领导同志就提出，“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根本的是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缓慢” ，我们记得，那时，不少地方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已经开始搞MBO(经理层买断)的私有化“改制”。
——2005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我们看到，2004年末，全国第二次、第三次产业的公私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为56%：44% ， 数据显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也是在这一年，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盲目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正在显现”，“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相当艰巨”。
——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我们看到，2008年末，全国第二次、第三次产业的公、私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大体上是：46.6% : 53.4%。 数据显示在全国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2010年，中央领导同志撰文指出，我们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发展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地下、环境损害大、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等方面。”
——2014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这次没有公布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实收资本在全国实收资本总额中的比重，但是公布了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九个行业(从业人员占所有行业的91.5%)的各种所有制的从业人员的结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本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即生产领域体现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不同所有制企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数据，可以清晰地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本质关系。这样，我们看到，2013年末，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内的从业人员占比，只有7.5%;即使把“股份制和其他企业”从业人员占比(36%)，全部算成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总计也只占43.5%;然而，私人资本控股企业是不能算成公有制企业的，如果把其中一半(18%)算成公有资本控股(实际上可能不到一半)，那末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的占比也只占25.5%。 这样看来，在全国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只占从业人员总量的约1/4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到了严重地步!这样，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结构做出“重大结构性失衡”这样的判断，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对应于在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开始“明显下降”(2005年)，到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2008年)，到在“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到了严重地步”(2013年);相应地，中央领导同志对产业结构的状态的描述，也在逐步加重，从“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正在显现”(2005年)，到“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日益显现”(2010年)，直到“重大结构性失衡”(2016年)。
可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分析，应当承认，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削弱了。为此，要调整好经济结构，就必须从恢复第二次、第三次产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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